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启智 商鞅法家人性观思想，认为要随时代发展不断变革法令以此治理国家

商鞅虽未对人性是善，还是恶做出直接的评价，但他强调人性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性观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应运而生的。

商鞅的人性观继承的是法家的人性观思想。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对利益的追求，利是民众千辛万苦追求的。他把利看成了是本能，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是追求温饱、安逸、荣耀，选择对自己有利的。

人们长久的喜欢爵祿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可以设置对应的惩罚制度，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商鞅认为制定法律要符合人的天性，制定的原则就是以劳作为简单荣耀的事情，同时把刑罚作为惩治手段配合使用。

商鞅认为，人性有好恶，饥、劳、苦、辱是民众厌恶的，饱、佚、乐、荣是毕生所求的。农耕让人辛苦，战争使人恐惧，这些都是民众不愿意的。但人的本性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所以只要把握好人的需求，激发人的欲望，就能抓住人心，就可以驱使人的行为。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观，才让他的变法取得成功。商鞅的历史观是商鞅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变法的理论根基，在研究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鞅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夏、商、周施行不同的礼制却能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制定不同的法度却都能称霸一方，那么敢于更新礼制的人才是智者、贤者，墨守成规的人恰恰是愚者、不肖者。

远古时代是家庭成立到原始社会的阶段，以自私自利为原则。中世时代是原始社会到国家形成的阶段，崇尚贤德仁爱，奉行公正之道。

以上三个时代，不是行事互相违背，而是世风变化，社会形势改变，所以施行的政策不同，时代的不同决定了治国平天下的办法各异。

圣人不效仿古人以免落后于时代，也不遵循今人以免被社会形势阻碍。昊英、黄帝都能称王是因为时代不同。治国英明的君主，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考察社会风俗制定法律法规。

商鞅的历史观，厚今薄古，因时变法，因时立法，在一定因素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商鞅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而制定法令，不固步自封，不法古修今。他的历史观为他改革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谓法治观是指大众对法律的定位、性质、目的和作用的理解和看法。自古以为，不论中西，不论古今，不同时期的人对法治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身处乱世的商鞅制定法律政策，也有自己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先前政治家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和子产率先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所谓的仁义礼乐，都会因为失去基础作用，而难以调整社会。然而把法变成治国之术并成功实施的是商鞅。商鞅的法治观注重定分、胜民。

商鞅认为法律首先要定分即确定名分。如果名分没确定，社会就会有争夺的现象，就会混乱不堪，而名分确定了，人人都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从而能各自为治。法度作为国家的权衡，要明确职分，还要规定法律的明确标准，符合规定的就奖励，危害国家的就惩罚。

定分之说是为了确定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从而维护民众的财产和安全。如果有人做了违法的事情，就应该接受处罚。这就是商鞅所主张的定分的内容和意义。

商鞅提到，法律还须胜民，战胜民众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征服民众。他强调治理得法的国家致力于使人民弱，英明的君主会运用，弱民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愚民、辱民和穷民，达到民弱国强的目的。

表彰善行的政策，使人们容易隐藏自己的罪恶，隐过的结果，就是民胜法；而罪诛的效果，可以使民服法；用民胜法的方法治理国家，社会只会更加混乱。

用法胜民的方法治理国家，社会才能得到治理。法胜民是正确的治理方法。商鞅持有的定分、胜民法治观，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明确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

商鞅正是在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的人性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观和定分、胜民的法治观的理论基础上，勾勒出了理想的社会蓝图，也为其变法活动提供了理性支撑。

商鞅认为面对战争不断、人情冷漠、社会混乱的实际，只有强有力的法律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只有君主的专断才能结束混乱的局面。法代替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