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少帅一枪不放,退入关内,被蒋介石安排围剿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踌躇满志准备好好打几仗,攻打红军立一个头名状,第一,要用战绩立威,告诉委员长东北军能打仗,不是吃素的。第二,打垮红军也可以吓住周围各路军阀,告诉他们老子打不了日本人,难道还打不赢红军,为东北军控制西北地盘,在此站稳脚跟。

可能有人会问,东北军与红军交手,不是因为那些士兵老想打回东北,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么?想多了,假如红军凭实力无法战胜东北军,他们才不会这么想。

首先这支东北军只是一支军阀,他们的眼里只有张少帅,哪有什么国家情怀。

而实际上张少帅这人豪爽、仗义、英俊,什么都好,就是打仗的本事实在不好说。结果两个月里三战三败,损失了两个主力师。有人说蒋介石不肯给少帅打没了的部队恢复番号是排斥异己,不过换了谁对这种一送一个师的主儿能瞧得起呢?打仗不顺,又没补充,灰头土脸的少帅,也不干了。是谁把他们打得没了脾气呢?

都是由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一手完成。

所谓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军,气势不小,其实每个军不过数千人,总兵力不过一万多人,其中主力是刚长征到达陕北的徐海东嫡系红二十五军。张杨两部和周围军阀兵力加起来至少四十万,面对他们的“围剿”,连熟悉当地情况的刘志丹也主张避实击虚,主动撤离到三边地区欺负地主井岳秀去。

但徐海东不愿意这么做。这徐海东和当年打七十四师的粟裕一个脾气,主张专打敌军中最强横的,以寡敌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才能震慑敌军,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从战略上说,刘志丹考虑的是生存,徐海东考虑的是称霸,重点不一样。

问题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说起来豪情万丈,能做到那才是真本事。因此徐海东在西北,一打杨虎城,二打张少帅,徐海东打了国军两个上将,放眼西北,还真没有谁比这两位更强横的了。徐海东说到做到。

张少帅打仗不行,手下的将领也不见得个个都怂,他手下的将领高福源就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的经历也很有意思。高福源是辽宁营口人,早年在北京上学,是汇文中学的学生,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考虑到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笔者和他还能攀上校友呢。不过家里世代行武,所以大学没有上完他就转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开始了军人生涯。他是讲武堂的优等生,深受张学良的器重,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此后,一直在张学良最亲信的边防军第七旅任职。这个旅是张学良父子的警卫旅,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的就是这个旅。高福源军事素质高,作战勇猛有章法,是张学良身边一头地地道道的“猛虎”,说他这么厉害,又是如何被红军打败的呢?解读榆林桥之战,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通过榆林桥之战,可见一斑

榆林桥之战,就是在陕北打昏张少帅的三战中之第二战。当时,高福源已经担任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带六一九团三个营、六二〇团一个营守卫陕北重镇甘泉城外的要塞榆林桥。徐海东10月1日在劳山歼灭了东北军一一〇师以后发了横财,装备大为改善。这个时候,他发现东北军把高福源这个团居然推进到了榆林桥并开始构筑工事,又注意到榆林桥周围没有呼应部队,徐海东当即决定拿下此处,吃掉高福源。

徐海东在长征中,一路打,一路缴获,一路招兵,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比出发时人数还多,而且装备达到了一个连六挺机枪的水平,让中央红军都羡慕得牙根儿痒痒。

看了前面徐海东的战绩,榆林桥之战中两军的战斗力对比也就出来了。高福源团长在东北军中号称能战,部队也确实装备精良。高福源所在的一〇七师,实际上就是张少帅的警卫旅——第七旅。东北军丢失东北败退入关后重新整编,蒋介石为了安抚东北将领,将东北军原有的旅都改为师,其实属下的兵力、编制都没有变化。

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凭空官升一级的东北将领大为感激,真是玩政治的高手。六一九团下面有直属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轻机枪十挺,比徐海东最精锐的红二十五军装备还好。但碰上徐海东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高福源多少还是有点儿分量不足,也就是个老虎崽子的水平。

