军宝讲历史 莫登庸归顺与明、安关系的颠模式，安南最后变为“特区”的表现

虽然朝廷关于征与抚之争议而不决，但云南、广西地方官仍一直在备战。云南方面主要的拉笼各羁縻部落，广西方面则主要平定境内的土司之乱。当时两广地区土司争端不断，因此之故，莫登庸才敢十分嚣张地说：“中国土官弑逆敷十年，无能下法，独问我哉?”有鉴于此，两广总督张经听取翁万达的意见，实施“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以期达到“威近而袭远，先声以夺交人之气”。在翁万达智取利诱的策略下，而安南的莫氏与黎氏对明朝的军事行动，反应不一。

莫氏归顺缺乏诚意

莫氏慑于明朝的威力， 尤其有黎氏旧臣武文渊及老挝、车里、八百等与明朝积极的合作，害怕受到南北夹攻，被迫向明朝作出妥协的姿态，派人分别向云南与广西廉州的地方官投书，恳求“乞贳其罪，修贡如制”；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备战。云南巡抚汪文盛将莫氏归顺之事奏闻朝廷，兵部一致认为：“莫氏罪不可赦，亟宜进师”。对于莫氏的归降书，广西廉州知府张岳则认为莫氏妥协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况且，据密探反映，莫氏对明朝已有极其周密的防御计划，由此可见，莫氏的归顺缺乏诚意。因此张岳建议：第一，明朝朝必须保证一定的兵力震慑边境；第二，莫氏归顺表文必须递送凭祥，内容必须有纳地请罪之款；第三，表文之言辞“必令极卑哀”。

随后翁万达平息土司纷争，明朝大军压境，莫氏十分惊恐，再次派遣阮文泰等赍表叩降镇南关，并陈奏其国人民土地实数，请求处分。方漉又分遣头目范正毅、阮文泰赍投降奏本赴云南、 广西，云南、两广守臣均将莫氏的降表驰报朝廷。适逢册立太子，世宗也想因势招抚，廷臣有文学才识、通达国体者，赍诏谕之”，但相关部门反复四次推荐的人选均不能满意，最终，晋升礼部左侍郎黄绾为礼部尚书，担任正使，出使安南。但黄绾多次托事推延，迟迟未能成行。对此，世宗十分恼火，革黄绾职，下诏停办使事，并但张瓒及廷臣均以为“夷情反覆，诡秘难信”，请依照原议征讨。

征讨目发生转变

只是此次征讨的目的产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若莫登庸父子果隐谋，则进兵以正朝廷之法；如其柬身待命，果无他心，则星夜檄闻朝廷，待以不死。”明显是要以威压之，达至招抚的目的。当时确定了由成宁侯仇鸾挂征夷副将军印、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关防，负责此次征讨事宜。毛伯温等到达广西。作为主战派的毛伯温，初至两广，一切工作并不如意，首先是两广守臣“多难之”。后由两广总督张经推荐，毛伯温与翁万达、张岳等商议征伐安南的策略，在处理安南问题的原则与思路上达至共识。在降服安南的策略方面，翁万达的建议务实而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处理有关安南问题的最佳方略，因此深得毛伯温的赏识。

在众将达致共识之后，毛伯温按照“以下策备之，以上策努之”的原则，对莫氏进行文宣武吓。首先是陈兵边境，毛伯温征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共12．5万余人，分三哨，自凭样、龙峒、思陵州入，又以奇兵二支声援；在钦州乌雷山等处驻守海哨。同时又传檄云南巡抚汪文盛亦分兵三哨进驻莲花滩，联络安南黎氏降将武文渊率兵六万候命。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给莫氏施予军事压力；其次传檄安南，说明明军以兴灭继绝之义讨罪，其对象仅限于登庸父予，其他“有能擒斩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赏银二万两，仍奏闻朝廷大加升秩；有愿以一府归附者，即以其府与之；有愿以一州一县归附者，即以其州县与之；仍各赏银一千两。”同时派指挥王良辅、通判苏廷献出关传谕莫氏父子“惟毋求封、毋求贡，束身军门、遣子请罪、归地缴印，去僭号、奉正朔，则天兵可止。”

