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爱说历史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

“井田制度”是西周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宗法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即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了各个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底范围内，又有着最好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

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以内，诸侯国君再将部分可耕种的土地，分封给了卿大夫，进而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又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一来，各级贵族各自成为了所受封地的实际占领者，世代相承，并形成了层层相属、大小不一、比较稳定的经济单位。

西周时期的良田，大多集中在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即所谓的“国中”。“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写的就是在镐京郊外的南山的辽阔原野里，有由周王室主持开垦的大片良田。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照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汉儒记载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周代井田。

井田的疆域，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天三十一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这是当时的一个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单位的方式。

对于郊外比较荒凉的地区开垦不久的一些田地，就依据土地的肥瘠和政治的程度，进行合理的休耕轮作。所谓的“三年一换主（土）易居”，指的就是这一类需要休耕轮作的田地，还留着定期分配的遗制。

耕作井田的农夫，笼统地被称作是“庶人”或者“庶民”。所谓的“庶人力于农穑”，就是指此而言。这些耕作农人，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他们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农夫们会在那些“南亩”的大田上，进行集体耕作。“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就说明了在周成王的号令之下，由百官督促着成千上万的“农夫”，挥动农具，在大田里劳作。这些“农夫”，便是那些“终于千亩”的“庶民”。

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当然比周王室或者公示的“国中”要小得多。为他们种田的“庶民”，其家室大多集中在采邑里。这些“庶民”，常年在田间劳作，饭食要由妻儿送到田间，而自己则歇息在田间的“芦”（一种临时搭的茅草窝棚）里，直到秋收完毕，才能回到自己矮小破烂的家，与妻儿一同过冬。他们在过冬时，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采桑、养蚕、织帛和缝制衣服，不停息地劳作。每年年终，“公子”在祭奠神主的时候，会把他们都召集到“公堂”里面，等到他们高呼完“万寿无疆”的祝辞以后，赏赐一觞春酒给他们，表示对他们的慰劳。

一般贵族，除了按照等级，各有封地之外，还会按照职位，分得一定量的土地作为俸禄。这就是“官宰食加”。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宅隶食职，官宰食加。”《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所谓的五十、七十、百亩，是指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一夫所能耕作的田亩数量有差异，而征收比率，则都是按收获量十分取一。周代一般都是按一夫百亩来疆理田地的，其贡税的征收，通称为彻法。

在“井田制度”之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土地，不经周王室或者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这就是“田里不鬻”。西周中晚期以后，一些贵族在“公田”之外，又驱迫农夫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周王室也会将一些未开垦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因为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所以周王室实际承认他们私有这些土地，称为“私田”。

和过去一样，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大多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不过，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粽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这些自耕农和都邑中的其他人民统称为“国人”。另外，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在远离都邑的荒野地区，逐渐地脱离了贵族的羁绊，垦辟出了一小块田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家世，取得了平民的身份。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样的自耕农开始日渐增多，助长了私田的发展。这就成了在西周社会内部的一种对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