而且,不知道少帅怎么搞的,二十万打人家一万,但每战都是红军比自家的兵多好几倍,榆林桥之战也不例外,所以高福源战败倒不是情理之外的事情。

但是,要想拿下高福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很多文章把东北军在陕北的溃败归咎于思乡心切、无意内战,这是不错的,比如榆林桥之战,高福源部两千一百多人,被俘的就有一千八,阵亡不过二百余人,说明东北军的确不愿意打内战。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见了红军就想投降,至少军官还是很有战斗决心的。东北军是一支典型的军阀部队,军阀部队的特点就是要求只对长官效忠,唯长官之命是从,其他就连国家、民族都在其次。无论是敌是友,都承认张少帅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将军。

所以,张少帅要剿共,他的部下对他的命令执行得很忠诚。尽管面对红军三战三败,但损失的两个师,师长都以身殉职,在直罗镇之战中,参战的三个东北军团长死了两个,这个比例和蒋委员长手下军长师长成打地往“土八路”的俘虏营里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0月25日拂晓,大雾,六一九团的哨兵在黑夜中忽然发现大量红军正在悄然接近,两军随即在外围阵地爆发激战,榆林桥之战打响了。

按照东北军后来突围逃到鄜县的残兵回忆,当时红军

“多得很,暗夜虽看不真切,但听到满山遍野都是红军的声音,其中还有很多手持大刀、长矛的老百姓”。

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会不会是被打蒙了的东北军士兵在夸大其词?

从后来各方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个东北军士兵还真不是胡说。当时陕北红军原有二十六、二十七两个军,徐海东部二十五军到达后,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每个师辖两个团。这三个师都参加了榆林桥战斗,而且从战斗情况看,三个师都出动了主力,比如徐海东嫡系的七十五师,两个团的番号都出现在了战场上,而且损失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福源是拿一个加强团硬顶红军的三个师,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还扛了差不多一天,称为东北军中的猛虎也不算夸张了。

红军攻打榆林桥的战斗,最初并不顺利。

就在一天前,高福源刚送走了讲武堂的老同学,来榆林桥视察的一〇七师代参谋长李树桂,两人临别的时候高似乎已经有了大战在即的预感,对李说:“就我这一个团,够呛啊,听天由命吧,但愿不要白白牺牲在这里。”

高福源的确不甘心真战死在这里,他是东北军中少数敢不把日军战术水平放在眼里的人物之一,这个终生东北口音极重的年轻军官,一直有着率军打回老家的深切期待,这也是他后来积极参与西安事变,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阴差阳错之间,他的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在现实中实现。

有了这个觉悟,又赶上大雾,高福源的警惕提得比天还高,阵地前又是流动哨又是潜伏哨,估摸着这警戒水平快赶后来的八路军了。

结果,两路红军相继被提前发现,偷袭不成只能展开强攻。

更要命的是高福源到底深通兵法,面对危险他并没有把部队都龟缩回寨内死守,反而在前一天晚上把配属给他的六二一团二营派了出来,开到洛河对岸建立警戒阵地。这个营战斗力不强,没有重武器,也不是高福源的基本部队,打光了无关大局,却能把自己防线的纵深拓宽。

这一手果然很有用,从西向东攻打榆林桥的七十八师,由于地形的限制不得不首先和六二一团二营交火。没有坚固工事的情况下一个师打一个营,结果可想而知。等打完这个营再攻榆林桥,以六一九团为主的守军已经暂时击退了二二三团从东方的第一次进攻,而且用猛烈的炮火轰击红军的队伍,造成大量伤亡。

高福源所部的火力到底有多猛?榆林桥之战结束后,徐海东打扫战场缴获的八门迫击炮,十六挺重机枪,一百余挺轻机枪。这些武器大部分被高福源部署在了南面的阵地上,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火力有多么猛烈。

我七十八师被迫后退,在洛河对岸建立前进阵地与六一九团对射。但是,由于红十五军团将大部分重武器都集中给了七十五师(在红军中轻机枪就算重武器),七十八师凭借低劣的装备根本压不住守军的火力。

