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爱历史 襄樊战役一国军中将被炸死，刘伯承：定是诈死，掘地三尺也要抓住

蒋家王朝统治大陆期间，人所共知的蒋介石宠臣主要有二，其一是我们所熟悉的军统头子——戴笠，而另一位则是法西斯组织——三青团的创始人——康泽。按照国民党的规矩，若要面见蒋介石，必须首先通报其侍从官。只有蒋介石同意了，才会接见，否则就只能吃闭门羹。

而康泽却不同，他无需通报，径直面前蒋介石，即使宋美龄在场，他也可以直接闯入。在这方面，只有戴笠与他拥有同样的特权。因此在国民党内，康泽和戴笠并称为“康戴二公”。

对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来说，康泽是一个危险、凶残、狡猾的敌人。相比于军事，康泽更擅长于政工。他本是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人，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虽然家境贫困，但是学习格外刻苦。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后，便赶赴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康泽每天都刻苦学习。即使是节假日，也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三民主义以及政治、军事理论。

一个星期天，康泽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里自习，研读着校长蒋介石的训话纪录。正在这时，蒋介石心血来潮，到图书馆里视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正巧碰到康泽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蒋介石走到康泽身边后，翻阅起他的笔记，然后欣慰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星期天还不休息吗？”

康泽回答：

“我叫康泽，正在整理校长的训话！”

听到这里，蒋介石微笑着对康泽点了点头。从此之后，蒋介石心中暗暗记下了康泽这个名字。半年后，康泽在蒋介石的推荐下，去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校就读期间，康泽展现出过人的特务天赋。一次，中国留苏学生举办了聚会，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和邵力子结婚。结果傅学文豪爽地说：

“我准备借助邵力子的关系，回国刺杀反动派蒋介石。”

此时，康泽也在聚会中。狡猾的康泽假装没有听到傅学文说的话，他以聚会太吵为由，让傅将刚才所言写在一张纸条上。傅学文不知是计，坦然写下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回国后，他将白纸黑字交给了蒋介石。看了纸条，蒋介石认为康泽忠诚可嘉，因此将他委派到中央党务学校做训导员。

一直以来，蒋介石总是感到国民党软弱无力，不如共产党有活力和精气神。因此，他一直想模仿苏共，建立中国的“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机密的情报机构）。

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康泽、贺衷寒等人建立了所谓“复兴社”。为了表达自己对复兴社的重视，蒋介石还亲笔写下“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行动纲领。

然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所写的十六个字，一个都没实现。九一八事变后，大好河山沦丧，蒋介石不思抵抗外侮，反而醉心于内战。而复兴社，便是他发动内战最好的工具。

复兴社一共有三支主要力量，分别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以及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而康泽手下的别动队，素来以作战凶悍、意志坚定、狡猾异常而著称。

这支别动队，是模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党卫军所建，是彻彻底底的法西斯组织。他们仅仅效忠于蒋介石，反动气焰异常凶悍。

在针对苏区的前四次围剿中，国军屡战屡败。蒋介石痛定思痛，认为是因为国民党在政治上输了共产党一筹。因此他命令康泽，将别动队化整为零，投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他们身穿便衣，携带手枪，到处进行破坏活动。

由于别动队人员都接受过反共理论教育和严格训练，因此破坏力极大。在用暴力攻打红军的同时，他们还到处散发反动材料，大肆污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因此，别动队几乎是红军最为痛恨的敌人。

对于别动队的“殊勋”，蒋介石十分满意，他曾下令：“为保证别动队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至于“剿共有功”的康泽，自然也是步步高升。只不过康泽的升迁，是踩着人民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完成的。

康泽为人阴鸷，总是一本正经，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盯着其他人的脸看，似乎要把你的一切都看穿。抗战期间，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每天都要看着这一张令人作呕的脸。因此这位大文豪形象地将之称为“僵尸”，正所谓：

“康泽迈着他那僵尸一般的步伐走来了。”

虽然康泽在旁人看来并不讨喜，甚至令人厌恶。但是在蒋介石眼里，他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1936年，康泽升任国军中将，这一年他才32岁。不久后，他又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可谓是大权在握、炙手可热。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担任国民党俩委员。同月又由蒋介石提名，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从而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

然而就当康泽步步高升，达到反动政治生涯的巅峰之时，他的末日却马上就要到来了。

随着蒋介石“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相继失败，机动兵力受到严重打击。由此，解放军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而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更是成为整个战局的破局点。

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连接湖北与河南，依山带江，控遏南北，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襄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三国到明朝，襄樊多次爆发激战。而在解放战争中，襄阳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伯承分析敌情，认为襄樊是白崇禧掌控下桂系集团的重镇，只要攻占襄樊，南面的江汉平原就将成为一马平川，其统治核心区——武汉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只要占领了襄阳，还可以直接入川，威胁国民党的西南后方。由此，我中原解放军于1948年6月，定下了攻打襄樊的计划。

作为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自然也知道襄樊的重要性。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竟将这座重镇交给了康泽防守。

