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魅影 特务难渗透进延安，概因有一个传奇独臂神探，神秘代号布鲁就是他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无论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隐蔽战线的特工情报工作一直是我党的重中之重。情报工作无论从技术难度、危险程度还是战略意义方面，一点都不亚于正面战场上数十万人真枪实弹的较量。有时候一条仅有几个字的关键情报，或者一次关键的刺杀行动，都足以扭转整个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通过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了解到的，大多是我党精英特工冒险潜伏在敌人内部，利用自己高超的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故事。不过隐蔽战场和正面战场一样，有进攻，同样也要有防守，我们可以打入敌人内部，同理，敌人自然也会将他们的特工打入我党内部。

但实际上我党鲜有被敌人打入造成巨大破坏的重大事件，究其原因，并非敌人没有派遣特务打进我们内部，而是由于我们在防御敌特方面有系统、全面的措施，以及杰出的保卫英雄。当年在延安保卫处就有那么一位传奇的侦探，破获了多起重大的敌特案件，此人就是那个神秘的“红色福尔摩斯”，独臂神探：卢茂焕。

卢茂焕，又名：陈泊，因为他曾经在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他有一个东南亚名字，也是他的代号：布鲁。

1936年，各路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在大西北胜利会师之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而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和中共中央所在地。

尽管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威胁已经减小，但是敌特活动的危险却从未让负责隐蔽战线的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放松过一丝警惕。我们的老对手，号称中国一号谍王的戴笠，此时成了对付延安的主要操盘手。

为了加强延安作为革命政权核心的建设，增强中央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力，中央号召各地分支机构向延安支援有杰出能力的干部。

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收到了上海全国总工会推荐来的一份资料，正是布鲁的详细信息。负责全国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早就知道上海有个叫布鲁的神探。同事们把他传得神乎其神，据说没有布鲁破不了的案子，没有布鲁开不了的锁。

当这个神秘的布鲁来到延安的时候，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亲自接待了他，从此以后他们两个在延安成为了亲密的搭档。李克农当时负责我党安插在敌人统治区域的领导工作，延安方面的内部工作主要由社会部部长康生负责，但康生所擅长的是政治工作，对于敌特甄别并非长项。

因此，擅长侦查的布鲁就成了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布鲁在马来西亚执行一次爆破刺杀任务时，不慎引爆炸药导致自己左臂被炸断，从此落下残疾。由于工作的需要，当时延安保卫处的大部分同志只知道有一位独臂神探，但对于他的详细情况并不熟悉。

布鲁详细了解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之后，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他先是在当地同事的带领下详细了解了延安的实际情况。又根据李克农方面提供的情报，很快就布下一张更为严密的大网，随时等待敌特的“访问”！

当时的延安虽然只是地处西北的一个边陲小镇，但是随着党中央的进驻，成为了全国的革命中心，也是红军全军的指挥中心。西北各地的商贩、全国各地闻讯而来的进步青年、外国记者，开始频繁造访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小城。尤其是1936年末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方面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机关、媒体记者以及文化机构等也纷纷公开涌入延安。

延安开始热到起来，而这对于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增加了巨大的难度。毫无疑问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统、中统、CC系等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我党内部安插特务，而布鲁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人海之中甄别并找出这些特务。

布鲁展开工作之后，很快就凭借严密的筛查网络以及地下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抓捕了多个打入延安的特务。他们要么是前来传递情报，要么是伺机进入我党系统的特工。但总体来说都是单个的“点”，极少牵涉出一条“线”，他们的横向联系较少，一旦被我们擒获，上下级之间立即中断联络，这些人也就成了“弃卒”，作用不大。

但我们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戴笠，他绝不会只满足于派几个虾兵蟹将过来。李克农和布鲁坚信，敌人肯定在延安安插了不止一个情报系统，只不过他们现在隐藏得很深。这些情报系统上的老兵，能够敏锐的感觉到一片祥和的延安城里，正隐藏着看不见的威胁，这些威胁很可能就在自己的身边。

