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品鉴 新保安之战，华北解放军将仇敌35军送上了不归路

平心而论，写回忆录，我也赞成这样的做法，减少矛盾。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对这样的历史大事不能不谈。

记得杨成武当年说（杨成武夫人赵志珍也在场），他同聂帅真正把话说透，是在1946年。那时大同战役失败，保卫张家口战役即将开始。这是一年前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第一次同他单独细谈。最初的内容是谈两件事：第一，攻打大同为什么没能得手？第二，张家口能不能守得住？

杨成武说，当时的聂荣臻顾虑重重：张家口是郭天民带领冀察部队打下来的，冀察部队保卫张家口的呼声最高。如果张家口丢在他聂荣臻的手上，他对下面，尤其对郭天民的冀察部队不好交代。而且，当时中央一再来电，要求保住张家口，因为这是延安联系东北解放区的唯一交通要道，张家口一丢，政治影响还在其次，延安通往东北解放区的往来通道会全部切断。所以张家口丢失，他对延安也不好交代。

一谈到延安，聂荣臻紧接着就谈到了“七大”晋察冀代表团对他的“斗争”，冀中问题、一分区问题都是主要的“斗争”内容……

这一次聂、杨之间的谈话肯定十分重要。在此之前，杨成武同聂荣臻只是上下级关系，顶多是关系较好的上下级关系。但在这次谈话之后，两个人在原有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层政治联盟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事情过去了近40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设计师打算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要物色新的总参谋长人选。聂荣臻拉着另一位老帅，两个人鼎力支持杨成武入选。几乎在同时，中央军委准备为聂荣臻写传记，动笔时改为回忆录。是杨成武，亲自为聂荣臻物色回忆录的执笔人选，当年一分区宣传科干部魏巍、彭澎都在其中。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的回忆录中称：“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此说法与实际情况一致吗？

此事的确是北京军区牵头负责，因为北京军区的前身就是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北京军区牵头，名正言顺。魏巍担任写作组长，也势在必然。写作组的落脚点安排在崇文门内的一家旅馆——解放旅馆，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产业，位置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旁边。

北京军区文化部专职女作家舒云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调上来，加入到聂帅的写作组的。在聂帅回忆录中战争部分的写作上，的确有杨成武的亲自安排，确定了一直在晋察冀参战的原一分区老同志加入写作组。这就是，虽然“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但空军的干部也得以加入进来。

实事求是地说，论文笔和写作能力，彭澎不如有一分区“三大干事”之称的钱丹辉、魏巍、蔺柳杞这三个人。但彭澎有一个能力：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却是那三个秀才远远不及的。可能杨成武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所以推荐彭澎进入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

举一个例子。

可能从没有人把时间对一个人精神气质变化的影响，深深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但彭澎观察到了。他说，80年代复出后的杨成武，和以往那个熟悉了几十年的杨成武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几分谦逊，少了几分傲气。

历史上的杨成武属于“少年得志”，1914年出生的他，1929年15岁参加红军，1931年17岁就成为团一级干部，当上教导大队政委、团政委。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仙人桥战争胜利后被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从此以后的61年时间里与聂荣臻有不解之缘。

正因为“少年得志”，杨成武可以有崇拜者作为下级，可以对知识分子干部礼贤下士，同下级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但是在同级或同资历的红军干部中很难有“朋友”。在晋察冀战争年代的12年，跟杨成武发生过冲突的红军干部比比皆是，杨成武在晋察冀树敌之多，也难以计数。

能清醒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但彭澎看到了。但这并不防碍彭澎夫妇成为杨成武几十年如一日的铁杆粉丝。

在《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聂荣臻这个晋察冀军区的创建人和长期的领导者来说，晋察冀这点历史对这个写作组来说再无秘密可言，一切都敞开了大门。于是，写作组对哪些史料的“取”或“舍”就成为了问题。

很快，对于这些史料的取舍和利用问题，涉及到了写作的指导方针，魏巍和彭澎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作为回忆录，有一个作者本人对史料的选定问题，可以不必全面，把主要方面谈清楚就可以了。这些要求比较全面的方面，即对主要晋察冀史料的全面取舍，在将来写作《聂荣臻传》的时候再考虑使用进去。

