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倩说历史 黄巢起义的原因以及过程，是怎样的？

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其起义之地濮洲，位于河南道，西抵洛阳，南临黄河，中原腹地，对唐王朝统治的撼动力非常大。起义军揭竿而起后迅猛发展，不日便“陷曹、濮二州”，并转而“历陈、许、襄、邓”四处攻城掠地，成为唐王朝如鲠在喉的一根利刺。王仙芝起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与平乱将领对唐王朝政治认同减弱有极大关联。乾符二年十二月（875 年），唐廷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指挥诸道马招讨草贼使，对河南道中作战的王仙芝部进行镇压，然而作为地方节度的宋威对起义军的征讨事宜比不关注，而是着意自身藩镇部曲的损失，并时时打着“留贼作功臣”的算盘。

在地方招讨使宋威有意放纵

王仙芝起义军最终得到充足的资源发展，并最终成为唐廷难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的势力。由此，唐廷不得不转变态度，以“超授官爵，厚赏资财”为代价，采用绥靖态度对王仙芝及其部曲进行招降。招降本使得起义军有所意动，但却在宋威的蓄意破坏下没有成功。最终唐廷只得与王仙芝部继续交战，乾符五年（878 年）唐廷方将王仙芝部义军击溃，取得阶段性战略胜利，前后历时三年。

此时作为地方节度的宋威虽对唐王朝的认同有所减弱，但唐廷对地方的掌控与影响力仍很强。唐僖宗乾符五年（878 年）九月，唐廷在宋威逝世后，即任命“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对平卢分裂的趋势予以遏制。王仙芝余部在将领尚让的率领下归附黄巢，使得黄巢成为当时“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的各地起义军中最炽的力量。黄巢则为“曹州冤句人”，好武，骑射箭剑术俱佳，门下集聚许多勇猛之士，其年轻时多次科考，却屡试不第，后遂以贩盐为生。时值关东大旱，饥荒严重，加之朝廷腐败又多战，重税苛徭，民贫则盗生，这种现象在河南地区尤为严重。

黄巢募众响应王仙芝

率起义军转战各地，并于乾符三年（876 年）攻克汝州。此时，由于唐廷对王仙芝的诱降，使起义军内部出现分歧，此后王仙芝、黄巢两军各自为战，黄巢率众连破郓州、沂州。乾符五年（878 年）王仙芝被弑，黄巢率领余部继续作战，黄巢起义军在攻汴、宋两州无果后，转而攻打卫南、阳翟等地时却遇唐廷加强此地守备而无法攻克。在得以剿灭黄巢军的关键时刻，“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在招讨叛军的将领之中，可见，地方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已经出现裂痕。

由此黄巢遂得以率领将士渡江南下，与旧部配合连破数州，过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而走”，克广州，广州节度副使柳玭使人“以小舟载玭脱祸”，南方藩镇的无力，使得起义军在积蓄实力后重新率军北上。唐廷屯兵十万于潭州以抵御黄巢起义军结果被起义军一日攻克，唐军惨遭失败。此后起义军率众五十万兵不血刃占领江陵，在转战江西后，不日间便连克数十州。直至广明元年（880 年）三月，黄巢起义军遭到张璘的猛烈攻击，从饶州一直退守到信州。此时黄巢起义军内部因岭南疫情死者十三、四。面对僵局之时，以“将略无双”闻名的高骈同样产生“迁延玩寇，无意翦除，又从而保之”的念想，黄巢因此通过重金贿赂张璘，结好高骈求得生机。

黄巢军五、六月间接连攻克数州，七月乘势渡江北上。起义军于唐广明元年（880 年）九月渡淮西进，兵锋直抵河南腹地，军势空前强盛。十一月，在收到黄巢发布的通牒后，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留守文武将官举城归降。十二月，起义军轻而易举便打通唐王朝东西二都间的天险雄关——潼关。岁末年关，黄巢在灞桥受到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领的唐朝数十位大臣的迎接并顺利入主长安建立大齐，“年称金统”。此时，距黄巢入潼关，僖宗出逃南幸蜀地，尚不足十日。此时一方面，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兵力强盛，兵不血刃拿下唐都长安，于长安城丹凤楼登基建元。

大唐君主的仓皇逃窜

使得中央对藩镇的控制进一步减弱，关中、河南藩镇极为惶恐。故而出现全国范围内节度使“屈伪廷者十三、四”，关中地区更是达到“关辅征镇，咸已归款”的境地，藩镇纷纷转投黄巢麾下，“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后，积极开展对唐藩镇的招降工作。此时纵然有心抵抗黄巢，举国上下，唯一“戮力以效节者”的凤翔节帅郑畋也迫于时势而暂屈降于黄巢，监军及将佐“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面对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军事实力强盛的事实，众多节度使臣服于大齐政权。“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敬武已受伪命”，“节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贼”。

但当中和元年（881 年）郑畋在发布讨黄巢的檄文后，形势发生了转变。之前暂投于黄巢大齐政权的藩镇纷纷脱离黄巢重新效忠唐。节度使叛齐归唐，使得唐廷从被众叛亲离，到众志成城，前后历时不过四个月。中和三年（883 年）四月，黄巢内部动荡不稳之时，沙陀军强势介入，在沙陀及各路藩镇的持续打击下，黄巢势力的衰落已成定局，起义军不得不再次退出长安。

结语：

大齐政权之所以突然间土崩瓦解，造成一种“唐德未厌于人也”的政治假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是藩镇节度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陡然恢复，而更多的在于，黄巢建立大齐政权政权后所开展的均平运动，深深触及到降齐的藩镇利益，致使这些暂降大齐的藩镇重新弃齐归唐。其中可见藩镇此时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其始终在维护及扩大自身既得利益。同时也可从中看到，在此时不仅是原河朔藩镇，原本忠诚度颇高的中原藩镇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也在一点点磨灭。而全国政治的重心，也开始不断朝着“国命之重，寄在方镇”的方向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