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盆文化说 周人“翦商”的牧野之战，成功改变历史走向，改变共主更迭！

在我们所熟悉的商纣王的时代，商人显然至少两面受敌。东边有自家的旧族“人方”反乱，西边又有新兴的周人步步紧逼。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发生了“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死在商人领土上的事，于是成了周人和商人正式决裂的导火线。

周人“翦商”的牧野之战

“西伯昌”是周人“翦商”之前的领导人。依照后世的记录，文王曾经被商人拘执“囚羑里”，文王死后武王继位，依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武王在位九年之后，为了阻止商人进一步的压迫，周人联合了其他势力，对商人示威。“...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文王死了九年，为什么武王还要自称“太子发”？而且出兵的时候还要在中军最重要的位置供奉文王的灵位神主牌？由这样的安排，潜藏没有说出来的话呼之欲出了。文王显然死于商人之手。忌讳商人的强大势力与共主的地位，周人敢怒不敢言，隐忍了九年的时间，感觉到自己的实力上升到可以向商人讨公道了，于是武王才搬出了文王的神灵，发动了复仇之旅。

《尚书·泰誓》另外留下了这次孟津之会的说法，关键核心的讯息是：“文王无罪”。文王死后，武王发兵，就是要去质问商人：你们为什么害死了我父亲？他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对待？我们齐聚了这么大的同盟势力，你们不能不给一个交代。不过，第一次发兵并没有真正和商人接战，周人冷静考虑后退兵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了解商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周人这边的记录也只显示了他们后来又从孟津退回镐京。但这仇没解决，两年之后，周人再度出兵，而有了“牧野之战”。

我们看到在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留下了难得的当时记录，清楚地显示，这次周人出兵，早上举行了出兵典礼，到当天的黄昏就把商人的大军给打败了。“利簋”上面清楚地记载：武王十一年甲子日，纣王帝辛的军队战于牧野，早上岁祭，黄昏时就取得了大胜。胜利来得比周人预期的快且全面，因为商军倒戈。所以在后世就留下了武王光靠仁德，几乎没有打仗就“翦商”成功的说法。

我们另外还可以从其他的经文记录中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黄昏的时候商人大军溃败，经过了一夜，周人决定不要停留在牧野当地，直接向北往朝歌进军。不过在《孟子·尽心篇》中则引用亡佚的《尚书·武成》篇中形容这场战役“血流漂杵”，满地是人血，多到可以将木头做的“杵”给浮起来。两派说法彼此对抗，看起来互相矛盾。但现在我们可以依据战争刚结束就铸造的青铜器上面所刻写的铭文，同意孟子的质疑。牧野之战应该打得很快，商人军队没有太大的战力，一下子就自溃倒戈了。

但另外周人“翦商”意外地顺利，让他们自己都吓了一跳。两年前大会孟津后为何又退兵？显然担心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商人。才短短两年后，周人自身的态度仍然是战战兢兢，但是一打，却发现商人如此不堪一击。胜利来得比周人最乐观的想象，都还要容易、都还要更彻底。我们看得出来周人原本并未期待就此取商而代之。出兵的动机，毋宁是要展示威力，抵抗商人的压迫。但没有想到一打，胜利竟然来的这么容易。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做决定：那再下来呢？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做出来不在原本计划内的决定——进取朝歌。

往朝歌去，意味着不只挑战商王共主地位，而且要取而代之。这就没有像打牧野之战那么样有限、那么样容易了。《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个武王“翦商”的功绩表。《逸周书》从书名到残存的片段文字所用的记日的方式，都显示这应该是早期周人的文献，这里面就列了：“翦商”一共降伏了九十九族，六百五十二个“国”，也就是六百五十二个城，并在过程中馘首了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个人，俘虏了三十万零两百三十个人。

综合周人的记录，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牧野之战打得很快、赢得很容易，然而牧野之战的意外胜利，燃起了周人的野心，升高了他们的目标，一鼓作气往朝歌去。真正的阻力是出现在周人要取代商人为共主的过程中，有些族、国望风投降，但一定也有些反对、抵抗，必须要诉诸武力才能解决。但一路打入朝歌，周人应该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阻碍。而从外面看像神一般，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商王帝辛，也就是特别豪奢讲究排场的纣王，竟然就自杀了。

“天命”归周

商人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应该和这段时期他们与“人方”的冲突有密切关系。另外，周人怎么会变得那么强大？有趣的是，这个问题，连周人自己都好奇探问。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自己都感到惊讶、不解。一次就“翦商”成功，这不是他们原本预期的。周人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胜利、这样的结果。

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解释掉到自己头上来的巨大胜利？这样的胜利是好事吗？我们有资格接受、享受这种胜利的成果吗？因为意外，这些问题就在"翦商”之后冒了上来，困惑着周人。成了他们不能不努力解答的疑惑。这时，他们原先就已发展的“天”的信仰，就适时发挥了解释的作用。

《尚书．酒诰》中说：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鹹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只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在这段话里，说话的是周公，他明确地比对了周人的特色，尤其是和被打败的商人比较，那就是“畏天，顯小民”，对“天”心存敬畏，同时照顾一般老百姓。他们的另外一项长处是“經德秉哲”，服从德行规范，有智慧地处理国家大政。在这里，周公仍然带着敬意来看待商人，称呼“殷先哲王”，在这个前面商人的王也都有相当的智慧，从成汤到帝乙，在帝乙之前都是好王。帝乙之后才变坏了。变得“厥命罔顯於民，只保越怨不易”，不再顾念人民，就只沉迷于酒。

