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秦朝以来,就成为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的2000年,中国有统一、有分裂、有游牧民族南下,但是总体上,都是朝着统一、融合的方向发展。而欧洲却大为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欧洲发展的总趋势就变成了分裂。此后的1000多年,欧洲形成的并非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是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
中国和欧洲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区别?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拐点寻找答案。这个历史的拐点大约在3世纪到5世纪。在此之前,欧洲有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发展的总趋势也是走向统一。到了3世纪之后,随着亚欧大陆的气温降低,蒙古草原的生活更加恶劣,由此引发了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场民族大迁徙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欧洲。
在魏晋时期,鲜卑族在西伯利亚寒流的趋势下不断南迁,鲜卑族的南迁又引发了其他民族的南迁,结果让中原大地出现了所谓的“五胡乱华”。两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建立了16个主要的政权,统称为“十六国”。到了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开创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典范案例。
在欧洲,由于匈人(不一定是匈奴)的西迁,使得中欧的日耳曼人不涌入西罗马境内,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此后,这些“蛮族”在西欧地区建立了西哥特、法兰克、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苏维汇、伦巴德、盎格鲁撒克逊等王国。而法兰克王国很快强大起来,几乎统一了西欧地区。
从政治形势上看,中国和西欧都在重新走向统一。然而,西欧的这种统一趋势很快就崩溃了。到843年,法兰克帝国解体,从此欧洲的大分裂就不可逆转了。而中国,则出现了隋唐的大一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首先来说说日耳曼人和鲜卑人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区别。在大迁徙之前,鲜卑族和日耳曼人都是落后的游牧民族,组织涣散。当鲜卑族进入了中原后,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北魏从建立之初,就没有推行分封制,而是实行郡县制。到了冯太后时期,又仿照中原的官僚体制,推行俸禄制、均田制、租调制等。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得北方重新稳定下来。
而西欧的日耳曼人则不同。他们在征服了西罗马的土地后,并未继承罗马的行省制,而是疯狂地占领土地,变为庄园。日耳曼贵族在迁徙之前正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他们在征服后,又将这种落后的体制带到了罗马,大肆搞起了分封制。从此,欧洲就倒回到了封建时代。
即使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占领了很多土地,但是他们内部依然是封建制度。因此,法兰克王国也必将走向崩溃。843年,法兰克王国分为了三部分,奠定了今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而这些国家内部同样是封建制,法国到近代前夜终于完成了统一,而德国、意大利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结束了封建割据。长期的分裂,让欧洲各地、各族长期独立发展,最终演变成为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在文化上,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都积极吸收汉文化,崇尚儒学,逐渐走向了汉化,推动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的汉化改革,西魏的宇文泰建立关陇集团,这两大步骤使得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基本融入了汉族。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让北方重新稳定下来,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西欧则不同。日耳曼人在征服了西罗马之后,并未迅速吸收罗马文化,而只是接受了罗马帝国的宗教——基督教。此后的几百年,整个欧洲都成为了基督教世界,而罗马文化却只是在东罗马保留。强大的法兰克王国曾经也出现了早期的“文艺复兴”,但是对罗马文化学习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隋唐的繁盛,而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了一切。
直到12世纪“十字军东征”之后,罗马文化才重新在西欧国家广泛传播,并且在14世纪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后,日耳曼人和各地的民族已经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如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意大利民族、西班牙民族等,语言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断分化。到文艺复兴时代,西欧各国都重新继承、发展古典时代辉煌,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主题已经变成了反对教会、提倡民族独立。西欧各国的人文主义者都提倡用本国的文字来创作,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当然,方式有利也有弊。中国通过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不断巩固统一,使得中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领先全球的位置,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但是长期的稳定也导致中国的制度逐渐走向了僵化,最终在近代衰落。
欧洲在几百年的“黑暗”中孕育了议会、资本主义等新的文明因素。到了15世纪,欧洲终于拨云见日,并且直接向近代文明过渡,出现了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世纪近代的历史,都成为了欧洲人主导的历史。
如今,中国又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而欧盟又陷入了分裂的危机。从长远来看,一个统一的国家才具有再次复兴的基本条件,而分裂的国家最终还是免不了落寞。如此在我们在选择一次,我们依然要选择古代的大一统,而不是选择欧洲的“暴发富”式的模式。
鲜卑族在北方推行的汉化改革,为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打下了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可忘记。随后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又开创了二元帝国制度,为中国的第三次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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