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久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今天，人们依旧只能用神秘二字来形容。
陆久之最引人注意的名头是“蒋介石的女婿”，最令人震惊的身份是位中共特工，蒋介石的女婿是个中共特工，相信此时一场谍战大片已经迅速在人们的脑海里上映，但似乎这部谍战大片的放映并没有那么顺利。
虽然在老党员陈修良口中，“陆久之是个为党立过许多特殊功勋的好同志！”
可是，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给陆久之的身份蒙上一层朦胧面纱的，除了滚滚向前的历史烟云，正是他的弟弟陆立之，在陆久之的弟弟陆立之眼里，他这个哥哥“是柔软的骨头，风月场上的花花太岁”……
神秘的陆久之究竟是一个把身份隐藏到家人都被迷惑的优秀特工，还是一个时代的投机者？
本是同根生
湖南长沙的陆家是个官宦世家，到陆翰这一辈仍未改志，做过湖南省税务局局长，也给好几个军阀都做过幕僚。
先是在浙江军阀卢永祥处，之后陆翰出任孙传芳为总司令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陆翰后遭人暗害，顶梁柱倒了的陆家从此家道中落，十个子女只能辍学到工厂上班。
其中，陆翰在浙江省甲种工业学院读机械科的长子陆久之便来到了上海寻找工作机会，他的校友蔡叔厚留日归来创业，便聘请了陆久之到他的绍敦电机公司工作，在老板蔡叔厚的影响之下，陆久之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陆翰还有一个儿子叫陆立之，比哥哥陆久之小7岁，北伐战争期间，弟弟陆立之跟着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从事组织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为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而秘密培训的工人之一。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陆立之由徐梅坤介绍入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的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刘仁静，后来陆家的女儿陆慎之与刘仁静结了婚。
最开始，兄弟俩都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哥哥陆久之在老板蔡叔厚的带领下在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弟弟陆立之已经成为一名党员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他们在血亲之外有了新的关系——同志。
1930年，命运把这同根生、长在同一根主干上的俩兄弟分到了不同的枝叶上，在苏联期间，他们的妹夫刘仁静成为了托洛茨基的信徒，甚至在未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下寻访了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
回国后，刘仁静组织托派“十月社”，弟弟陆立中也加入其中，因参与托派活动，他们都被开除出党。
哥哥陆久之一直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工作，曾参与过营救陈赓的活动，为掩护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而不幸暴露身份，1930年远走日本避难。
被开除出党的第二年，托派组织内部也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弟弟陆立之变节向南京政府自首，被收入军统工作。
他同为托派的妻子黎彩莲当时正在医院产子，闻讯后弃子跑出医院，与成为叛徒的丈夫决裂。
哥哥陆久之是在1926年与孙中山好友陈国权的女儿陈宗蕙结婚的，1930年妻子与他共渡日本留学，陆久之进入日本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读书。
七年时间，陆久之的日语说得很流利了，同时他被《申报》聘请为特派记者，以记者的身份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陆久之携妻回国。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因信仰、政见的不同而反目成仇的父子兄弟并不在少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棵树上也能分成两棵树杈的兄弟却有些稀奇了。
也因此，同样的事件在兄弟俩日后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兄弟俩共演的这出罗生门使得哥哥陆久之的面貌在历史迷雾中若隐若现。
首先弟弟陆立之称，哥哥陆久之在前往日本前与上海滩黑帮刘玉清交往密切，而那期间在哥哥陆立之的口中，正是他与共产党人结交、参加地下党工作的时间。
陆久之的老板蔡叔厚思想激进，他们的公司明面上是电机公司，实际上其实是地下党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站。
“四·一二”之后，陆久之受组织安排进入搜捕革命志士的“工会统一委员会”隐蔽，特务围捕陈赓、向忠发的消息便是由他传送出去的。
内部排查问题到陆久之头上后，组织安排他到广州叶帅家避难，叶帅知道陆久之有一块挡箭牌，他的妻子是孙中山挚友之女，于是让他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托孙中山秘书连声海出面，介绍其进入上海招商局工作。
