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豫未来 西安事变，戴笠押宝成功究竟押的是何宝物？

特务处的活动范围虽然覆盖了全国，但是西北地区的特工工作却没有达到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水平。特务处刚刚成立的时候，在戴笠的主张下，特务处的活动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开展，华北各省的特务机构建立起步较晚，西北地区就更加落后了。直到1934年左右，戴笠才开始着手建立第一个西北地区的省级特务站点——陕西站。陕西站站长是陕西华阴人马志超。

马志超原本是蒋介石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为在权力的争斗中失败而转投戴笠。对于马志超的投奔，戴笠也给予了热情的回应。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在戴笠那里，但凡是黄埔人来投奔，无论其能力强弱，资质优劣，都一律收入麾下。戴笠这样青睐黄埔同学，一方面因为自己有黄埔情结，另一方面也是想用黄埔这块招牌给自己装点门面，抬高身价，笼络人才。马志超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外行，为了不至于影响工作，戴笠又抽调黄埔六期生、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站书记，协助马志超开展工作，并负实际责任。

戴笠在建立了陕西站之后，一直未将其作为省级站重点发展建设。后来，随着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渐渐得到巩固，尤其在红军向西北地区迁移之后，蒋介石为了将红军余部赶尽杀绝，要求戴笠加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特务力量。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很明显，将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一并监控起来。蒋介石期望戴笠能动员张学良、杨虎诚执行中央的命令，按照中央的部署与中央军形成配合，同避居西北一隅的红军作最后一战，将共产党彻底剿灭。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在中国南方受到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为了进行休整和保存实力，向西北地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蒋介石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在其黑暗统治下，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地迫害。蒋介石处理特务工作向来黑幕重重，就是对戴笠、陈立夫或徐恩曾分配任务时都是单独见面，就更不用说找到关于他特工思想的文字记录。然而，为了加强针对共产党的特务工作，蒋介石却破天荒地于1935年元旦在杭州浙警校做了一次以《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为题的讲话。蒋的讲话篇幅较长，但是中心思想却只有两条：一是要绝对服从命令，二是不自作主张。这次讲话是西北地区特工工作形势的一个转折点，戴笠根据“特务组织就是领袖的耳目和手足”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设和部署，并将其作为工作的重点。

经过思考，戴笠有了对西北地区特务工作开展的大致安排。他将整个计划分为3个部分：首先，集中各地特务机关吸收的共产党叛徒，将他们调到西北一线和中共作战，“以共制共”；其次，调特务处反共专家、上海区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一职，负责指挥工作；再次，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事西北区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活动，提高特务处总处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效率。在西北区加强了力量调配后又派遣了特务处精英领导，在总处和区站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基于以上种种，西北区虽然在特务机构里成立较晚，却发展神速。

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对此，蒋介石也加紧了“剿共”的进度：蒋急调湖北境内的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又集结了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由张学良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坐镇指挥，与红军作战。为了配合军队，戴笠在特务机构的建设上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迅速成立了特务西北区、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特务组织，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特工活动。戴笠在设备和技术的配置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各地特务组织配置的电台总共有30座左右。正是这一时期的投入，使得西北区的特务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西北区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技术设备都悉数到位，戴笠便为下属组织标定了工作对象。第一，特务处将红军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特务人员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他们一方面透过各种途径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为蒋介石提供决策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压制红军的宣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二，密切关注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动态。张学良的部下里有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特务们对他们进行监视，以防他们在对待“剿共”上出现消极态度；第三，对中央军的监视也被戴笠作为任务分配下去，但是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也是戴笠的特务组织在西北区的工作对象。其实，戴笠对杨虎城的担心并不只是他思想左倾、政治上关系复杂。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蒋介石的忌讳，如果两人联手要求抗日，消极“剿共”，则蒋介石的“剿共”大局将会被打乱。为了避免两军形成合力，戴笠指示特务西北区要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合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分裂两军。特务们将情报传到特务处，再经过层层递送，呈到了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看到之后对戴笠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张、杨二人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深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合则共存、分则同亡”的关系，因此，张学良一方面派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为双方中上层关系的沟通牵线搭桥，一方面又将计就计，利用特务们想要制造两军分裂的计划，对两军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以此混淆西北区特务的视听。通过这种“上通下不通，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掩护了双方的关系。这一举动不仅骗过了特务处，甚至复兴社、CC系、政训处的特务也没有察觉。戴笠虽然老奸巨猾，在这件事情上却被张、杨二人巧妙地骗过。

杨虎城是位让戴笠头疼的人物，在对各派人物的监视中，特务们对他的关注度仅次于共产党。为了获得杨虎城的行动消息，戴笠用金钱美色、高官厚禄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是却迟迟不能突破。正在戴笠为此发愁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新的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在社交场合十分活跃。这位女士在他眼前闪现之后，他心中也生出了一条计策。为了接近向友新，戴笠请出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不久，二人便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

随后，蔡孟坚又制造机会让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即合。戴笠将向友新吸收进特务处，从此打通了获取杨虎城情报的渠道，关于杨虎城的情报也就比以往更丰富、详细。戴笠一面下令西北区、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更加清楚地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一面又暗中将扬虎城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往返于洛阳、兰州、西安、太原、济南之间，与各方军政要员商谈如何军事部署。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多次敦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速速开赴陕北，展开对红军的作战。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这样的事情非同小可，戴笠于是马不停蹄地从南京赶赴洛阳，面见正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的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此事可大可小，如若属实则后果严重，遂命戴笠复查此事，务必将实情弄清，并注意过程的保密。戴笠带着蒋介石的嘱托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对这份情报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不久，江雄风得到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的情报，称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将采取“兵谏”方式领导抗日，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

此时蒋介石即将赴西安，戴笠见状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为人忠义，对自己又很迷信，绝不会存此异心，更何况之前的情报都显示张、杨二人关系紧张。

蒋介石认为戴笠所提供的“兵谏”情报不足以为信，于是对其弃之不理。戴笠虽然平时小心谨慎，对待情报工作总是仔细入微，却受到了蒋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同张学良私交甚好，便猜测“兵谏”之说有可能是张学良手下的异端分子捏造出来的，便没有再深究下去。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疏忽，让蒋介石经历了西安事变，成为戴笠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