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品史 宋代大礼荫补满足了官员家庭的需求，同时带来了经济和财政的危机

宋代大礼荫补官员制度经历了真宗、仁宗、南宋三个阶段的演变——真宗初定荫补法令、仁宗在其基础上对荫补年龄人数等加以规范、南宋在放宽对官员荫补文武限制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大礼荫补官员人数。

其中，每一阶段的变化都对宋代官员，家庭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代经济高度发达，土地已不再成为官僚地主经济上的长期保障，官本位思想在这样一个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官员多以政治起家，为家庭成员尽可能多地谋求官职，成为其维护家族长盛不衰的首要选择，而大礼恩荫恰恰满足了官员家庭，这一方面的政治需求。

但由于大礼荫补人数众多、荫补官员子孙素质低下、部分科举入官者，对荫补官员的另眼相待等原因，使得荫补出身者社会评价极低，因而官员后代中一些，真正有学问的有志之士，甘愿放弃荫补为官的捷径，转而以其它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这样的官员子孙，只是众多荫补为官者中极小的一部分。

封赠制度在满足官员光宗耀祖的同时，也构建了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家内秩序，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官员的家庭生活。显然，大礼封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者说法与做法之间的差别，一方面国家通过封赠给予官员，及其家庭成员无上的荣誉，满足其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愿望。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也通过官员的这种心理实现，对其思想和行为上的控制，使其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守护者政府的统治。总体而言，宋代大礼荫补对官员家庭在政治上的维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最重要的祭祀礼仪，大礼对于宋代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经过五代的百年动乱，世人似对皇帝的天子身份产生怀疑，更多的相信权力决定身份。

为使赵宋王朝的统治更具合法性，宋太祖建国之初，便发出了古礼亦不可废也的感慨，企图以礼仪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含义，来向世人证明其王朝和天子身份的正统性。大礼作为皇帝亲自参加的祭天礼仪，自然成为宋朝统治者彰显其天子身份的最佳场合。

在这一场合中，宋朝统治者对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为天下百姓及群臣给予恩惠。与大礼的宗教内涵相比，这一赏赉内容甚至成为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以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

忽略大礼的宗教意义，在这样一个可以彰显皇帝天子身份正统性的场合，对天下百姓、文武官员及军队进行的一切赏赐，都冠以了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同时也以给予群臣恩惠的贿赂方式，获取了官员对其统治的支持。

宋代统治者从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士大夫治天下。而统治者若想达到这一治国效果，则需从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尽可能地满足官员的欲望，郊祀大礼无疑满足了这一点。

在每次的亲郊大礼中，统治者给予在朝官员的恩惠包括三个方面：钱物赏赐、恩荫及封赠。由此可见，对于宋朝官员来说，一个郊祀大礼，便恩泽了其上下几代人，惠及经济、政治、荣誉等各个方面。

宋代大礼，为官员家庭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朝官员的欲望与诉求，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赏赐，使得宋政府面临了一些新的危机。

钱物赏赐使得政府财政陷入危机，大礼恩荫加剧了本来就已存在的冗官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官员群体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不舍得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又为宋政府的统治深深的担忧。

大礼与官员家庭生活，看似是单方面的赏赐与被赏赐的关系，实则官员的态度也影响了大礼部分内容的变更。在官员群里这种矛盾的态度中，宋朝统治者着手对大礼赏赐进行调整，减少大礼钱物赏赐数额，规范大礼恩荫及封赠格式，但却始终未取消大礼这些恩赏内容，究其原因，无外乎便是不想损害官员的各方利益，以官员的支持换取其统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