比如对延安“七大”时期晋察冀代表团整风过程中的内部争论，比如对退出张家口以后的“涞源会议”上聂荣臻同郭天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回忆录》都采取了回避不谈或采用聂荣臻的单方面言论。其实后来魏巍主编的《聂荣臻传》也没有提及，但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提及了。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肖克作为聂荣臻在晋察冀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我认为肖克这段话不那么“实事求是”，有为自己对手美化及和解关系之意。肖克说这句话时，可能忘记了郭天民是怎么回事，他和郭天民又为什么要求朱德将他们调离晋察冀。

关于这次在延安时候的晋察冀高级干部整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43年秋冬，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其实这次整风会议也是“七大”的预备会议。在这次晋察冀代表团进行整风的高干会议上，他做了《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晋察冀代表团的主要人员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当然，这个口号先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七·七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

后来由于欧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的时间推迟了，中央也改变了这个口号。但从华北的实际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1944年1月上旬，聂荣臻三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与此同时的1944年初，在远离延安的晋察冀，也召开了长达80多天、两个多月的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全面研究总结了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成绩有收获的。但是会议开着开着，发展到针对聂荣臻进行点名批评，提出了诸如“试行志愿义务兵役制不对”、“演出《跟着聂司令员前进》是搞个人突出”、“晋察冀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有轻敌速胜观念”等批评。由于聂荣臻处于“诸多被否定”的状态，一年前，1943年初支持杨成武，也是引起高干们诸多不满的原因之一。

1944年初召开的晋察冀分局的高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留在晋察冀，没有到延安参加“七大”的晋察冀党政军高级干部。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的肖克，还有从冀中军区过来的晋察冀军区代政委程子华主持会议，郭天民、刘道生等领导干部都做了重要发言。这次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与一分区在满城县慈家台的整风会几乎同步举行。

为什么一分区整风，如此重要的一个活动，杨成武竟然指定一个小小的宣传科科长彭澎来负责？杨成武只给会议定了调子，“学习为主”，就撒手了。他和那些一分区领导们都去了哪里？

因为当时科长以上的一分区领导干部，都到晋察冀开会去了。一分区只留下一个没有了任何职务的黄寿发，主持着军事大局。

1943年底刚刚大病初愈，恢复了工作的杨成武也在其中。一分区整风会还在进行之中，杨成武回来了，据老干部回忆，杨成武当时仔细阅读了每一份干部的发言纪要，然后旁听了以后会议上的干部发言，对其中“过左”和“过火”的言论进行了纠正。

杨成武的这一系列举动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曾参加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但发现气氛不对，矛头都对着他的后台聂荣臻去了，而且从“批路线”很快演变成了全面批判。作为聂荣臻一手提拔上来的老下级，以及同肖克很尴尬的关系，杨成武难以再忍受下去，如果他继续在场，这次会议上将逼迫他当众表态，很可能会演变成对他的批判。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借着一分区整风还在进行，离不开领导人，会议途中告退回来。回到一分区整风会场的杨成武，这一次真的融进了整风，他亲自把关，防止有人把会议搞左，矛头向着领导而去。

1944年2月，杨成武在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期间回到一分区，除了这个整风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调集一分区主力一团，由罗元发等领导人带领，开赴延安。尤其是1944年4月，肖克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这些人来到延安，也把晋察冀的矛盾给带了过去。

1944年初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上的不正确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干部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也带到了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晋察冀代表团的干部之间。在杨家岭的一次会议上，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言辞激烈，涉及到人身攻击，纪亭榭站起身来“国骂”，以致双方险些动起手来。当时聂荣臻赶紧把维护他利益的纪亭榭拉走，私下里单独谈话。聂荣臻对纪亭榭说：“找你来谈，是提醒你在整风中要冷静。你那天在会上骂人是不对的。凡事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嘛！”