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的强攻与守军打成胶着,进展艰难。不过一交手高福源就被打掉了一个营,损失也不小,更重要的是,榆林桥原来配置的一部电台,很不凑巧,这部电台在这个时候出了故障,技术人员正在抢修时发报机的时候,被流弹击中,结果这部电台只能收不能发,成了哑巴电台。这使得六一九团与鄜县的一〇七师师部的联络中断,红军来袭的消息无法汇报出丟。即使是这半部电台,到战斗结束时也成了徐海东的战利品,被徐海东当礼物送给了主席,史称红军在陕北有三部半电台,其中那半部电台就是这么来的。

高福源面对这么坏的运气,大概也只能仰天长叹了。尽管如此,高福源并没有放弃,还是很快派出了几名信使,寻找红军进攻的间隙,快马前往鄜县求救。很遗憾,这几名信使无一例外都落入了红军的手中。

这是因为,徐海东也怕遭到腹背夹击,在攻打榆林桥的时候,派了一个步兵营在榆林桥和洛川之间警戒,监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总部,同时派出军团直属的骑兵团,在榆林桥与鄜县之间的游动,因此一直在监视着鄜县方面的敌军,高福源能想到的,徐海东也想到了。因此这批高福源的求救人员,都撞进了骑兵团的警戒线中,被一个个抓了起来。

说来也是高福源倒霉,红十五军团本来是没有骑兵的,这个骑兵团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骑兵们的马,就是在劳山战役中从东北军手中缴获的。东北军用的都是关外好马,当时歼灭了一一〇师,徐海东见得了这么多骏马十分喜爱,把原来红二十五军的手枪团调了来,和原红二十六军的一个骑兵连组合,成立了这个有四个连的骑兵团,此次是第一次出任务。

事实上,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是在第二天六一九团溃兵逃到鄜县城下时,才知道榆林桥遭到了徐海东的围攻,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派出了求援的信使,高福源回过头来,指挥守军顽强阻击红军的进攻。

他的一个团要顶住红军两个师,即使已经预设好工事,打起来也是相当吃力。高福源本人有猛虎之名,也是有道理的,只留下一个警卫连在团部,其余人马全部顶到战斗一线。这一招确实有效地抵挡了我军的进攻,但也使东北军的伤亡直线上升。

有人给高福源的评语是:“恃才独断,恐招人怨”,高打仗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慈不掌兵的骄横,不怕伤亡大消耗大。榆林桥守军的防御纵深度很大,即便顶到天亮援军还不来,他也可以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撤到后面的山顶阵地去,在那儿依靠有利地形继续坚守。

也许,这时候高福源心里也会对后方山顶的防御掠过一丝疑虑。但是,他并没有增援守山的那一个排。或许因为兵力本身已经不足,或许因为调谁的部队这时从火线上下来都可能在紧张的前线引发混乱。

更重要的原因是记福源觉得里的地势太过于险要,谁有胆量能抄自己的后路,除非是土匪出身。在高福源的眼里,他认为以红军那种清教徒式的作风,不会有什么土匪肯和红军合作。

这一次他的看法半对半错,对的是红军倒是没和土匪合作,错的是此时有一个红军将军正指挥着部队来包他的饺子,这个人不是土匪,却是“土匪的克星”。

十年之后,在东北一带提到他的名字,足以让最有名的绿林好汉闻风丧胆。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开国少将贺晋年。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贺晋年,在关东大地上却是个“天杀星”的形象,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在和东三省各路悍匪的恶战中树立了自己“剿匪王”的威名。

如果说徐海东是老少通吃的徐海东,那贺晋年就是一头蹑迹潜踪的豹子。

有一个著名的桥段,1948年下半年,三江省布置相关工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内容是“继续剿匪”,但是贺晋年回了一封只有“无匪可剿”四个字电报,极为震撼。显得有点独孤求败的意味,真是让纵横关东百年的绿林豪杰们汗颜啊。