哥哥陆久之说：“陈寿昌来与我联系，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掩护和保卫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的生命安全。……这样，这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在我家安然度过了35天。此事后来终于被人泄露，佐野学被押解回日本，我受此事牵连，也不得不出走日本。”
不过，事情在弟弟陆立之口中却不是这样发生的，弟弟陆立之说，当时陆久之只是分租了一间房子给一个不知身份的日本人。
后来日本人被捕了，不能确定那是佐野学，同时他又怀疑哥哥有出卖佐野学的嫌疑，因为当时在上海，蒋介石围捕革命党人的声势很大。
同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受到很大破坏，专门惩治叛徒的“红色打狗队”也火焰高升，哥哥莫名其妙仓皇逃往日本，或许与此有关。
在弟弟陆立之的眼中，哥哥陆久之此后的人生经历只能总结为“是柔软的骨头，风月场上的花花太岁”。
陆立之说，陆久之到日本仍与日本的黑社会交往，因此回国后成为国民党对日情报部的情报员。
抗战期间他是一个双面间谍，既是中国的情报员，又是日本的特务，在日本海军特务机关的指使下开设信托公司而发了横财，办了舞厅收舞女为妾疯狂一时，国难期间运送物资走私。
建国后哥哥抛弃原配，曾偷渡日本转移巨额财产，陈瑶光移居香港后又与女友鬼混，被发现赶出了家门，入狱也是因为被判日本特务罪。
判决书上写：“亲日的奴化反动宣传，危害革命事业，并仗势欺诈、受贿，情节十分恶劣，解放后交代不成……”
弟弟陆立之口中的哥哥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其中，他还提到了关于哥哥成为“蒋介石的女婿”的这一段婚姻。
“蒋家驸马”
陆立之说，哥哥与陈瑶光这段婚姻完全是被美化了，它的背后掩盖着一个肮脏的交易：
“陆久之时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为接收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物色一位成年‘八小姐’（无锡商会汉奸钱某幼女），藏娇钱家花园。汤乃投桃报李，秘嘱其秘书长胡静如代觅‘一枝花’送陆久之为第三方小妾。”
这“一枝花”便是陈瑶光，陆立之称，陈洁如并不同意这门婚事，因哥哥已有妻妾子女，年龄比陈洁如还大三岁，长陈瑶光22岁，“逢场作戏，必始乱终弃”。
第一个人物是汤恩伯，汤恩伯在抗日战争中是曾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
不过在解放战争中，作为蒋介石“三大宠臣”之一的汤恩伯的表现则是一塌糊涂，搞得自己最后声名狼藉。
陆久之说他与汤恩伯是“总角之交”，当时汤恩伯正在日本明治大学念政治经济学，想改学军事的汤恩伯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
于是他便求上陆久之，请陆久之的父亲陆翰为他托人保荐，几经周折，汤恩伯由陈仪保荐如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
汤恩伯学成回国后受陈仪、蒋介石赏识，一路青云直上，当然也没忘记当年的恩人，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
抗日结束后，出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而陆久之则当上了第3方面军的少将参议。关于汤恩伯，陆久之说得更多的是关于创办《改造日报》和策反汤恩伯两件事。
当上汤恩伯少将参议的陆久之并不熟悉军事，于是他想针对在华日俘、日侨创办日文报纸，宣传中日友好、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首先他向中共地下党请示，征得同意后他便向汤恩伯提出了这个请求。
汤恩伯亲自题写刊头为这份刊物保驾护航，在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理曾嘱咐《改造日报》的总经理要把这份有意义的报纸办好，许多左翼作家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都为这份报纸写过文章。
《改造日报》越来越“左”，引来了中央宣传部和冈村宁次的抗议，不得不在1946年9月停刊。
1947年，汤恩伯麾下的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汤恩伯被降职查办，一年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已经无人可用的蒋介石再度启用汤恩伯。
此时地下党便希望能像傅作义那样将汤恩伯策反过来，任务落在了陆久之的肩上，只因受特务监视，策反计划流产。
当年《改造日报》停刊后，陆久之在汤恩伯的保护下继续当他的少将参议，并在3个月后与陈瑶光结婚，又多了“蒋介石女婿”这一顶保护伞。
不过，蒋介石哪来的女儿？蒋家历来多提的只有两位公子，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生一子蒋经国，没名分的侍妾姚冶诚收养一子蒋纬国，蒋宋美龄并没有孩子。
说到蒋介石的女儿，便要介绍到第二位人物陈洁如。陈洁如生于商人家庭，从小富裕殷实，她的好友做了张静江续弦，她便是在张静江家偶遇了前来做客的孙中山和蒋介石。
蒋介石一面之后便对陈洁如展开猛烈追求，他向陈洁如声称自己已经与原配毛福梅和侍妾姚冶诚脱离关系，允诺“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1921年12月5日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也曾过了一段看似美满的日子，经何香凝介绍共同收养了一位侨人的女儿，取名蒋瑶光。