绰号“纪大炮”的纪亭谢回答聂荣臻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这个会我还得参加，还得辩论，要不没真理！”80年代初纪亭榭在彭家，再一次同《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的彭澎提起这件事时，犹有当年的咬牙切齿之意。

聂荣臻在后来说：“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嘛。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很好的。同志之间意见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意见实在统一不了，可以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中央及时地发现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作了指示，认为这个会议应该开，但是对某些问题处理过火了，不是那么实事求是，有些事情一时搞不清楚，留待将来再说。

会后，当时任四分区35团政委的傅崇碧后来说：“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

1944年9月19日，聂荣臻与前来延安的萧克经过研究，并报经中央批准后，发布了成立冀察、冀晋、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的命令。这就是说，肖克提出的晋察冀军事改革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有力支持。

1945年4月至6月，聂荣臻出席了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9日，他在大会上作了《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七大结束不久，党内开了个华北问题座谈会，聂荣臻出席了这个会议。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聂荣臻也受到了批评，并且作了检讨发言。但是，他对批判彭德怀的过火行为是有看法的。他认为整风的“重点应该是分清路线是非，至于每个同志在作战指挥或具体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那是次要的，同路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的方式也不能一样”。

参加七大，聂荣臻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认为，尽管整风审干中出现过偏差，尽管华北会议开得过份了些，但通过这一过程，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的喜讯传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们，全都狂喜地握手互致祝贺，准备团结起来向日本侵略者发动最后一战。聂荣臻8月10日与肖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抽主力几个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

1945年9月，乘坐美军飞机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从程子华手里接回了领导权，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直至1949年进入北平。

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肖克，一度短暂担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接替郭天民。可惜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就被郑维山替下，以后继续担任聂荣臻的副手，但过去曾经一度行使的指挥权没有了。

1945年10月，按照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军区组建了冀察郭天民、冀中杨成武、冀晋陈正湘三个野战纵队的晋察冀野战军，并联合贺龙的晋绥军区，向绥远的傅作义军队展开攻势。历史上称之为“绥远战役”。

我军的战略目的，打算将晋察冀和晋绥两大根据地连为一体。为了解救处于劣势的傅作义军队，国民党军队乘坐美国军舰，在辽宁锦州的葫芦岛大批登陆，然后从东向西进攻冀热辽一带的共军，晋察冀被迫在西面的绥远和东边的冀热辽两个战场同时作战。

为了应对冀热辽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晋察冀军区只能勉为其难，再次组建冀察刘道生、冀中黄寿发、冀晋赵尔陆三个较弱一些的野战纵队，成立了肖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这三个野战纵队建立完毕，已经是1945年的12月底，随着1946年1月的到来，国共和谈在重庆签字，国共军队之间全面停战，晋察冀首先裁撤掉的，就是肖克的这个第二野战军。

1946年1月，国共和谈签字；之后的4月，晋察冀率先大裁军，是聂荣臻晋察冀军区领导班子的一大败笔。当时郭天民、杨成武为代表的晋察冀野战纵队的领导人都反对这样伤筋动骨似的大裁军，但肖克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没有什么言论。也许肖克当时并不在军区司令部主事，他和罗瑞卿在东线，虽然手下的部队被裁撤掉了，但他们一直坚持到军区召开涞源会议才与聂荣臻合并到一起。

5月底，日军对冀东发起了一系列进攻；6月又对冀北的白洋淀地区发起进攻，同时对平西挺进军进行扫荡。

1941年的晋察冀根据地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晋察冀军区的一、二、三、四军分区加雁北地区，冀中军区，以及平西挺进军，这3个单位的最高领导都是聂荣臻，平时则分别由聂荣臻、吕正操、肖克指挥。

鬼子向冀东、冀北、平西大举进攻，显然是要切断对手跳到外线的路，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内线的八路军。

扫清周边之后，7月9日，华北方面军正式下达了《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命令》，计划全面进攻的那一天，是8月12日。