康泽，是一个大特务，长于政工，短于领兵。自始至终，都没有领过什么兵。蒋介石之所以把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的康泽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完全是因为国军内部派系复杂，自己无法掌控。他着实担心，其他派系的将领不听自己的指挥。相比于让白崇禧派人接防，还不如换自己的亲信上台。而这一决定，让白崇禧气得直骂娘。因此自1948年1月起，康泽就担任了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康泽在军事上有几斤几两，他心中自然非常明白。因此自从康泽踏上襄樊土地的那一天起，他悬着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来过。

一开始，蒋介石原本想将康泽任命为热河省长。然而此时，热河大部分县市已经为我军所解放，而他所要面对的，是我军的名将程子华。康泽自知不是程子华的对手，因此说什么也不愿就任。

然而到了襄樊，他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同样甚至更加棘手的对手，他便是有“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

康泽军衔是中将，王近山建国后也是个中将。但是两个中将，在军事才能上却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王近山是一只猛虎，康泽顶多就是个狡猾的狐狸，根本不是王近山的一合之敌。

襄樊战役打响后，王近山与他麾下的虎将所向披靡，很快便扫清了襄樊城的外围。他“刀劈三关”，连续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从而将康泽死死地按在襄阳、樊城内。

更令康泽恼怒的是，王近山的六纵大兵压境，襄樊城市民的民心却变了。我军攻入樊城后，一六四旅的刘旅长狼狈地逃到了襄阳。他向康泽报告说：“樊城的民心已经变了，居民们家家户户摆了茶水、襄阳、猪肉、糕点、鞋袜等慰问品，原来以为是慰劳共军的，一问，才知道是欢迎和慰问共军的。”

听了刘旅长的汇报，康泽突然恶由胆生：既然樊城百姓如此“不识抬举”，就别怪我康某人无情了。

于是，他通知刘旅长，立即搬来化学迫击炮，释放黄磷弹。在黄磷弹的轰击下，樊城火光冲天，居民们四散奔逃，死伤累累。同时，黄磷是有毒的。由于毒气弥漫，致使解放军攻击受挫，伤亡不断增加。然而即便如此，六纵依然占领了樊城。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王近山：

“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王近山得令后，指示全军：

“一定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就不算全胜。”

顶着康泽的毒气弹，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康泽连连打电话给白崇禧和蒋介石，希望他们务必派兵来救。

然而白崇禧只是口头答应派一个师前来援助，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派不出什么兵。因此康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蒋介石呢？则说解放军只有山炮6门，缺乏重武器。襄阳城小而坚，不如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得到电令后，康泽再次释放黄磷弹，将城外的居民房舍焚烧一空。随后，他撤出城外据点的部队，龟缩在襄阳城内。

在司令部内，康泽与他的副手郭勋祺商量作战方案。襄阳城内，主要以川军部队为主。因为担心镇不住这群四川兵，因此康泽请求川军旧将郭勋祺为自己的副手。

在作战会议上，康泽问郭勋祺：

“郭副司令，你看城防兵力该如何部署呢？按照我的意思，是以杨家祠堂司令部为中心，对四个关门分兵防守。”

郭勋祺看了一下城防图，认为康泽的计划不妥：

“司令，分段防守固然好，但是平均使用兵力，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不及其余。目前情况，共军主力接近西门，而东门的共军不过是一些地方部队。因此我判断，共军攻击方向必然是西门和南门，因此只要在这两处加强兵力就好了。不过我认为，共军最可能的突破点，还是西门。”

一开始，康泽认为郭勋祺的计划十分有理。然而当他准备依计而行时，突然觉得不太对。因此郭勋祺并非中央军嫡系，似乎和共军眉来眼去，他的话决不能全听。因此他对作战计划做了保留，将重点兵力放在南门。相比于西门，南门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按照兵法避实就虚的特点，共军一定会主攻南门。

然而康泽万万也没想到，王近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将攻击重点放在了西城。因为他早就料到，康泽肯定会把主力放在南城。和王近山比，康泽还是嫩了点。

7月15日，王近山下达强攻西门的命令，在尖利的号角声中，六纵的虎狼之师对西门发动了海啸一般的攻势。

康泽见西门杀声大作，一时间慌了手脚，他不禁大惊失色：

“完了，我中了王近山的疑兵之计了。”

20点30分，解放军的山炮打垮了西门的城墙，六纵突击队率先突破西门，随后和城内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到了16日拂晓，六纵已经占领了襄阳城大部分区域，康泽以及他的余部，被压缩在杨家祠堂和古楼一带狭小的区域。

杨家祠堂是康泽的司令部，呈正方形，四周没有民房，四角都筑有坚固的碉堡，中心还有一个三层的主碉堡，从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

15日，我军突然城中后，康泽便戴着钢盔，躲进了坑道里。而实际指挥者，已经成了郭勋祺。郭勋祺每天都在给南京打电话，他幻想着蒋介石会派救兵来援。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前来救援的国军，早就被我打援部队死死地拖住了。

如今，康泽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王近山也不急于攻坚。而是将迫击炮拖到杨家祠堂前，对准敌人司令部进行平射，一炮一炮地轰击。这些迫击炮弹如同一个个的榔头，砸得守军头晕目眩、头破血流。