同时年少丧母的蒋经国也受到陈洁如照料，到六十年代他仍然称陈洁如为“上海妈妈”，可是实际上，蒋介石并未离婚，1927年为了政治利益追求宋美龄时，甚至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1927年9月28、29、30日，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介石哄骗陈洁如暂时离开中国五年，北伐成功，中国统一之时一定立刻接她回来，1927年8月陈洁如将女儿交给母亲抚养后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
1933年，陈洁如回国，女儿蒋瑶光长大了，丈夫蒋中正娶了宋美龄，深受打击的陈洁如将女儿蒋瑶光改随母姓陈瑶光。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陈洁如留了下来，之后特批到香港生活，蒋经国为其购买了九龙窝打老道的豪华公寓。
第三位登场的就是与陆久之结婚的“蒋介石的女儿”——陈瑶光。抗日战争期间，未满20岁的陈瑶光嫁给朝鲜人安某，生二子。
安某是日本间谍，抗战胜利后畏惧通敌汉奸罪，抛下妻儿潜逃，蒸发在世间，陈瑶光孤儿寡母只能靠母亲陈洁如接济过活。
陈瑶光的好友周安琪是汤恩伯秘书长胡静如的夫人，见陈瑶光日子过得艰苦，便给她寻了一门亲事，此人便是陆久之。
陆久之当时已有妻妾子女，原配陈宗蕙生一子一女，博雅、蓓莉，陆久之的说法是二人结婚时陈宗蕙病逝，弟弟陆立之则说是嫂子是被哥哥遗弃了。
妾室余莉娟本为舞女，生一子，算下来就是一妻一妾、二子一女，按说就算是蒋介石的养女，去做大自己20多岁的男人的第三任太太也是委屈的。
但当时蒋陈分开多年，陈瑶光又带着两个孩子，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陆久之已经算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了。
据陆久之说陈洁如很满意，并送他一块金表。1946年圣诞节，陈瑶光与陆久之在上海结婚，婚后生一女陆玖莉，并有前夫的二子陈忠人、陈晓。
陈洁如在香港过世后，留给夫妻俩了一笔巨额遗产，陈瑶光受特批赴港处理母亲丧事，从此便在香港定居。
蒋介石的“红色”女婿？
陆久之确实娶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成了“蒋介石的女婿”，这倒是引不起什么争议。
不过陆久之是否是中共特工，却因弟弟陆立之的访谈而扑朔迷离，要探寻陆久之的红色身份，就要判断兄弟二人说的话孰真孰假。
世间大多数人都为亲者讳，但在陆立之的口中哥哥陆久之投机倒把、极尽钻营，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何时失和？
弟弟口中，哥哥陆久之在日本与日本人密切往来，蔡叔厚发现了陆久之的嫌疑，取消东京站计划，蔡叔厚死无对证，陆久之放言揽功。
但他也说，1950年陆久之是在上海统战部负责人吴克坚的派遣下与蔡叔厚共赴香港，准备前往台湾进行工作的。
如果陆久之真有日本特务嫌疑，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能交给他，蔡叔厚又怎会同意二人共同前往台湾？
依照弟弟说的陆久之去日本转移财产被统战部识破，断绝了往来，怎么在动荡时期又受统战部保护而保住性命？
陆久之称，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他凭借与日本人的关系，在上海开设“璇宫舞厅”（后易名“云裳舞厅”），并创办海安信托公司，利用舞厅和信托公司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和运送物资；1950年是被派往日本策反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从资料中可查，《改造日报》期间，哥哥陆久之是社长，而弟弟陆立之出任了《改造日报》的记者，可见到抗战胜利之后，兄弟二人的关系还并未到水火两不容的地步。
他们不是在1930年“托派”陆立之被开除出党时闹翻，也不是在投到国民党麾下期间离心，信仰和立场似乎都不是兄弟失和的原因。
分歧更像是产生在1955年后，“潘扬案”后两人都被捕入狱，弟弟陆立之说哥哥是因日本特务罪入狱的，但哥哥陆久之称自己是因“潘扬案”被牵连。
取谁的话相信呢？兄弟俩说起这些过往时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记忆难免出差错，两人的话语中都有前后矛盾或与史实不符之处。
并且弟弟是叛变投向军统，哥哥是与日本人走得很近，所以很难根据其中任何一人的话语就判断陆久之的真正身份。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沙文汉与妻子陈修良都是资深党员，陈修良曾肯定了陆久之对革命的特殊贡献，也曾在回忆夏衍的文章中写道：
“夏衍、陆久之、蔡叔厚都是留日学生，又同为苏联远东红军总参谋部做日本的情报工作。”
这对忠诚的革命夫妻的话应该要比陆立之的话更为可靠，陆立之陆久之兄弟之间的龌龊确实难以得知，而如想确定陆久之的特工身份也需要更多的资料公诸于世。
2008年，陆久之病逝于上海，时年106岁，妻子陈瑶光赶回为他主持葬礼，由上海文史馆所发的讣告中肯定了他于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
陆久之的身份还待再证明，但有许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经历，与陆久之叙述中的经历如出一辙，为了革命他们隐姓埋名，亲人们无法理解其行径，甚至把他们当做坏人、敌人，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名？河山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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