日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位于河北阜平的晋察冀军区总部。

鬼子开始动手的时候，晋察冀正面临疾病的严重威胁。严格来讲，聂荣臻此时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有4个军分区，大概属于北岳山地，打游击方便，但是地方穷，粮食产得少，全靠冀中根据地支援棉粮，才能保障起码的生存需求。

冀中虽然产粮，却不产医药，根据地此时出现疥癣等流行病，病员一度达到半数以上，甚至出现“出院不如入院多”的情况，十分不适合应对大规模战役。

如此严重的事情，自然瞒不过鬼子，因此八路军只能一面治病，一面精简机关，应付大扫荡。

通常情况下，如果兵力弹药比较足，八路军会选择截击扫荡的敌军，但是经过几年消耗，根据地实力严重受损，兵力和弹药储备都不足跟数万日伪军硬抗，所以只能打游击。

具体做法是，埋藏物资、精简机关，由地方部队和民兵掩护老百姓转移，正规军则同敌人周旋，伺机攻击对方的补给线和后方，将对方拖到粮弹耗尽，不得不撤出根据地。

以往的扫荡，都是日军旅团或师团一级组织，相互间很少统筹协调，物资储备也有限，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因此八路军能够用空间换时间的办法，逼得鬼子退出根据地。

但自百团大战后，从1941年开始，日军正式把八路军当成了战略对手。拥有后方工业优势的日军，决定利用交通上的优势，调集充足的兵力物资，同对手打持久战和消耗战。

这是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杨成武们绝对无法匹敌的。

对于自身的优点和劣势，日军同聂荣臻都了然于胸，并且在纸面上推算了无数遍，力图给自己找到一个最有利的解决办法。

首先出牌的，是聂荣臻。

从7月23日起，晋察冀北岳地区同冀中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路、破电杆活动，并且还对一些小据点发起了进攻。

单从数字上看，聂荣臻的破袭活动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各军分区都报上来一堆数字，累计破坏了多少公路桥梁、缴获多少电线。

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问题，因为各军分区缴获的枪支弹药极少，杀敌数字也不多，而且都是伪军，很少有日军冒头。

很明显，日伪军知道对手攻坚能力差，早就囤好了物资缩在碉堡里，任由八路军扒路拆杆，死活不肯出头。

看来，聂荣臻的先发制人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8月13日，日军的大举进攻正式开始。

华北方面军制订扫荡计划的时候，指挥官是多田骏，等到执行时，已经换上了冈村宁次。

面对前期初试牛刀已显疲态的八路军，日军先是严密封锁边界线，然后依据公路、碉堡进击二分区和雁北，同时向东南方向的冀中七分区佯动后掉头西北攻击三分区，对阜平造成夹击态势，企图一举吃掉聂荣军的晋察冀军区总部。

虽然对鬼子的动向十分了解，甚至还猜到了鬼子的打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聂荣臻的反应十分乏力，因为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华北方面军出动的规模。

1941年的大扫荡，华北方面军有21、26、34、36、41、110六个师团派出了数量不等的部队，加上几个混成旅团，连同配合的伪军、警备队等，一共有6万多人，训练水平和弹药物资更处在绝对优势，无论聂荣臻如何精明、甚至猜出了鬼子的进攻方向，他都难以招架。

在凶猛的进攻下，郭天民的二分区首先出现问题。

鬼子大军长驱直入，郭天民只能依托山地苦苦周旋，几天之后，聂荣臻不得不下令，二分区三个主力团立刻撤出腹地，跳到外线继续作战，不要再纠缠！

三分区实力薄弱，雁北地区没有主力团，再把二分区让出来，阜平总部就陷进夹击里了。

但聂荣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形势很清楚，二分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沦陷，三个团再不撤，就要被包围歼灭，与其人地两失，不如暂时后退。

鬼子的进攻如此凶猛，二、三分区先后被突破，聂荣臻倒不很担心，因为战前早就有相关的准备。根据地这么大，军区总部又没说非要在阜平，等鬼子打过来时再转移就行了。

从各方面情报看，鬼子的突击封死了东西方向，但是南面却拉开了一个大空档。顺着这个空档，聂荣臻可以带着军区总部机关，渡过沙河南下四分区，在那里继续指挥作战。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聂荣臻自信满满地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沙河，然后骇然发现，河那边原来不是空档，是埋伏好的鬼子！