下午攻击开始，我军使用工兵爆破，然后在缺口处用机枪猛扫。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碉堡内的守军纷纷举起双手，向我军官兵递出了武器。

而此时，困兽犹斗的康泽依然不肯投降，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中的血债太多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见大势已去，于是拿血抹了抹脸，躲在一处死人堆里装死。

这是陕南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已经杀入了碉堡，四处寻找康泽。三十四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率部抓到了郭勋祺。

当时，谁也没有见过康泽长什么样。张景纯见郭勋祺长得白白胖胖，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因此认为这人就是康泽。同时，郭勋祺身后的警卫交出了康的公文包，更是应证了张景纯的猜想。

就当张景纯准备将“假康泽”带到司令部报功时，六纵的官兵也来杀到了现场。六纵突击队的战士立功心切，竟然和十二旅的官兵抢起了郭勋祺。争吵中，双方官兵差点就发生了内讧。

就在此时，十二旅旅长刘金轩走了过来，他一见此事，哈哈一笑：“十二旅和六纵是一家人，交给六纵好了，还争什么？”

于是，郭勋祺便被六纵官兵当做康泽给抓走了。然而一审讯，发现此人并不是康泽。全军上下立刻紧张了起来，于是再次对全城进行大搜捕。

此时，有国军俘虏说，康司令已经被解放军的迫击炮炸死了。然而刘伯承却认为：

“康泽一定是诈死，不然怎么没有看到尸体。因此掘地三尺也要找到。”

7月16日，官兵们在康泽副官傅启戎的指引下，找到了康泽藏身的坑道。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傅启戎看到一具死尸，体态很像他的长官。于是，官兵们试探了一下，发现此人果然没死。于是，战士们七手八脚，把满脸血污的康泽拖到了洞外。

刚出洞，有俘虏看到了康泽，纷纷说：“司令官被捉住了”。而康泽呢？依然躺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

有的战士生气极了，他狠狠踢了康泽一脚：

“不要装死了，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了。”

还有战士愤怒地说：

“康泽你个大特务头子，杀害了多少百姓，今天你要血债血偿！”

康泽心里明白，战争时期，打红了眼的战士什么都做得出来，于是他一骨碌爬起身，窝囊地说：“我投降，别开枪。”

就这样，康泽成为了我军的俘虏。新华社前线记者立即挥笔写出一篇通讯——《康泽就擒记》，有的报纸还给康泽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这样的标题。

其后，康泽被带到了刘伯承面前。刘伯承严厉地斥责康泽：

“你知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毁坏民房是有罪的！”

在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康泽吓得魂分魄散，不住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啊！”

刘伯承最后说：“你确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如今你成了战俘，我们的政策是不杀俘虏。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宽大处理。”

最后，刘伯承命令士兵给康泽上了脚镣，由重兵押送，最后被关押在华北军区的保卫处。

康泽没有像自己保证的那样杀身成仁，而蒋介石呢？却火急火燎地将康泽树立为“烈士样板”。国民党宣传部门不断强调：“襄阳之战康泽殉难”。蒋介石也在聚餐时，心情沉痛地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在他心目中，康泽对自己忠心耿耿，肯定是“壮烈成仁”的典型。

谁知道，新华社以铁的事实，证明康泽并没有死，而是做了俘虏。而这也使得国民党阵营十分震惊，更令蒋介石狼狈不堪。

全国解放后，康泽被押送到功德林改造。康泽自知与共产党有血海深仇，在他看来，被镇压是迟早的事。然而，康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共产党对于他并没有这个想法。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点了康泽的名：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傻，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出路，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因此在功德林，康泽不但没有被虐待，反而受到了极好的照顾。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康泽抓捕了共产党员后，从来都是酷刑伺候。而共产党，却对自己宽宏大量，每天吃饭有肉有蛋。生了病，共产党立即会给他治疗。久而久之，康泽感到十分愧疚。

最终，康泽决定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罪恶的昨天说再见。于是他每夜都笔耕不辍，将自己所知道的内情都讲给人民政府听。最终，康泽交待的材料数量之多，竟达到3000多件，稿子堆起来足有5尺高。据说康泽刚刚写出坦白材料后，毛泽东整整读了一晚上。

1961年，康泽被特许“监外就医”，实际就是把他释放了。1963年，康泽正式接到了特赦令，成为第四批被释放的战犯。特赦后，康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而此时呢？蒋介石依然在台湾大谈康泽的忠心。他在一次党务会议中说：

“我曾经提到的康同志在大陆被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日我愿意重新提一回。康同志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炼狱般的折磨，身体早就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快脱落没了。”

听说此事后，康泽还专门发表文字，痛斥蒋介石的两面三刀。曾经的康泽，从来不对蒋介石说个“不”字，更不会说蒋介石的坏话。而此时，他却说：

“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是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在北京病故，终年63岁。作为一个罪恶的、满手血腥的特务头子，康泽却安享晚年，而这也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大胸怀。康泽并非不可杀，但是相比于消灭他的身体，改造他的灵魂实际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