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论史唐朝中后期形势紧张，在将士伤亡的处理上，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军事上屡显颓势，藩镇割据、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武装反叛等让唐王朝疲于应对，京师长安也数次落于敌手。

但即便如此，唐王朝在军事上也并非毫无建树、一直低迷，从763年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到907年覆灭为止，唐王朝存在了一百四十多年，在军事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进行一系列的战争，没有取得一定的军事成功，是不可能做到的。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在军事上与之前有着诸多的不同。安史之乱前，唐王朝以对外征战为主，在军事上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强势，而在安史之乱后中，唐朝军事上已经不复以往之强势。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以往应对起来就不轻松的外患此时更加难以处理，回纥、吐蕃等造成的威胁就远胜以往。

与安史之乱前、内乱威胁较小、国内环境较为稳定不同，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所面临的内患例如藩镇叛乱、农民起义等较为严重，这些内乱或者在唐朝前代期未曾出现，或者危害程度更加严重。

与对外战争相比，内部战乱造成的破坏集中在本国境内，一旦处理失当，不但会使唐军将士面临严重的伤亡威胁，严重时甚至会损坏国家机器，干扰政府的运转、破坏社会的稳定，给将士伤亡的处理造成阻碍。

将士伤亡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它与社会尤其是将士家庭，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决定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等，都要在处理将士伤亡中发挥作用，例如为家属提供优抚等，无论唐代前期还是中后期都是如此。

与前期相比，中后期的唐王朝在将士伤亡的处理上，无疑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不未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反而使藩镇尾大不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两税三分制和军队地方化的确立，藩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无疑得到了增强。而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增强，意味着藩镇长官在将士伤亡的处理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例如韦皋之事，韦皋之所以能厚赐士卒，予其婚丧嫁娶上的优待，在于能够对其所属州县，进行行政和税赋上的干预甚至是完全掌控，这是由两税三分制最终确立的。

藩镇长官拥有通过发布命令、调配资源来解决将士、乃至将士家属伤亡问题的权力，这一事实即便是唐王朝也很难回避。唐廷在战争结束后下达的优抚诏敕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一些藩镇也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例如牙兵、亲兵等，这些士兵一般是由藩镇长官以“私财”供养，地位尊崇、待遇优厚，一般状况下，中央政府不需要也不会过多插手其日常生活、待遇抚恤。

与此同时，唐朝中央政府继续在将士伤亡问题的处理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后期的唐朝虽然藩镇林立，但除了直接反叛，将自己彻底推向唐朝的对立面外，藩镇至少在名义上仍属于唐王朝，仍要接受唐王朝的统治和管理，甚至是在中央政府的主持和指导下进行对外战争、平定王朝内部的藩镇叛乱或农民起义等。

在此情形下，居中协调指挥的中央政府，自然要对伤亡问题有所考虑和担当，例如在战事结束后下令抚恤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等。朱泚之乱平定后，伤亡的处理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指挥和调度下进行的，至少名义上如此。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将士伤亡的处理上，并非毫无作为，而是继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中央也有直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例如神策军，吐蕃攻打京师时原有的禁军逃散，神策军遂成长为新的禁军。神策军听命于皇帝，一般由宦官直接掌管，负责守卫京城、防御外敌以及威慑藩镇等，有时也会奉命出征。这些有着较高地位和优厚待遇的神策军将士，一旦出现了伤亡，自然要由中央负责处理，这同样体现了中央政府在伤亡处理上的作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