1939年，布鲁期待已久的大鱼终于出现了，根据我党地下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会有一个级别较高的中统特务潜入延安，他的任务是联络在延安的潜伏特务，并检查他们的工作成绩。并且情报机构还提供了这名特务的重要特征，他此次前来的掩护身份是记者。

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名义上全国是统一的，八路军也属于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因此国民政府方面的媒体记者可以通过公开、正规的渠道前往延安。

既然他会伪装成记者，那就肯定会走大路过来，于是布鲁命令延安各路哨卡严查外来的记者以及和媒体有关的人员，发现可疑人员立即逮捕并上报。

几天之后，在富县关卡，有一名自称是记者的人，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声称要去延安采访。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关卡上的八路军战士绑了个结结实实。这小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刚要叫喊又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被押解到了延安。

布鲁得到报告之后，立即提审这名记者，实际上这会儿他心里也没谱。他只是让各个关卡严密协查，有可疑的上报，没想到关卡上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人给绑了，还打了一顿。万一抓错了人，可就捅娄子了。

虽然心里没谱，但布鲁审讯的经验非常丰富，经过仔细观察他已经有了一半的把握，这个人不像是个记者。经过简单的问询，这个人坚称自己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来延安就是普通的采访任务，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特务。

此人的供词非常严密，所有的背景和行动轨迹也都符合逻辑，表面上没有一点破绽。审讯人员一时间有点怀疑是不是真的抓错了人。但布鲁却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心理素质极强的特务。

尽管他的供词没有破绽，但这个人太镇定了，普通的记者面对这种场面即便心里没鬼，也会心里发憷。而这个人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交代，对答如流，显然他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并且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是，布鲁开始亲自和他过招，他走到特务的近前，表情非常的放松，就好似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微笑着问特务：“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眼就认出你了吗？”

特务听到这句话微微一惊，眼神中泛出了一丝疑惑，也就一刹那的时间，他又迅速调整到了镇定自若的状态。但就这一闪而过的惊诧和疑惑，被布鲁敏锐的捕捉到，他再次确认了此人定是特务无疑。

接下来，布鲁就开始攻心战术，旁敲侧击地让他相信，中统安插到延安的内线已经被挖出来了。否则我们不可能一见到你的名字，连问都不问立刻就把你绑了，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实际上完全是无心插柳，关卡上的那几个兵也太积极了点！

布鲁接着告诉他，在我们边区，你这种情况属于尚未进入，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只会按照你尚未进入边区，未曾进行实际的破坏行动来处理，顶多教育几天然后就把你放了。

可如果我把你们的“内线”找来，把你认出来，那性质就不同了，你这辈子就别想出去了。对于你这种情况，中统会怎么处理，你比我更清楚。

特务这时候心里开始犯嘀咕了，他也一直纳闷儿，怎么一亮证件，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抓起来了，还被狠狠修理了一顿。他们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敢这么对待《中央日报》的记者？

布鲁观察到了特务此时的表情变化，知道他在做心里斗争，于是并不着急继续追问，反而是给他时间让他安静地想一想。

没过多长时间，特务就主动找布鲁提出了条件。他可以将中统安插在延安的所有人员和电台都告诉中共，但条件是不能透露是他泄的密，并且还要释放他。这些条件布鲁一一答应，并且告诉他，可以尽快收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回去复命，在他到达延安之前就被人家连窝端了。

于是特务很快就全盘交代了此行的任务，中统安插在延安的所有潜伏人员和电台位置，以及接头暗号。随后布鲁立即部署了严密的抓捕行动，利用特务提供的人员名单、暗号和地址将中统苦心安插在延安的潜伏网络一举破获。

这是布鲁在延安破获的一桩大案，也让他在中央保卫处声名鹊起，“红色福尔摩斯”的名号在内部逐渐流传起来。但我们最大的对手，军统方面还没有太大的动静，李克农和布鲁也一直焦急地排查。

经过长时间的布网，1941年冬，布鲁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庆阳县陇东保卫处向他报告，当地一个叫吴南山的军统特务向他们投诚，并交代了重要情报，有一个庞大的军统间谍网络已经打入了延安。