在面临明朝大军压境的同时，莫氏也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一是爱子莫方瀛逝，二是部属将领相继策反，南方黎氏不断进逼。莫氏分管清化的黎丕归附南方清化的黎氏政权：黎氏大将郑检率兵在清化雷阳击败莫军；黎氏的另一大将阮淦进取义安，南方黎氏政权初步以清化漆马江一带为据点，准备与莫氏作长久的抗衡。在这种情形下，莫氏的唯一出路便是诚心归顺明朝。翁万达曾说：“莫登庸近因方瀛病死，虑有内变，乞降听处，或其本心。“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登庸本欲束身降服，假重天朝名号以自固定”。莫登庸携其侄莫文明及耆老士人“素衣系组…囚首徒跣”入镇南关，向两广三司参将等行五拜三叩之礼，然后递上降本。随后，由莫文明等率领莫氏政权的使团入朝听命。毛伯温等将此次莫氏归降的情形奏报兵部，并提出处理莫氏建议。

外而不内，以夷治夷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最好采取“外而不内，以夷治夷”原则。考虑到莫登庸戴罪在身，不宜封予王爵，可参考汉唐时期的作法，授予“都护总管等项名色”。后经朝廷众臣商议，最终作出了对安南事件的处理决定。至于黎氏后裔黎宁问题，黎氏使鼯郑惟僚称其遴匿漆马江一带，但莫氏众臣阮如桂、杜世卿等奏称：“黎宁系阮金之子，黎氏委果元人。”并且云南、广西地方官经查勘，亦称其“踪迹委的难明”，虽然，当时云桂边将建议，鉴于“黎氏自修贡以来，已蒙列圣宽宥，若其遗裔尚存，似宜体恤，合行云南抚镇等官查勘，果有可据，别无异同，听令仍于漆马江居住，见在所属地方，俱属管束，或量与职事，径属云南。若非黎氏子孙，置而勿论。”但是，明世宗的敕谕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置意见。

事实上，黎氏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当黎莫再起纷争，部分明朝官员为此而深感“祖宗以来积憾于黎”。此次对安南危机的处理，至少说明几个方面：一是明朝对安南的决策，由明初皇权主导，变为地方官员的主导。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明世宗一直倾向于征讨，朝中掌权者为讨好皇帝，基本上也是支持出征，而两广地方官员则极力反对出兵，倾向以招抚为主。其最后结果基本上是按两广地方官筹划而行。这与明初太祖、太宗，甚至宣德，由皇上主导对安南的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是对安南的处理结果，体现了明朝对外政策的务实的一面，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理念。安南黎利从不认为自己是由篡逆得国，他是从明人的手中夺取政权，在安南被誉为“民族英雄”，明朝尚可默认其统治地位。莫氏则是篡逆得权，本是触犯中国传统宗藩关系的规则，理应征讨，以助黎复国。而莫氏虽属“篡逆”，但对明朝尤为恭敬，对莫氏归降，毛伯温不无感慨地也正是安南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得明朝的地方官员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对传统的“兴灭继绝”的理念被逐渐的模糊，最初在是否出兵的辩论时，就有官员指出，出兵的目的，不是追究莫氏是否正统。

安南“特区”表现

三是，虽然莫氏获得了明朝的承认，成为了安南的实际统治者，安南的行政运作如旧，莫氏也获得世袭，安南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地位并没有变化，但是，在名义上已降为明鞭的一个“特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革除安南国王爵号，改为都统使，品秩只相当于明廷的从二品，授予涂银铜印。其国内地方行政改为“宣抚司”主理，形同明朝周边羁縻州的设置。虽然各级官员如宣抚、同知、副使、佥事，由都统使“自行升黜”，但于朝贡之年，必须“以井黜过官员总数奏闻”。明朝士大夫对“都统使”的意义早作注脚，所谓“乃削其爵而卑世官，比于内吏。”这是自宋朝安南独立以来从 未有过的现象。

最后

安南承袭都统使时，明朝不再委专使赴安南任命，而是将任命的有关敕谕、印信托附广西地方官。安南的继承者亲自到镇南关经过勘验明白，就地领敕回国。广西方面每年授予大明大统历一千册，让其在安南境内颁布通行，以示内属。虽然规定安南仍然持“三年一贡”，但使臣在明廷得不到陪臣的待遇。嘉靖安南使臣入贡，明廷礼臣建议“安南既废不王，则入贡官员，非异时陪臣比，宜裁其赏赉。”明世宗最终定：“既纳贡输诚，其赉如故；第罢赐宴，稍减供馈，以示非陪臣礼。”以上三方面的措施，实际上是将安南国在体制内定位为内属之行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