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学习 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刽子手，是如何一步步的走向疯狂的？

正是在二战开始后的几个月内，28岁的萨克森豪森副考勤主管古斯塔夫·佐尔格（GustavSorge）蜕变为一名刽子手。佐尔格以前杀过人，1934年底他加入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后就第一次参加了枪毙囚犯的处决，那时他刚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不久。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集中营这所暴力学校里继续修行，不过在战争爆发后他才开始大规模杀人。与其他的看守不同，佐尔格并不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他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成了一名钢铁工人。

波兰在一战后占领了他的老家西里西亚，于是佐尔格像不少纳粹杀手一样成了在国外长大的德意志裔人。在青少年时期，他脑子里充满了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最终于1930年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因为失业变得更加极端。佐尔格全身心投入纳粹事业，在1931年19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于次年加入了党卫队。虽然他的外形并不高大，身形矮小且声音尖细，但他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成了街头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在一次与其他派别人士斗殴之后，他得到了“铁人古斯塔夫”的外号（借用了当时一位德国名人的名字），这一“荣誉徽章”后来被他带到了集中营。

战争初期，古斯塔夫·佐尔格在萨克森豪森领导了一小队党卫队杀手，组成了一支非官方的行刑队。一名逃脱的囚犯向英国情报员形容佐尔格是执掌生死的“判官”，“他的帮凶和助理们经常通过不道德、残忍的手段相互竞争”。这群人大部分由负责监视囚犯营房和劳动分队的分区主管组成，只有那些行径凶残的党卫队队员能够成为分区主管。剩下的人则被佐尔格这样的上司点评为“太软弱”或“太懒散”，被调往边缘岗位或是去担任守卫了；1941年初，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因为做了太多坏事而噩梦缠身，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病房。

加入萨克森豪森队行刑队的途径有很多。队里大概有十几人，大部分是20多岁的士官。最年轻的是威廉·舒伯特（WilhelmSchubert），并于1938年春天进入萨克森豪森指挥参谋部，到了次年夏天，22岁的舒伯特成了分区主管。党卫队同事们嘲笑他不成熟不稳重，但他通过公开展示自己的凶残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舒伯特总能很快掏出武器，所以囚犯给他起外号为“快枪舒伯特”。他在1941年被提拔为二级小队长。

行刑队中最让人畏惧的角色可能要数里夏德·布格达勒（RichardBugdalle），囚犯们称他为“凶残达勒”。1937年，29岁的布格达勒成为分区主管，比其他人当上主管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但像其他人一样，布格达勒从骨子里就是一名纳粹积极分子，他在1931年10月加入党卫队，并在集中营工作多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格达勒领导着臭名昭著的惩罚连。不同于舒伯特在折磨囚犯时情绪激动，凶狠的布格达勒非常镇定冷静。他的特长是用拳头击打囚犯：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他能精确地瞄准肋骨和胃部，几拳就可以把囚犯打死。“如果要除掉囚犯，”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作证说，“舒伯特和我总会带上布格达勒。”

行刑队的人有时会根据上级的指令行事，但有时自己也充当法官和刽子手，以各种“罪名”判囚犯死刑。当佐尔格一伙决定升级“欢迎仪式”之后，有几名新来的囚犯刚到就被杀死了；其他人则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被盯上了，因为党卫队“打算慢慢消灭（他们）”，正如佐尔格在战后承认的那样。[192]一些被杀的新囚犯涉嫌性犯罪或是同性恋。1939年11月15日，奥地利检察官卡尔·塔皮（KarlTuppy）被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一到营内，党卫队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塔皮被关在政治办公室中殴打了20多分钟。名叫鲁道夫·文德利希（RudolfWunderlich）的囚犯被叫来将塔皮拖走，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的脸已经被打变形了，只是一块不成形的肉，上面满是血和伤痕，眼睛全肿得凸了出来。”文德利希将塔皮运到大门口，佐尔格和舒伯特两人继续轮流殴打他。塔皮在当天晚些时候就死了。

行刑队不仅看囚犯们的身份，还看他们在萨克森豪森的行为，稍有差池就立刻处决。1940年的一段时间内，佐尔格杀了一个没有立刻问候他的囚犯，杀了一个跌倒的囚犯，杀了一个在信上留下墨渍的囚犯（党卫队怀疑是某种暗语）。任何胆敢冒犯党卫队的人——大部分是不知轻重的新来者——都会落入险境。当著名的前工会官员洛塔尔·埃德曼（LotharErdmann）在1939年秋天来到集中营时，他对这里的暴力程度感到震惊。当被威廉·舒伯特殴打时，他大胆回嘴说：“干什么？你打我？我在一战时是一名普鲁士军官，现在还有两个儿子在前线。”结果，埃德曼成了重点关注对象，被戏称为“长官”。他被殴打了几天，尤其是舒伯特和佐尔格，一直打到他不能动为止。他在1939年9月18日死去了，此时距他来到集中营仅有两周左右。

虽然萨克森豪森看守的暴力行为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谋杀运动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战争开始之后。1939年10月，党卫队建立了自己的形式法庭，让集中营党卫队完全逃脱了司法部门的监管，这极大地鼓舞了看守。[196]此外，饥饿和传染病让囚犯们不成人形，这样党卫队可以更自然地将他们当作“人渣中的人渣”来对待，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这样形容。但更重要的是党卫队的升级处决政策。看守们知道他们的上司想要囚犯的命，那他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最后，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暴力整体爆发出来。囚犯们猜测可能是远方频频传来的捷报让集中营党卫队越发野蛮。当德军在国外消灭敌人时，看守们感到他们也应该在“内部前线”做相同的事。这也呼应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纳粹领导人对胜利的狂喜催生了第三帝国的灭绝政策。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因为觉得第三帝国坚不可摧而随意杀人，另一些人则是在战事不利之后大开杀戒；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人是为了“报复”那些子虚乌有的对德国人的袭击而拿起了屠刀。

没过多久，像古斯塔夫·佐尔格这样的地方党卫队队员就要求得到自由处决权。虽然他们明知公开杀人需要得到上级的许可，但这些杀人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就像佐尔格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的：“当我们虐待和杀死囚犯时，我们认为是在帮助国家和领袖们。”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言论是自欺欺人。毕竟党卫队队员有时候只是用酷刑找乐子。无论如何，杀手们确实感受到了上层的意思，就像佐尔格后来解释的那样：“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坚信之所以下达行动的命令，是为了让下级官员们朝着一个方向做事，让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努力，去迎合最高层的愿望。”这样，党卫队杀手们相信他们是在为领袖们办事。这最终造成了一个致命的结果：自上而下的处决命令和下面自发的谋杀行动相互促进，让集中营变成了毁灭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