布鲁接到报告之后立即赶赴庆阳县陇东保卫处，提审吴南山。据吴南山交代，他原本是想参军报效国家的，但后来被军统特务骗了，把他安排到军统汉中培训班，进行了长期严格的特工训练。

当他一心要参加革命战斗的时候，得到的任务却是潜伏回老家，伺机刺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中共的革命活动，这让他的内心非常矛盾。那时的日本人正在侵略自己的国家，残杀自己的同胞，自己穿上军装之后非但不能上战场杀鬼子，反而要回家乡残害自己的父老乡亲。

当他回到庆阳县之后，潜伏了一段时间，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打鬼子、善待老百姓的事迹，让他心里非常矛盾。随着筛查敌特的工作一步步收紧，吴南山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向陇东保卫处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希望争取宽大处理。

布鲁听到吴南山的介绍，既感到在意料之中，又深感震惊。军统安插大规模敌特系统早在意料之中，但为了延安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汉中特训班”专门培养本地人作为内线安插进来，还是大大出乎了他和李克农的预料。

本地人安插到延安，对于甄别和筛查都增加了困难，难怪这么长时间以来工作难以取得进展。有了吴南山这个突破口，就必须顺藤摸瓜，把这张网上的所有点全部挖出来。

既然吴南山真心归顺我党，并且我们还需要他的帮助，布鲁就将他召入陇东地区的保卫科，作为秘密工作者，表面上则将他调任到庆阳县教育科科长，便于他扩展活动范围。

据吴南山交代，汉中特训班的学员被分批安插到陕甘宁边区，不仅在延安，边区的各个县都应该有他们的人。可是他们之间并不产生横向联系，根据命令进入苏区之后就长期潜伏，处于“冬眠”状态。只有上面派人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他们时，才会被“唤醒”！

不过，吴南山也交代，汉中特训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培训的，因此很多人他都认识。根据这个情况，布鲁给吴南山布置了两项任务。

一是继续潜伏，耐心等待，一旦发现“唤醒”信号则立即报告；二是扩大活动范围，经常在各县之间走动，增加发现“同事”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南山天天逛街到处转悠，没过几天他在路上无意间遇到了自己的同乡祁三益。这个祁三益本来就和吴南山认识，关键的是他们都是汉中培训班的成员。既然他出现在边区，那肯定就是有任务，于是吴南山故意稳住他。

祁三益并没有向吴南山透露自己的任务，而是说自己想去边区找个工作，吴南山主动说自己现在在教育局工作，可以帮他先安排一个工作。祁三益欣然答应吴南山的帮助，于是吴南山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随后祁三益被安排到庆阳县图书馆当了管理员。

祁三益到达庆阳之后，布鲁就安排侦查人员对他进行全方位的严密监视。结果发现这个祁三益的级别要比吴南山高很多，并且他现在就处于“苏醒”状态，非常的活跃。

侦察员向布鲁汇报，祁三益先后向西安方面发出过几封信件，其中详细报告了他到达庆阳的原因和经过。并且他还和一个叫郑崇义的文书有过密切的接触，经过侦查，这个郑崇义也有重大嫌疑。

布鲁经过研究分析认为，既然祁三益正在执行任务，那他必然和上下线都有联系，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决定抓捕祁三益。但现在吴南山还不能暴露，于是布鲁安排了特殊的抓捕场景。

布鲁安排吴南山请祁三益到城外的饭庄吃饭，就在二人吃饭的时候，将他们一起抓获，但将他们分别看押起来。

然后对祁三益进行突击审讯，布鲁没想到祁三益竟然非常配合，把所有的情况全部交代了。原来，祁三益和吴南山差不多，本身也不想当这个特务，昧着良心干坏事，风险还很大，他感觉这事长不了。这回被抓了，索性全都交代了，就算关到监狱里，以后也不用整天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据祁三益交代，汉中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是程慕颐，同时他也是军统在陕甘宁边区潜伏特务的最高指挥。此次他潜入边区的任务就是“唤醒”边区一众“冬眠”的潜伏特务。

