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卢志丹 前苏联特权阶层腐化变质到底有多严重？连叶利钦也表示触目惊心

前苏联的分崩离析，是20世纪末世界政坛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地震”。有研究者认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但此说未触及本质。

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权阶层的腐化变质！

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失败的根源何在？让一群搞特权的腐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去推行经济改革、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

人们不禁要问：苏联的特权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变质，从而使权力发生异化的呢？

苏共从得人心到失人心，从得天下到失天下，有一个逐渐演化的历史过程。

“一项特权”

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不到20年，为什么在如此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能在极其严酷的沙皇专制的条件下，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呢？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了俄国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获得了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有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30多万人。

为扼杀红色革命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联合起来作垂死挣扎。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的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上前线。在给所有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也正是靠着人民的支持和党员们的无私奋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内部白匪叛乱和外部14国武装干涉的疯狂夹击中，站稳脚跟，不断壮大，最终胜利。

清正领袖

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

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挂在心上。

列宁坚决反对搞个崇拜和个人迷信，不论在会议上还是报刊上。他都不允许对他本人歌功颂德。1920年4月列宁年届半百，苏共中央和全国各地准备给他庆祝50诞辰。列宁得知后，认为这是“胡闹”行为，坦言这样会使自己“感到多么不愉快”。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到苏联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干部还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在苏联领导层基本上不存在特权现象。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对此，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新的苏维埃新机构受到了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污染和侵蚀，“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他心情沉重地告诫：“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要求对违法乱纪现象追究到底。1922年3月，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腐败行为的现象，列宁在给中央政治局信中，义愤填膺地说：“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列宁提出用动员党员上前线的办法来清洗混进党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因为这时候入党并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和有什么好处，相反地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而且“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

列宁还提出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取好处，而不愿承担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还十分注意劳动人民的意见，“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特权形成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高度集权的强化 ，促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盛行。

在早期，斯大林还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尚能保持简朴。他“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身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他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

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在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拒绝坐汽车上学，“甚至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娜拉·阿利卢耶娃回忆，当她的母亲娜加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

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拉开一个装满卢布的抽屉对妻子的哥哥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送来一袋钱，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

然而，当斯大林妻子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他的姐姐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的影响力，“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还回忆说，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人员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

斯大林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由政府开支，并且形成一种“制度”。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享受着奢华生活。

苏联高级干部的特权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真是名目繁多，形式多样。

苏联特权阶层都掌握各级党、政、军机关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是俄共（布）创始人之一、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彼·克拉西科夫的养女，在克里姆林宫生活过多年。她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说：

“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

“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竟然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有四五十人专职为高尔基服务。高尔基家每天的亲朋食客高达数十人之多。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攫为己有”，“一向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特权固化

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享有一些特殊待遇，但不是在普遍现象。产生特权阶层条件还不够成熟。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于是乎，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起种种特权来。于是乎，特权阶层形成了。

赫鲁晓夫

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这也成为勃列日涅夫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他经历和目睹了苏联发展演变的过程，他曾说：

“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

战争之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的大大发展，逐渐成了中高级干部家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苏联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特权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一切，很容易使官僚权贵将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他们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通过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

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在有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作为其“保护伞”。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又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定型且固化。

勃列日涅夫

据俄国学者的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达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总体而言，前苏联特权阶层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其一，这个阶层，掌握着党、政、军权力，对和企业、农庄拥有绝对领导权；

其二，这个阶层，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从事半合法的或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丰厚利润。

其三，这个阶层，大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时常到访西方国家；

其四，这个阶层，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已淡薄；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深入研究，深刻指出：苏联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思考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触目惊心

在苏联时期曾任州委书记、苏共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曾是特权阶层的一员。

前苏联特权阶层腐化奢华的生活享受，让这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首任总统，也感到触目惊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以亲身经历，对高层的种种特权，作了详尽描述道：

“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框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

（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制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

“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非常漂亮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

“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一一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

叶利钦

叶利钦以别墅为例，绘声绘色地揭露道：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

“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

”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

“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还谈到地方州里的特权现象。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其旨意就是法律。如果想让全州的人“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然而，如果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分配一套好的住宅，或是给谁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

叶利钦有些沉痛地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还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过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断然拒绝。

叶利钦（右）与戈尔巴乔夫

亡党亡国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大行其道。

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借其父辈的地位和特权，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最好的大学，一毕业就能跨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迈上炙手可热的权势岗位。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全国性经济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三百余名干部，使国家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有些大案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曾贪污受贿65万卢布，上演震惊世人的“驸马案”。

特别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官僚特权阶层丧失了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据1990年移居美国的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的回忆录中揭露：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甚至跟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前苏联特权阶层，不顾广大民群众长期受商品匮乏之苦，不顾底层人民为弄到一块面包和最起码的住房处于艰苦挣扎的境地，却如此肆意妄为地享受各种特权，怎么能不脱离群众，怎能不激起群众的极度不满，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又怎么能不垮台呢？

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从此，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

特权阶层作为实施这个变革过程的主体，得天独厚地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

戈尔巴乔起初想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但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变质为资本主义的政党，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其结果，导致“亡党亡国”——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华丽转身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可以大张旗鼓地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了。

由苏联到俄罗斯的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由国有制到私有制不可逆转的变革的完成。于是，俄罗斯的新主人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于是乎，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期，携带着巨额资本，由苏联时期特权阶层，顺理成章转变成为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

在经历剧变后的俄罗斯，人们发现，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竟然大都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苏联解体后的事实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相反，他们是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摇身一变，改变了面目。苏联解体促使他们实现了从特权阶层向资产阶级的“华丽转身”。

苏联解体之后，人们都在苦苦思索：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为何一夜之间突然垮台解体了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根本问题出在执政的苏共内部。而其最要者，是苏共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体制出现重大失误，导致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固化。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高高在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利用权力疯狂攫取一己私利，最后与亲西方精英分子狼狈为奸，抛弃社会主义，投降资本主义，干出集体背叛列宁主义路线的罪恶行径。到头来，“亡党亡国”，不亦宜乎，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