“酒诰”之名，也就来自文中关键的重点——商人因为沉迷于酒而堕落、衰败。因为商人堕落了，所以“天”才将亡国的厄运降临在商人的身上。并不是“天”要对商人不好，“天”是公平的裁量、评断者，没有私心，是商人自己堕落的行为引来了“天”的惩罚。另外我们又看到在《尚书·多士》里的说法：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多士》篇一开始就讲：不是我这个小国敢于要革商人之命，而是因为“天”无法容许商人“固亂”，一直不依照道理行事。以周人自己的意志，绝对不敢要争夺商人的位子，那不是周人去要来的，而是商人不知道要敬畏“天”，不懂得“天”的道理和威力，所以“天”降祸于商人。

接着，《多士》篇中就出现了周人最早的历史哲学。不只是商人如此受到了“天”的惩罚，在商之前的夏，也是不守规矩、放荡乱来，所以“天”叫成汤来收拾夏，才有了商的王国。

商人前面的王，战战兢兢服侍“帝”，生怕自己配不上“天”所给予的责任，于是能够繁荣壮大。但后来的商王弄到让“天”无法容忍，所以“天命”才交到了周人的手中，周人在“天”的意志下取商代之，这不是周人自己的主观野心。

周人的人本观念

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中整理了相关的《尚书》文章，得到结论：周人相信“天命”如何运作，“天命”会交给谁？

第一，是敬天，小心翼翼意识到“天”的监督、评断的人。第二，是要能“保人民”，照顾人民，尤其重要的是“慎刑”，不残虐人民，不乱杀人。第三，要勤劳，要“毋忘前人艰难”，依循前人谨慎小心的态度，而且“在秉遺訓”，不能忘了前人所留下来的教训。第四，“毋康逸，無酣於酒”，不能懒惰，更不能沉湎于酒。

第二，长期以来，商人相信祖先，依赖祖先。在和商人共处，并遭到商人压抑底下，周人不可能觉得自己的祖先有多了不起，有多值得依赖。毕竟，周人的祖先就赢不过商人的祖先。在商人庞大的阴影底下，周人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小族，被大族商欺压，不小心连他们杰出的领袖西伯昌都会被商人羁押、害死。

因而他们相信“天”，相信一个连商人的鬼神都无法操控的公平的主宰。“天”不属于谁，不偏向谁，高高在上监视着每个人、每一个人群的行为。使得商人失去共主地位的，不是周人的祖先，甚至不是周人本身，而是看不惯商人酗酒、淫乱的“天”，“天”将力量交给了周人，让他们去做对的事。

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中，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是，《尚书·君奭》里说：“天不可信”，意思不是我们不能相信天，而是天没有必然、固定的行为，不会一直都那样。“天”和“天命”是会变动的，不像商人的祖先，总是站在商人那边帮助商人的。“天”现在站在你这边，但并不表示它明天、未来都会一直不变地支持你。

“天”不会都一样，不过“天”的改变却是有一定规律的。周人归纳出“天”最重要的规律，在最关键的“天命”要给谁这件事情上，“天”是依随“德”而移转的。于是由“天”的超越信仰，自然就转出了在人事上连带对于“德”的强调。《尚书·酒诰》中另外有一句话是：“人無于水監，當於民監。”意思是不要从水面上去照看自己的容貌，真正最好的镜子，是人民，应该在人民当中去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依照傅斯年的解释，这句话在文中应该要加引号，是一句引文，是引用前人所说的话。是周人祖先留给后来领导人的告诫之语。这里的“人”指的不是每一个人，而是特指要统治、带领人民的领袖。“天”监管人的行为，“天”看到了什么？我们有办法知道在“天”的眼里，我们自己长什么样子，是好还是坏呢？周的先人指示：你要知道“天”的观察角度，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你所带领的人民的反应。

人民集体眼中反映出来的你，最接近“天”所看到的你——人民喜欢你，就表示“天”赞许你；倒过来，人民讨厌你，那你就得小心了，“天”也会讨厌你，它有可能收回给你的“天命”，而降下惩罚来。

周人越来越不信鬼神，转而强调可以在现世现实中观察、掌握的。他们的“天”愈来愈远离“意志神”，要了解“天”，不必也不能诉诸于超越人间的经验，反而是要回到人间跟人群里，去看人民的反应。外于人间的另一个领域的信仰还在，但关心和关怀的重点，不在彼而在此。

这种重现世轻超越的信仰的倾向，其实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商人文化中。“祖甲改革”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要朝着降低鬼神对于人世、人间直接的干预，要将人和鬼神之间的关系予以制度化。

换句话说，不再那么相信、那么依赖鬼神的任意介入，要在鬼神以外维持人间事务的规律与合理性。至少祖甲所代表的这一支明显地偏离鬼神，比较靠近人文本位，然而毕竟商文化是建立在浓厚的鬼神信仰上，商人的调整转变不可能那么彻底。建立一套离开鬼神，彻底以人为本的新信仰，是在周人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看后来的历史发展就会知道：周人面对胜利的疑惑，他们试图解答疑惑的思考过程以及他们所找到的答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性格。周人一下子让商朝土崩瓦解的“甲子之战”，开启了中国文明的全新方向。神鬼退场了，人文精神转而跃动上升。

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中国文明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逆料，但可以确定的，一定不会有后来孔子“不曰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这种态度。也一定不会出现“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质疑。毕竟，在原本商人所建立起的文明中，“鬼神”远比“苍生”重要，甚至“苍生”就是“鬼神”，“问苍生”与“问鬼神”是无从分辨的。

所以从商到周，这不是像后世所以为的朝代之间的变化，这是两种彻底不同的信仰，乃至于文明态度的一消一长，从此之后才奠定了两千多年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