不过他不是主要联络人，这次行动有一个总联络人叫赵玉峰，祁三益是第一小组的联络人，还有两个人杨超和李春茂，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小组的联络人。

祁三益将自己知道的秘密和盘托出，并且为了争取立功，祁三益还单独向布鲁指出，和布鲁一起来的随行人员中就有一个军统的特务。布鲁听闻这个消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随后立即对这个人进行了拘押审讯，果然此人真的就是潜伏特务。

鉴于祁三益交代的情况极为重大，布鲁立即返回延安向李克农、康生汇报了具体情况。

经过细致的分析研判，李克农、布鲁认为此案事关重大，必须赶在军统将所有潜伏特务“唤醒”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否则将贻害无穷。同时，要设法首先抓获总联络人赵玉峰，其次是另外两个小组联络人。

抓获之后尽量争取为我所用，然后以此为契机将他们所有的网络全部起获，彻底消灭这个潜伏组织，做到不留后患。

祁三益非常了解我党的政策，主动要求帮助我们抓捕特务，以求戴罪立功。布鲁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能帮助我们起获这个特务组织，根据组织原则，不但能给予他宽大处理，还可以给他记功，将功抵过。

祁三益告诉布鲁，目前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仍然需要等待指令。但他可以到人流量多的地方去观察，看到认识的特务就报告保卫处。因为祁三益是联络员，自己小组的成员全都认识，其他小组的成员也有很多都面熟。

布鲁批准了祁三益的请求，安排他和保卫处的战士们一起穿便装在边区的市场、大街等公共场合进行暗中“巡视”。

很快，祁三益就有了收获，军统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被祁三益先后发现。布鲁立即派人把杨超和李春茂秘密逮捕，并进行突击审讯。

审讯过程中，杨超相对较为顽固，而李春茂和祁三益一样立即招供，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由此也可以看出，军统方面的确不得人心，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迫给他们当潜伏特务。

经过连续审讯和说服教育，杨超也彻底交代了自己的以及第二小组的详细情况。如此一来，军统安插到陕甘宁边区的三个潜伏小组的联络人就已经全部落网，但布鲁此时认为还不到收网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总联络人赵玉峰还没有出现，布鲁断定此人手上肯定还有三个小组联络人接触不到的高等级机密。并且军统花费了如此大的心血，绝不可能只有三个潜伏小组，肯定还有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这种级别的特工往往藏得非常深，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唤醒的。

因此，布鲁要求保卫科的战士们要有耐心，继续秘密侦查，静静地等待那条大鱼自己出来透气。果然，没过多久，配合侦查的李春茂在大街上遇到了赵玉峰，并主动和他打招呼。

赵玉峰将李春茂带到偏僻的地方，告诉她自己在防控监视哨当哨长。并且最近上面有可能有任务下来，让她做好准备，等待命令随时行动。

结果赵玉峰还没走出多远就被保卫科的战士给抓获了，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暴露的。并且作为总联络人的赵玉峰也很快交代了实情。

到这个时候，汉中特训班所有的联络人已经落网，他们的网络、电台和人员也都为我所掌握，李克农和布鲁认为收网的时候到了。不过，他们也一致认为，汉中特训班只是军统安插到边区的一个较大潜伏组织，但绝不是唯一的。

为了保障下一步的敌特侦查任务，布鲁设计了一个反向劝降的计划。即先由李春茂等人去劝说祁三益自首，而祁三益先表示拒绝。然后再由李春茂去劝说赵玉峰，赵玉峰自首之后，再联合李春茂等人一起劝说祁三益。如此一来，将整个网络和盘托出的祁三益反而成了对军统“最忠诚”的人。

如此做法就是为了保护祁三益，也便于将来更进一步深挖军统潜伏特务。

完成审讯后，收网行动被定在了“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的时候，祁三益、李春茂、赵玉峰在各个入口暗中观察进入会场的群众。

