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基督徒 历史回顾与思考丨宗教发展与经济曲线的紧密关联

——李道南

在宗教产生的原因探索中，传统观点认为，苦难是宗教得以建立并繁荣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在现实的苦难中，无法改变现状，只能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来世，于是这就产生了宗教。正是对美好未来的各种寄托，从产生了复杂的教义体系，这一体系承载着对世界的重新解读。当然，这种理论认为宗教起到了解释苦难，化解苦难，给人以希望和安慰的功能。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当苦难过后，人们依然沉浸在宗教的许诺中，而无法真正投入现实生活的改造，这一特点，被称为精神鸦片。

这种宗教苦难起源说，有利于解释宗教的起源，但是却无法解释，那些没有苦难的常态时期，为什么宗教依然会发展壮大。补偿论试图解释社会常态中的宗教现象。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加入宗教是出于现实生活的利益缺失，从而希望在宗教中得以补偿。在阿德勒的《超越自卑》中，举的那个在餐馆裸奔，在教堂匍匐跪拜的例子，就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超越哥哥的优秀，从而不被关注。因此不得不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关注度。

补偿论和苦难论其实是一回事，他们产生的动机基本是重合的。苦难中的人寄希望于来世的福报，同样是基于补偿的动机。因此，两种理论解释了宗教在社会非正常状态和个人非正常状态下的宗教皈依。毕竟非正常状态只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无法解释。

在经济上升期，人们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的时候，生活状况不断改善，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宗教也带来了它的繁荣期。按照上面两个理论，宗教在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应该萎缩，为什么却也繁荣呢？

宗教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波动，在历史中也同样是如此。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一世纪，我们以为公元一世纪是人类历史的灰暗时代，那里充斥的是饥饿与苦难。其实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结束内战，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成为罗马帝国的实际控制者开始，在之后的长达两百年之间，罗马出现了一段和平时期，这就是被成为罗马和平期的两百年，正是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时代。帝国大市场的形成，让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整个帝国带来财富的增加。我们在把保罗的传教对象中可以看到犹太裔的商人、精英，实际上保罗之所以能在各地行走传教，他的大部分经费来自于犹太商人的支持，如果没有罗马和平带来的商业繁荣，保罗传教的事业可能并不会那么顺利，那么基督教也就另外一种情况了。

宗教改革的产生，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新生的资产阶级需要新的身份和社会权力定位，因此必须打破原来天主教的社会权力分配。而此时的民族国家也因为经济上升而兴起，摆脱天主教的社会等级和权力合法来源，就成为一种强烈的趋势。同样繁荣于荷兰郁金香泡沫中的加尔文宗，在泡沫破裂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在佛教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经济繁荣，才带来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

再把目光放到日本，八九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上升期，从而产生了地产泡沫，以至于一个东京可以轻松买下一个美国。正是在这十年的地产泡沫中，奥姆真理教得以创办，并发展壮大。壮大的奥姆真理教，拥有巨量的财产，因此得以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最终奥姆真理教在地铁释放毒气，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其穷途末路，从而铤而走险，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地铁惨案。

中国基督教自两百多年前传入中国，其影响的社会广度和皈依的人数，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即使戴德胜的内地会，也只是吸引了一些人的参与，这时的基督教虽然与其他宗教相比，规模与影响范围都空前绝后，但是基督教的真正爆发却是在中国经济上升期的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开始这一段时间。

经济增长与宗教上升几乎是同步的，但是对于一个常态的经济状况，宗教也同样处于稳定。在18/19世纪，基督教对华宣教大潮中，美国的宣教士占了绝大部分，那是因为美国基督教宣教得到了商人的大力支持，我们看看奥利芬对美国宣教士的支持就知道商业对宣教活动的重要性。与之相比，欧洲派遣的传教士就少得多，此时的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经济上升，加上殖民帝国的宣传需要促使美国向中国派遣了更多的传教士。

为什么宗教的发展与经济曲线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

笔者以为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原因。

一，宗教可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某种利益，比如可以开拓市场，可以改变观念。在美国商人支持宣教士对华宣教的目的中，改变中国人传统生活观念，从而带来一种新生活理念的商品市场，为商人开辟新市场新销路。

二，经济繁荣反过来又能聚集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宗教的发展。经济上升期，宗教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奉献，开展更多的宗教宣传活动，从而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三，经济上升期，加快了财富分配的不均，使贫富两极分化加重，此时作为社会调节剂的宗教，必然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财富没有太大变化的人，心里的不平衡也许只能到宗教里才能寻求到安慰。此外那些赚的财富的人，也因为对财富和地位的焦虑，而到宗教里来寻求解脱，从而造成宗教的繁荣。

四，经济上升期，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发财，如何赚钱，对于公平正义和道德则关心不大，因此那些能在市场上风生水起的人，往往都夹杂着不正当的手段，这些不择手段所赚的钱，产生了道德的紧张，进入宗教赎罪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五，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关联，可能会让宗教成员之间产生信任，从而在融资和经济机会的供给上提供便利。我们可以看看温州经济的发展历史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就能明白这其中的奥秘。

作为经济增长趋于缓和的结果，宗教增长也同样会趋于缓和，甚至萎缩。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也是当下基督教增长缓慢甚至萎缩的原因之一。很多教会传道人都坦承教会成员人数下降，奉献减少，规模萎缩。这不是教会的难关，而是教会能否把握这个机遇，把教会在神学和结构上做实，利用这个机会深刻反思自己，重建一个更加健康的教会，这关系教会将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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