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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轻工商,在中国绵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产业,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制造劳动工具、生活用具以及武器,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工商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完全摒弃工商业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重本抑末”,即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始终是相对而言的。
一、重农轻工商的渊源
1、西周时期工商、农并举
西周时期,周人对农业极为重视,他们奉后稷为始祖,相传后稷是最先种植稷和麦的人。西周统治者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籍田”之礼,周天子要亲率百官参加。周宣王因政绩松弛,“千亩”,竟引起虢文公的一番指责。这些都是当时人民重视农业的明证。但是,重视农业并不等于摒弃工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西周时期还是很重视工商业的。
在西周的政治制度中,主管“工事”的官吏称为司空,官列六卿之一。《周礼》所载“以九职任万民”的“九职”,除前四项是指农业外,其第五项即为“百工,饬化八材”,就是指运用不同的加工方式,把珠、象、工、石、木、金、革、羽等物制成各种用具。西周时期对于商业也相当重视。所谓“九职”的第六项即为“商贾,阜通货贿”,与“三农,之生九谷”、“百工,饬化八材”并列。
表明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商业也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尚书·周书·酒诰篇》:
“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意为鼓励人民从事商业,奉养父母。
《诗经·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民间经营商业的情景。周人重视商业直到战国时还有遗风可觅,苏秦家人讥游说数年岁,大困而归的苏秦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可见他们还把经商视为一项正当职业。
2、春秋时期农与工商地位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时独立经营的小工商业者已经出现了。《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是指那些自己生产,自己设“肆”出售产品的小工商业者。
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许多大商贾,如子贡经常是“结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来往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春秋时期工商业的发展,给各国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他们对工商业的发展表示热切的关注,强调的是“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商农工贾,不败其业”,“通商、宽农、利器”。
春秋时期工商业的这种发展状况,反映到思想领域里,则有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我们还不曾发现有轻视工商的思想。齐国的管仲曾经从事过商业,故对商品经营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把工商与士农并列为四民,说明他对工商业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轻视从事工商的人。
郑国的子产也极力提倡发展工商业。他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得罪大国的使者。当晋国使者韩宣子企图强行从郑国一商人手中购买一支玉环时,子产就以郑国政府与其商人世有盟誓而加以拒绝。在郑国统治阶层的庇护下,郑国的商人在春秋时期非常活跃。
在春秋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中,也不存在着重此轻彼的倾向。孔子对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十分重视,他的弟子认为孔子“罕言利”。孔子坚决反对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尤其对参加农业生产更为歧视。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稼穑,他斥之为“小人”。但是孔子对经营商业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并不反对士人从事商业。孔子周游列国,得其弟子子贡之力甚多,子贡即是卫国的一个大商人。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颇为赞赏,与申斥樊迟学农圃的态度迥然不同。
3、工商、农并举的原因
总之,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经济思想中,我们还看不到明显贬斥和抑制工商的思想主张。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周、春秋时期,手工业与商业基本上还是被官府所控制,“工商食官”,是这时工商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垄断着在国计民生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销。
同时,对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凡是威胁到统治阶级安危的与维护统治阶级尊严、保证社会贵贱等级不被逾越的礼器与命服命车等物,以及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宗庙之器等,都是严禁民间生产经销的。此外,还对农副产品的流通加以严格的限制,体现出自然经济的特点。
这种官营工商业是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决不会自行起来反对本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相反,在官营工商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往往为了弥补官营工商业的不足,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持宽容的态度。
而且,此时的工商业虽然在某些范围内有相当程度地发展,但大都经营范围有限,生产规模狭小,并不能与官营工商业相抗衡,只能是作为其附庸而存在。就其商业而论,此时的商人阶层,远未形成战国时期富商巨贾那种与“王者埒富”的局面。特别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土地制度还是“田里不鬻”的“井田制”,土地买卖尚未出现,还不存在着像西汉时期大商贾兼并土地的局面。