一旦发现有他们的下线的特务，则告知保卫战士，有他们贴身跟着，然后再进行秘密抓捕。行动相当顺利，当天就抓获了三十多名特务，随后又在这些特务的供述之下，在各处抓获二十余人。军统为陕甘宁边区量身定制的“汉中特训班”潜伏系统，全面崩溃，被布鲁一网打尽。

侦破汉中特训班是布鲁在延安侦破的最大一起敌特案件，给军统造成了巨大打击，此后军统很难组织起对我边区的有效破坏活动。毛泽东称赞布鲁破获此案立下了“奇功”！

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根据地的行动不会因为受到挫折就终止，对于我党领导人的仇恨也没有丝毫减弱。一个个恶毒的计划正在逐步实施，李克农和布鲁也密切注意敌人的一举一动，昼夜不敢放松。

1943年6月，在根据地边界附近，连续发生了两次敌特强行通过边界的事件，但所有敌特都被我巡防战士击毙，没有留下活口。

对此，布鲁深感惋惜，这些特务居然敢冒死闯线，就说明他们一定在执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但是现在人全都被打死了，线索也就断了。

既然在已有的线索上面无法判断敌人的意图，那就先做最坏的打算，从保卫工作的范围着手，首先就是要保障我党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这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布鲁开始密切研究当时领导人每一天的行程安排，以期在这上面找到突破口。

那时候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最高领导人都在延安，而且工作非常繁忙，各种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布鲁先从毛主席的日程安排开始排查，但开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过布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于是又把所有领导的日程安排反复地查看。

终于有一条日程安排引起了布鲁的注意，毛主席要在两天之后接见新四军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而这个田旅长已经在五天前抵达了延安，正在招待所休息。这是毛主席近期接见的唯一一个边区以外人员。

于是布鲁开始调查这位田守尧旅长，他首先向中央军委申请查看田守尧的详细材料，当天就拿到了全部资料。除了田守尧的履历之外，布鲁发现，田旅长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在3月上旬就从驻地出发，到达延安已经是6月中旬了。

从江淮到陕西虽然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敌占区，但3个月的时间也确实太长了些。况且，这3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田守尧的报告里只提到曾经经过晋西北的兵站，并通过那里的电台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报告自己的介绍信丢失。

于是布鲁向晋西北两个兵站发电询问关于田守尧途径的详细情况，当天下午晋西北方面回电称未曾接待过一个叫田守尧的旅长。这个信息让布鲁的警惕性一下子提到了最高。

鉴于田守尧身上的几个疑点，他向中央军委建议延迟主席接见田守尧的安排，待调查清楚之后再继续。布鲁随后还向中央讲述了详细的理由，中央军委通过慎重考虑，接受了布鲁的建议，并命令对田守尧展开全面调查。

布鲁立即联系新四军总部，并通过李克农安插在军统的内线进行暗查，很快各方面的反馈信息汇集到了布鲁的办公桌上。新四军方面回复，田守尧旅长3月中旬接到通知之后，立即赶赴延安。

但在他启程后不久，在渡海时与日军巡逻部队遭遇，双方交火，我方人员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田守尧旅长，原来真正的田守尧在3个月以前就已经牺牲了。

军统的内线很快也回电，身在延安的田守尧系冒名顶替，此人真实身份是军统派出的“死士”。他此行的任务就是刺杀我党最高领导人，需立即将其抓捕。

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延安保卫处立即派人将住在延安招待所的这名杀手擒获。李克农、布鲁事后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们发现疑点的时候距离这个杀手见到毛主席仅仅还剩两天的时间。

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牺牲了足足三个月，而我们却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反而让他舒舒服服地在延安住了五六天。此案也暴露出了我们在信息及时更新方面的巨大漏洞，若不是布鲁的细致和警觉，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有人评价，在国共两党的隐蔽战场上，极少有敌特分子能够成功打入我党内部，即便打入进来也很难造成巨大破坏。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延安有一个“独臂神探”，屡屡抢在敌人行动之前将其破获，布鲁和他的同事一起为延安、为陕甘宁边区撑起了一把无形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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