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说历史 唐朝的府兵制败坏，在对战契丹中失利了

唐“府兵制度败坏，在奚、契丹突然事变的面前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法应付了”。没有设立节度使之前，唐边防军设置的最高一级为都督府，以下是镇、戍，府兵和募兵是边防兵士的基本来源，黄永年先生认为两者合起来人数也不会太多。正是由于都督府的兵力太过于薄弱，所以契丹李尽忠很容易就攻陷了营州。事情发生后，武则天仍然沿袭唐初的老办法，三次命将出师，大肆征调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四道八个折冲府的府兵，但“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当年九月武攸宜受命之后所征之兵）十月上旬到，计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

水雨如此，征符到彼未久

当日便发，犹不及期，况未便发。且日行不可百里，若违限者死，国有常刑，到不及期，惧罪逃散为贼，此更生一患”。可见府兵征调在路上最少也要用四十日行程，再加上征发所用时日和到达目的地后的休整时间，大军出征最快也要在受命之后的到’天后，这还是在一切都颇为顺利的情况下的乐观估计，若像当时“水雨如此”，道路泥泞，则所费时日更长是可想而知的。就算勉强赶到，也已“兵疲不堪用”，所以府兵征调多费时日，不利于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做出及时反应是很明显的弊端，契丹正是利用这其中的时间空隙从营州一直打到河北冀州的。

此外，早在高宗时，百姓从军的热情就因为军功入仕制度的破坏、征调过程中的种种不公等原因而大减，加之高宗后期以来国家战事不断，调发日加，所以府兵征调中逃避兵役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致府兵兵源短缺。本来唐就因战线过长，战事拖延日久，致使兵力分散，严重不足，如果新的府兵再征调不上，唐势必更加吃力。所以武则天在大发府兵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为兵，以图弥补兵源不足的问题，但是“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未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

唐就更要在府兵征发上大下功夫

为了保证兵源唯有强行征发，致使“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再者由于在府兵征调中早就存在“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的现象，从而造成整个府兵队伍战斗力的日益下降，以致在这场战争中，唐军虽然人数占优，名将领军，所谓“具精甲百万，以临蓟门；运海陵之仓，驰陇山之马，积南方之甲，发西山之雄，倾天下以事一隅”，但仍两次被契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总之，府兵制度下兵源紧张短缺，府兵战斗力下降，征发又耗费时日的种种弊端在这场战争中暴露无遗，也是造成唐军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朝廷内部的用人选将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正是由于营督赵文刚愎自用，不能以恩威二手制两蕃，才惹出祸端。后来开元五年契丹李失活来朝时武则天的孙子玄宗也承认“往缘边牧非任，遂令卿等失业”，所以卢《论突厥疏》中指出“则朔方之安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其边州刺史，不可不慎择”。

武则天三次任命武氏亲贵

为大总管或安抚大使，统领大军迎敌，虽然有姚、王孝杰、娄师德等老臣名将做副手，但这些纨绔子弟实非将帅之才。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时唐军一败硖石谷，无有寸功。武攸宜随即被任命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当王孝杰等再败硖石谷后，陈子昂向他指出：“今败军之后，天下侧耳草野，倾听国政。今大王冲谦退让，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统众。前如儿戏，后如儿戏，岂徒为贼所轻，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足见武攸宜实在不是统兵之才。

他一见前军王孝杰败没就吓得驻足渔阳，不敢再进，似乎并未意识到“今发半天下之兵以属王，安危成败，在百日之内”，反而“轻以为寻常”，卢藏用《陈子昂传》）。武懿宗身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甚至不敢与敌数千骑交锋，坐观契丹屠掠赵州，在战后奉命安抚河北时却“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回朝后更主张族诛河北百姓从贼者。

残忍嗜杀，无才无识作威作福之辈

有大臣要提出：“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武则天在战争中对武氏亲贵的任用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此外，当时朝廷用人也存在很多问题，陈子昂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国宠荣……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恩养圣朝，甚矣厚矣。及边有小贼，则云无人驱使，又劳圣恩远访外人……然则国之所养者总无用之臣，朝之所遗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养无用，欲令忠贤效力，凶贼灭亡，以臣愚见，理不可得。

近者辽军张立遇等丧律，实由内外不同心，宰相或卖国树恩，近臣或附势私谒，禄重者以拱默为智，任权者以倾巧为贤，群居雷同以殉私为能，媚妻保子以奉国为愚”。所幸武则天不愧为一代女杰，她很快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大胆起用文官任武职，擢拔干练人才，一大批被贬的才臣被重新任用，一批有才的中低级官吏也从战争中脱颖而出，承担了平叛和安抚的重任。武则天时期忽视了对东北边防的经营。长期以来契丹等东北民族与唐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善，屡次助唐征战，而且“田牧混乎四，贸迁通于三市”。

表面的和平、友善

掩盖了东北地区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再加上唐忙于与吐蕃、突厥交战，西线、北线战事频仍，也就放松了对东北边防武备的经营，以致戍人解甲，边马垂辔，临战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战争中死节的唐冀州刺史陆宝积就是因为忘记了“狡尔猖狂，难以德镇”的事实以致“政宽成俗，兵机不振”，最后落得临战不敌，城陷身死的结局，这就说明放松“威”的一手，妄想仅以德镇、以恩治是不现实的。

唐忽视对东北边防的经营，还表现在忽视了对契丹，等民族及辽西地区发展情况的了解，以致战争伊始，朝臣中、军将中还普遍存在轻敌的思想，轻蔑地将之称为“契丹小丑”，乐观地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这是“天意将空东北之隅以资中国也”，完全没有想到契丹的战斗力会有如此之强。曹仁师、王孝杰等将领也均是因为对敌情和地形的不了解，轻敌冒进才失败的。显然在对东北情况的了解程度上，武则天朝是大大不如前朝的，如此则战败也就不足为奇了。河北人心浮动，人持两端。

最后论述：

事后朝廷对如何处置他们展开了一场争论，武懿宗不识大体，请族诛从贼者，而以狄仁杰为首的大臣则力主曲赦河北百姓，既往不咎，认为“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况且“有利则归，且图赊死”也是人之常情。武则天为大局着想，从之，但对山东地区的复杂局势并未想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法。这样简单地全部不加追究，就纵容了人持两端之心，以致后来安禄山叛军南下时，河北地区也就很自然地望风而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