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杰讲历史 鄂岳镇的设置及其演变，以及设置及其原因分析

由于安史之乱祸乱全国，唐中央在全国各地皆设置节度使或团练使来平定叛乱，而中央依靠的经济基础正是江、淮地区，运输通道则是至关重要的江汉漕运。大运河运输时断时续，江汉漕运成为唐中央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为了物资的稳定供给，唐中枢势必要保证运输道路的安全。鄂州作为江汉漕运的“桥头堡”，处于漕运路线的关键之处，鄂岳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立并不断壮大

1.鄂岳镇的设置及其原因分析

鄂岳镇设立的直接原因是配合唐中央的整个军事部署，在全国各地设立大小不一的方镇来协调配合，从而能够迅速消弭叛乱。但设置鄂岳镇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保障江汉漕运的安全。鄂岳镇最初建立的时间是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这时候距离安禄山开始叛乱的时间己经有一段时间。为何要在此时设立鄂岳镇，还得从这个时间的军事大局找出原因。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末，安禄山起兵叛乱，但紧接着在公元７５７年，安禄山就被自己的侍儿杀害。

在安禄山死亡的这段时间，官军在战场上是优势方。在河北方面，“会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本来“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已被李光弼部挫伤锐气且多有伤亡，现在骁将史思明回守范阳，蔡希德自不是李光弼的对手；河东方面由于郭子仪眼光独到，“以河东居两京之间，扼贼要冲，得河东则两京可图”，出兵河东，贼将崔乾佑不敌，郭子仪“遂平河东”，河南方面张巡、许远苦苦支撑，暂时抵挡住了尹子奇攻击。

2.鲁炅紧守南阳，也阻挡武令徇、田承嗣的攻势

这些军事行动基本将叛军牢牢盯住，遏制了叛军南下的脚步，保证了江、淮地区的安全，在整体军事走向上，己快到反攻的阶段。但是处于腹里的山南地区，却起了内乱。玄宗在去往成都的路上，发布了有名的《幸普安郡制》，任命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永王赴镇的同时肃宗也己经在灵武即位，并获得玄宗的认同。但是永王不听肃宗的号令，竟“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妄想割据。

“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这样耗费大量的财富招兵买马，沿江东进，打了几个胜仗，致使“江、淮大震”，给江、淮地区带来了战争的阴霾，为明朗的局势增添一点几分不确定性。肃宗集团本就是以江、淮的财富为其经济基础，江、淮地区的不稳定无异于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将自己炸得粉碎。这引起了肃宗的极大担忧，不得不费心先将其消灭。有了永王这个后顾之忧，肃宗在制定反攻计划的时候，不同意李泌先取范阳的建议，而是用“朕切于晨昏之恋”。

3.这个借口命诸将先收复两京

为力保自己皇位的安稳，而不是完全消灭叛军的力量，致使战争的时间大大地延长。肃宗的决心如此坚定，永王毕竟力量不足，大将逃散，不久就失败被杀。山南及江、淮地区暂时安定下来。不久，在众人的努力下，收复两京，史思明也投降朝廷，只剩安庆绪一党苦苦支撑。眼看着战争就要结束，事态却朝着诡异的地方发展，乾元元年，也就是至德二年后一年，史思明降而复叛。而肃宗不想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劳过高，在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的时候不置元帅，新设置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宦官鱼朝恩为之。

诸节度使作战计划都要得到鱼朝恩的许可方能实行，鱼朝恩成为实际的元帅。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７年）三月，官军与叛军决战，诸节度使皆溃败而归，同时，史思明击杀安庆绪，吞并了安庆绪的人马，自称大燕皇帝，以范阳为燕京，又南下侵扰，不日己寇至南阳，战争的事态愈加紧张。正是这种多变紧张的局势，江、淮地区作为贡赋中心更是不容有失。所以在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这段时间内，长江以南诸州节度使、观察使、守捉团练等使相继被设立。以鄂州为中心的鄂、岳、沔都团练守捉使也在此年正式建立，此后，由于中央的需要，慢慢升为节度使，成为唐廷防止叛军南下、确保江南贡赋供给的军事重镇。

鄂岳镇名称的演变

鄂岳镇设立之初，长官官名为鄂、岳、沔都团练守捉使。《旧唐书？职官三》防御团练使一条记载：“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宝后置，未见品秩。”《新唐书？百官四下》又曰：“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州。”可见初设的鄂、岳、沔三州都团练守捉使主要任务是都管鄂、岳、沔三州的军事防务，因治所在鄂州，则以鄂州刺史领之，又只领鄂、岳、沔三州，还算不上是重镇。

观察使相当于处在非战场上的节度使，可以都管所辖州县内的所有大小事务，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鄂州第一任观察使穆宁在其《秘书监致仕穆公（宁）玄堂志》说至“诏择文武全才以守夏口，我于是有专城连率之寄，金印紫绶之宠。”可见观察使是地方最高首脑，有相当的大的权限。但其主要任务还是以政务为主要侧重点，负责州相关的民事，多在无军事行动地区置观察使。

而都团练守捉使任务明确

仅仅负责军事防务，在民政方面仍归各州的刺史主管。由都团练守捉使变为观察使，说明其地位有所上升，也表明在当时全国少有军事活动，国家整体较为和平。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３年），史朝义败死，也宣告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从此结束，全国在大范围内再无兵戈，国家也从战争中抽出精力，致力于民政。所以地方上更需要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

大历十四年，罢鄂州都团练观察使。建中四年，又复置鄂州都团练观察使。德宗即位，朝局为之一新。但建中二年（公元７８１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德宗锐意削藩，不许其子李惟岳节度使旌节，削藩战争由此开始。在削藩战争的同时，占据淮南的李希烈也不听朝命，导致战争南北并起，“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运河运输道路再一次被阻绝，江汉漕运也因为梁崇义叛乱难以为继，于是朝廷百般聚敛。

结束语：

德宗所用非人，致使仓促幸陕，这时候襄州由朝廷掌握，得以能够依靠江汉漕运来为朝廷运输贡赋、钱粮物资。所以在建中四年，又得经略江汉漕运沿线，鄂州都团练观察使也在此时复置。直到元和年间，宪宗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增领安、黄二州。此后武昌军时废时置，具有权置性质，究其原因，正如李文澜所讲述的一样：“出现武昌军的废置，多与朝廷各势力消长有关，具体来说，与宰相身份的重臣进退有关，人来则置，人去则废。可以说武昌军节度使完全是因人事升沉而设，它的权置性决定了不可能替代鄂岳镇的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