也就是汗颜而已,不服气的,都在牡丹江的大牢里关着呢。张作霖、座山雕的徒子徒孙,就此一蹶不振。贺晋年剿匪,关键的诀窍是——穷追不舍,不死不休。

没有后方的胡子,其实最怕这样的打法,只要被贺晋年摽上基本就是算玩完,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人多的时候没粮食吃,人少时又不经打,越跑人越少,越跑越没士气,最后根本不用打,自己就散伙了。

东北很多有名的胡子,大多数是在贺晋年的穷追猛打之下土崩瓦解。问题是,不是谁都能这样打的。胡子何许人也?地头蛇啊。贺晋年这种打法:

第一要情报比胡子还准,否则他一个假消息把你闪出去几十里,下面就该土匪研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事情了。

第二,不能坐着滑竿剿匪。土匪爬得过的山,你也得能爬过去,土匪蹚得过去的河,你也得能蹚过去。总之在山林里你要比土匪更像土匪。

这两条贺晋年都足以自傲的第一条,东北土改争得了民心,土匪又作孽太多,当地的农民、猎人、参客都成了贺晋年的眼线。而且,贺晋年对土匪的行踪相当敏感,对土匪的行踪了如指掌。

第二条,在一些老战友的回忆中,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在陕北经常带一队数十名精锐骑兵呼啸而过,即使见到上级也不下马,这个作风都带一点“匪气”。不但土匪能上得去的地方他能上去,而且比土匪胆儿还大,在东北剿匪期间,贺晋年光战马就摔死了三匹。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榆林桥战斗打响之前,徐海东给贺晋年八十一师的任务是——从榆林桥后面探出一条路来,在正面打响后偷袭高福源在山顶的预备阵地,再居高临下攻打榆林桥寨子。说白了就是“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

这个活计交给别人或许不合适,但交给身为陕北“土共”又略带“匪气”的贺晋年,却是正中下怀。贺晋年果然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找出一条偷袭的羊肠小道来。

其实,贺晋年的八十一师和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这时候不但是上下级关系,而且隐隐是你死我活的对手。无论徐海东如何,此时七十八、八十一师的陕北“土共”和长征来的七十五师(即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确处于剑拔弩张的情况。贺晋年也很清楚戴季英要逮捕自己,当时七十八、八十一师颇有不少指战员怀疑红二十五军是“假红军,真白军”。陕西冷娃不是任人宰割的主儿,后来在红军会师后,贺晋年曾说:“你们要是不来啊,我们就要和他们火并了。”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出兵打榆林桥,徐海东一声令下,贺晋年照样坚决执行。三个师在作战上相互配合,丝毫没有滞涩。

就这点来看,你不能不说我党特别吧?内部斗争的确残酷,但是作战中极少相互拆台,都能全力协作。这一点和国军打起仗来友军比敌军还难琢磨的情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大约也是让国军将领极为羡慕的一点吧。

徐海东在作战中也绝对负责,曾三次到榆林桥察看地形,才下决心让贺晋年绕袭高福源背后。徐海东能打胜仗,决不是偶然,准备工作做得相当细,高福源到榆林桥不到几天,而徐海东居然看了三次地形,这种耐心和细致,真不是一般军事将领能够做到的。

徐海东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看完地形,因为他确认了高福源工事没有完全完工,而且还存在很多火力死角。所以,他才决定要打高福源一个立足未稳。

虽然正面强突,背面偷袭,是战争的老套路,但却不是人人能够玩好的。以榆林桥之战而言,假如不是高福源在山上修碉堡,或者他真的在山上放上一个营,大约徐海东也不会对这里下手了。

这是因为,如果高福源没有在山上修碉堡,他肯定是抱着收缩寨内防守的念头,对榆林桥北面的设防自然会小心面对,从这里进攻,不过是多一个强攻的点而已,未必有多大效果;假如他真的放一个营在山上,则表明高的部署是分兵设防,山、寨两处呼应,那时候或许利用自己兵多,将守山敌军和守寨敌军分割,各个击破才是用兵之道,也无须先攻山。

