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的阳光 曾巩为官期间以民为本，为百姓生计权衡考量、为国家节省费用

曾巩在正本富民、节用经费的经济改制思想下，为官期间以身作则，实现富民以强国安邦的目的。熙宁元年，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此灾发生之后，曾巩殚精竭虑，为百姓生计深深忧虑，他将此救灾中的粮款反复计算，再详细具体的分配到每一户百姓的老弱少壮身上。

为了百姓能从灾难中恢复生养、免于冻饿，曾巩对于救灾物资，不厌其烦的反复计算，迫切想要每个百姓，都能受到朝廷最大程度的救助，展现出一片赤诚的爱民保民之心。

熙宁二年起，曾巩在越州为通判，执政期间州内发生饥荒，人群离家到处流浪，百姓面临疾病传播感染的危险，曾巩随即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保证百姓基本生活，并为百姓安排好来年的粮食生产计划。

具体措施为：在州内张贴出现饥荒的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们如实申报各自储存的粮食，总计需要十五万石，再让富人们将申报的这些粮食，对比常平仓的价格稍微提高一点，再卖给百姓，百姓就可以不离家而就近买到粮食，且粮食有余，这就避免了人群的大量流动和疾病的传播。

曾巩还让官府借出五万粮食种子给农民，让他们可以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这样就能保障农民的农事不会被耽误，保证了饥荒之后来年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熙宁四年起，曾巩在齐州做官，仍然坚持一贯的以民为本、节用为手段以富民强国的经济主张。

期间黄河北需要从其他地方，征调劳力来疏通河道，齐州应当出人力两万，按照最初县里登记在册的户籍算，三个男丁就要出一人，才能调集两万人口，曾巩便搜求那些隐瞒和遗漏户籍的人口，最后变成九个男丁出一人，这样就节省数倍的费用开销，百姓也能安于生产不耽误农事。

在齐州之时，曾巩通过减少百姓的劳役，使百姓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农事生产，同时废除没有名目的渡河钱，建桥让百姓过河通行。他还主持迁徙驿舍，从长清到博州，通达到魏地，共减掉六个驿舍，其中节省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曾巩通过节省，使百姓、政府都受惠，因此，他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熙宁十年，曾巩上任福州为官，其地多佛教寺庙，针对佛老寺庙对政府财政、百姓财物的浪费，曾巩利用僧人间的内部争斗，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予以控制，他取消官府对寺庙主持的选择权，改由教徒内部自己选择主持，然后登记主持名字，放官府保存予以公正，这就杜绝佛教徒向官员行贿。

最终削弱寺庙的势力，降低了佛老对社会的啃食，社会不稳定因素减少，百姓也回归世俗生活，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最终在曾巩的治理下，福州社会安稳，百姓富足。

元丰二年，曾巩为明州知州，执政期间正好遇上修建城楼的工程，他本着节用以富民强国的理念，重新设计计算城楼修建的工费，将城的周长减少七十多丈，回收使用十分之六的旧砖，这样大大减少了预计的开支费用。

同时，招人去捡被丢弃的还可用的旧砖，这样又可以省下一笔工程费用，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并且，修筑城楼的劳力都来自于役兵佣夫，不会从百姓中征调，这又保障了百姓的生产时间，是其爱民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

曾巩也十分看重，保障百姓基本生活的义仓制度，因义仓恤民的本质作用，正好符合曾巩以民为本，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曾巩针对粜籴新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详述了旧有义仓制度恤民的优势。

义仓粮食买入卖出或者不买卖，取决于现实的物价水平，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粮食价格标准，这样，无论当时米价普遍增高还是普遍较低，义仓都可以灵活适用在各个时期，保障其在灾荒年间救济百姓的功能最大化。

从曾巩对粮食价格细心的把握，和其细致分析不同米价，而带来的不同结果，表现出曾巩对百姓生活保障的忧心，因此，他积极建议依照义仓旧制来买入卖出粮食，以保障百姓的利益，达到安民富民的目。元丰三年曾巩被神宗留在三班院，为了给国家百姓节省经费，他专门针对冗官、国家祭祀产生的超额财政费用，提出了整改控制措施。

曾巩为官期间，如此积极地为百姓生计权衡考量、为国家节省费用，除了是其以民为本、节用裕民富国思想的体现外，还是为了社会控制，能有坚实的物资基础保证。

只有百姓不为生计所愁，才能在精神上有所追求，才能被儒道教化着去修身养性，实现内在的自我控制，同理，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只有国家的发展不被经费所限制，才能更全面的为百姓服务，发展国力军力，实现国富民强，加强社会外在控制的力度。因此，曾巩在经济方面的以节用为手段的措施，是社会外在控制有效实现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