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学风大变,不仅表现在上述“人争务学”和对实用人才的重视,还表现在主流学术的“经学变古”和文体书写方式的改变两个方面。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经学”的历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学术,后世儒者,莫不以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本分。流传过程中,师出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有感于此,乃命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正义》,以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此后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史称“经学统一时代”。

政治上危机日渐暴露

其治经方式承东汉经古文学多详章句训诂的传统,与社会现实脱离,这是统治者提倡的结果,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五经正义》在当时不过作为书本知识来传播的,“他们并没有把儒家的经典和当时政治、社会、人生各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他们并不准备这样做,唐太宗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唐代中期,政治上危机日渐暴露,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儒者,指斥这种脱离社会的经学传统是“儒风不振”的表现。

《新唐书·啖助传》说,中唐以降,一些学者研究儒经,并不遵循定于一尊的“正义”,其中啖助、赵匡、陆质考论《春秋》三家短长,在开“蹈空说经”之风中影响最大,形成一股强劲的“疑经思潮”:啖、赵以前,“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但是,谨守注疏的习气在终唐之世直至宋初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传统经学仍然占据“主流”。中唐以来的疑经思潮在入宋以后得到继承和发扬。至北宋中期,义疏章句之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排斥,疑经思潮继中唐而后,以更深入更宏大的声势开展起来,学风大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新儒们指斥旧学

“非徒不足以养材,而又善害人之才”,孙复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对旧注的权威性提出了全面挑战,要求对旧注“重为注解”说:“俾我《六经》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昌日而复矣。”着眼点在于要重新阐释《六经》精神,与社会实际结合,以恢复“虞夏商周之治”。随着书院的兴盛和学校的普遍兴立,大批具有新儒思想的士人步入官场,推动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全面展开,其中范仲淹的活动特别令人瞩目。不少人是具有新思想的儒学家,他们的成就和范仲淹的提携、鼓励是分不开的。

他在天圣年间掌应天府府学时,曾资助困顿中的孙复并授以《春秋》,孙复勤勉攻读,十年后在泰山下讲学,名闻天下,后来又得范仲淹等人推荐被召至太学任职。石介也对旧传注多有斥责,指《春秋》三传、董仲舒、孔颖达等先儒均“不能至《春秋》之蕴”。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苏州任上,聘请“以经术教授吴中”的胡瑗为州学教授,为这位创造了“苏湖教法”的宋学先驱人物找到了合适的舞台。庆历时兴立太学,即取其教授法著为令。范仲淹在陕西时,后来成为“关学”大家的张载往谒,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由此走上了服膺儒学的道路。

开创宋学的“宋初三先生”

张载是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均受惠于范仲淹的引领之功。范仲淹推动学术新风的具体实践,在前述兴学运动与贡举改革中表现淋漓尽致,是全面推动学风转型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学风的另一个变化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晋唐以来流行的文体是骈俪文,中唐有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古代的散文),他们认为深陷对声病对偶的骈俪文阻碍了“学古道”的途径,因而提倡“古文”。所以从一开始,古文运动就不是一个单纯改变文体的运动。韩柳之后,古文运动转向低潮,晚唐五代淫靡华丽的问题并未稍减。

入宋以来,那种无病呻吟的,脱离社会实际的文风如“西昆体”或“时文”仍然流行一时。范仲淹在天圣八年上《议制举书》中,再次阐述了时代盛衰“与文消息”的见解,要通过改变文弊以正时政的。受到范仲淹提携和表彰的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都是推动古文运动复兴的战将。孙复(992-1057年)批评置诸太学的《昭明文选》是“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又在《谕学》诗中大声疾呼:“既学便当究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暗驰声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落篱。”

石介有《怪说》三篇,以佛、老、杨亿为三怪。其中篇斥“杨亿之道”说:“今杨亿穷研极态,缀岁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馊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李觏(1009-1059年)批评韩柳之后的文坛“颓风未绝”,新进之士“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自言“生而嗜学,诵古书,为古文,不敢稍逗挠。”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古文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古文运动取得胜利。范仲淹指出:继尹洙(师鲁)之后,“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这个“道”,就是要有益于社会的儒家之道。

范仲淹特别强调文风与政风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现了作为古文家和政治改革家二者兼一的特色。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他是把文风的整顿和政治的变革连在一起来思考的。小结:北宋中期,一批批新儒相因而起,蔚为大观,影响所及,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政治、教育、科举等各个领域。蒙文通先生说:“及至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

结束语:

时代风尚在庆历时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范仲淹是北宋中期推动变革之风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勇于革新的主流精神,得到后世高度评价。他在倡导改革的活动中,是把社会包括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当作整体来看待的,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宋史·范仲淹传》载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段总结,正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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