偏偏高福源修了碉堡,又只派少量部队把守,这个心态可就微妙了。他显然是打算把这里作为预备阵地的,既然如此,山上才是他设防的边线,不会在山下布置很强的防御;同时,高福源明显又不愿意分兵,他放一个排在山上属于预警人员,一方面觉得地形险要对方上不来,另一方面万一红军真的摸上来,只要这些哨兵早点儿发觉,榆林桥的守军立刻就能用炮火支援并派出援军。

这个机动防御的想法挺好,可惜他漏算了一条,就是这种仗只有在战局比较平静的时候可以这样打,实战中寨南已经打成了一锅粥,暗夜之中红军居然用一个师打他的一个排,而东北军主力尽出已经无力增援,这山上就是一个排估计也没办法了。

事实上他在山上只有一个排这个情报就不该让红军得了去。假如让红军能够误以为六一九团有重兵在山上,恐怕徐海东还不会这样用兵。据说徐海东是根据三次看地形以及东北军给山上守军送饭的伙食担子判断其兵力的。

不管怎么样,贺晋年的八十一师轻取榆林桥北山,此时,正面战斗打得正酣,东北军的碉堡已经被摧毁了几个。徐海东把骑兵团调过来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配合二二三团试图突破六一九团防线,激战中的高福源忙于调配兵力堵漏,根本就不知道北山已经失守。

贺晋年从山上向下一看,远处弹雨如梭,战况正烈,而整个榆林桥村寨就在脚下,像一块肥肉一样摆在面前,遂大喜过望。八十一师没有重武器,贺晋年当即下令把东北军放在碉堡里的重机枪取来,亲自架在山坡上朝寨子里打。这个北山确实险要,下山的坡很陡,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架设机枪的地方,枪后却容不下射手存身。贺晋年当即命令警卫员抓住他的两条腿,把自己整个人头下脚上挂在山坡上,这才能够操纵机枪,贺晋年立即对着寨子中间最大的院子猛烈开火。

这一排子弹贺晋年自己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东北军士兵的回忆证明,他打的正是六一九团的团部。

据逃回一〇七师的一名传令兵回忆,当时高福源和团副正在团部,突然团部后面枪响,子弹从团长室的后窗射入,幸而没有打中人。接着后山响起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高福源立即下令熄灭灯火,同团副和卫士冲到院里,这才发现后山的碉堡已经被红军占领,正在向团部院内射击。

当时,高福源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立即命令身边仅有的警卫连向山上反扑,自己返回团部试图用电报向师部汇报,但发报机仍然不能使用。当他再次走出团部,只见警卫连已经乱纷纷地败退下来。一个连打一个师,根本没法打。高福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么有面子,居然招来红军三个师招呼他一个团。

此时,镇子里面的东北军已经乱成一团,八十一师、七十五师已经从北南两面攻入了寨子。大批东北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这时天刚亮,红军上下都松了一口气,顺便说一句,守军在红军破寨之后大量投降,除了红军一直在宣传的“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起了作用;高福源本人的性格,也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原因。

在红军攻入榆林桥之后,本来据险死守的东北军纷纷缴枪,特别是原来守在南边寨墙上的两个整营,几乎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

这个情景让红军多少有点儿松懈。破寨之后,满街都是红军高喊“有疤瘌脖子的就是高团长”的声音。高福源小时候得过鼠疫,脖子上有个疤,所以有这样一个绰号,但不知道红军是怎样知晓的。

一会儿工夫就抓了一千多俘虏,徐海东这次可算吃饱了。

徐海东大将因为早年曾身负重伤,抗战开始以后出于身体原因不再能指挥一线作战,所以此后的战绩不丰,对于他的军事才能,后人了解不多,远不如对许世友、吕正操这样的少壮派将领那样深入。

其实,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徐海东打仗实在是精彩,精彩到直至1940年日军都在认真研究这位早已离开一线的红军将领,对他十分忌惮。连小鬼子都忌惮的中国军人,应该不多吧,徐将军能享誉中外,驰名天下,肯定有其过人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如果他不是身体不好,那说不定八路军会出另一个徐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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