尽管工商业到春秋末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它既没有威胁到各国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没有引起民间的广泛憎恶。西周春秋时期这种官营工商业占据统治地位,私营工商业尚不发达的状况,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则不可能形成轻视与抑制工商的思想主张。
二、战国时期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原因
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也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发展阶段。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工商业中心。
经营工商业,尤其是经营盐铁,成为战国时期工商业者积聚财富的快捷方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生动地描绘了许多工商业者依靠经营盐铁而致富的情景。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此时生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正处于新旧制度递嬗之际,各国先后进行变法,原来在宗法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的地位相应的发生了变化。西周春秋时期,“庶人力于农穑,工商皂隶不知迁业”的格局被冲破,工商业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这时,各国都无例外地卷入了兼并战争的旋涡,面临着兴衰存亡的严峻考验,因此,对于工商业的控制无形中松弛了。这些都是造成战国时期工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封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公开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商人阶层囤积居奇,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盘剥农民等种种危害社会的行径,这在早已是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无疑是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时摆在各国统治阶级面前的首要的经济、政治任务无非是二条:一是耕(富国),二是战(强兵)。
显然,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与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这迫使各国统治阶级不得不面对着民庶“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的现实认真地考虑对策。
活跃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纷纷从重农的角度出发,提出轻工商的思想。这种轻工商的思想主要是针对经营商品生产的工商业而来的,它包含着有目的的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企图堵塞引起社会动乱的根源,重新稳定社会秩序。
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工商业也要通过贬低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等种种办法来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把由于工商业发展所造成的“祸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三、重农轻工商思想的士人阐释
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中,重农轻工商的言论可谓俯拾皆是,众议佥同,其主要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继承了“民之大事在农”的传统观点。
认为人民的主要生活资料——粮食与布帛都是由耕织结合的农业供给的。如果救粟不足,“民必有饥饿之色”;布帛不足,“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工商业对于国计民生并不十分重要,人民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不必依赖于工商业。
其次,认为农民辛勤耕种,还要服各种劳役,终岁所获甚微,生活困苦。
而工商业者不需操劳,所得优厚,生活安逸。他们认为这种农劳工商逸的局面十分危险,所以为了防止农民弃农从工商,就应尽量贬低商贾技巧之人的社会地位,也要他们服劳役、征重税,使工商业者谋生不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安于从事农业生产。
第三,农民的身家财产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安土重迁是其主要的特点。
农民愈富愈重视身家财产的安全,不敢凌上犯法;而且为保卫自家财产的安全,农民对人侵之敌势必要死命抵抗。而商贾之人,其资产随身可携,“天下一宅,而圜身资”,重身轻家,犯了法可以携资而逃,外敌入侵自然不会死命抵抗。
可见,商贾之民繁多,对于巩固统治、保卫国家不利。因此,富农是富国强兵的前提,而抑制工商则是富农的首要条件。这一点在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期格外重要。商鞅提倡“耕战”政策,其用意就是如此。
第四,商人居奇囤积,危害社会。
他们认为由于商贾视农时变化而贱买贵卖的投机行为,是造成农民贫困,“国之财尽在贾人”和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战国时期,尽管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充斥于思想与舆论界,但基本上还没有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完整的抑制工商的措施。这是因为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仍、祸乱相寻,各国统治者所面临的是频繁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
与之相比,在经济上抑制工商的发展无疑是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况且当时的政治局面四分五裂,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可能在全国的范围内制定出一整套抑制工商的具体措施,真正执行抑制工商政策的只有秦国而已,但秦国素非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且又地处西北一隅,所推行的“耕战”政策对山东六国影响不大。
虽然到了战国末年,重农轻工商的思想日趋强烈,而富商巨贾的势力却有增无减,阳翟的大商人吕不韦甚至成为秦国的丞相,可见是时工商业者仍然具有极大的势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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