作为八路军的对手，不管是多田骏还是冈村宁次，军事素质都是一流的。他们很清楚，想占领一个地方容易，要抓住八路军的指挥机关或部队主力，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在这次精心准备的大扫荡里，他们没有一味蛮干，而是精心设了一个局，让大军东西突击阜平，故意在南面闪开一个口子，好诱聂荣臻去沙河；接下来就是把军区总部团团围住，再吸引其他八路军前往援救，最终一网打尽。

聂荣臻不是神仙，算不到鬼子的计谋，所以他带着军区机关和后勤部门、学校，一头扎进了包围圈。

更严重的是，在包围圈里，他还碰上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以及北岳区的机关大队，大家都想从沙河突围，结果全部掉进了日军布下的口袋里。

此时，二、三分区自顾不暇，军区警备部队数量极其有限，包围圈里的两万来人大部分没有作战能力，随时有可能遭遇鬼子，迎来惨烈的大屠杀。

8月23日，大扫荡仅仅进行了10天，深陷重围的聂荣臻就支持不住了，他给一分区的杨成武发去电报：火速派老一团前来解围！

早在8月初的时候，杨成武就知道，鬼子肯定要扫荡他的一分区。

每次大规模扫荡之前，各分区都要囤积物资、集结部队，同时还要准备车马和民伕，这已经是常态了，八路军和日本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扫荡本身不是秘密，扫荡的线路和时间才是秘密。

杨成武的心里也是比较紧张的。鬼子这次行动规模前所未有，周边各分区形势如此凶险，一分区却一直没有动静，显然不是鬼子忘了他们。

杨成武下令，立即统计各团的情况，包括能参战人数、伤病员及枪弹情况等，结果火速上报。

这是杨成武作战前，调查研究的重点事项。只有通过这种调查，才能了解各主力团的最新状况，从而推测出一分区能打什么规模的仗、能同多大规模敌军进行对抗等关键资料，做到心里有谱。

司令部调查完，很快把数字报了上来，结论非常简单：一分区的老兵和弹药都在1940年消耗得差不多了，至今得不到有效补充，没有能力跟鬼子硬拚。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但真要面对的时候，心情还是分外沉重。

不能硬拚，就只能一面掩护老百姓逃难、一面跟鬼子捉迷藏。

此时的主要对手，是日军110师团110联队长水上源藏大佐（大扫荡结束后10月份升为少将）。

于是，一分区开始大规模精简。指挥机关留下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地委书记王国权、行署专员李耕涛，其余只留作战科、情报科、通讯科一部分人，机要科全体人员，政治部只留几个，总共三四十人。

其他机关干部都下到各情报站（电话站），或者单独找地方隐蔽。战线剧社100多人，身强力壮者下到各部队，妇女小孩躲上狼牙山。

杨成武给自己留的人马不多，随身的警卫班、侦察班加起来只有20人不到，外围部队则是警卫连、侦察连、一团第三连。其中警卫连战斗力比较强，共有220人，配12挺机枪、4个掷弹筒，班长和战士都是老兵，排长则是各团连长中挑选的，属于军分区精锐；侦察连也有近200人，训练有素，基本上是日式装备；一团三连是红军老连队，战斗力很强。这三个连总共500多人，战斗力可以同一个团相当，小股日伪军碰到他们，讨不到什么便宜。

除掉三个连外，杨成武还带上了20团，以及涞源支队。扫荡开始的时候，他们将跟随分区机关一起行动，然后中途分开，把鬼子引到山沟里打转。

驻在北娄山村的一分区司令部开始组织疏散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是司令部重地，鬼子肯定要来扫荡一番，因此不光机关要疏散，老百姓也要提前疏散，既是为了他们安全，更是保密的需要。

可是谁也没想到，大家都忙着撤走，杨成武的房东却没有动的意思。虽然当年房价低，但革命军人的收入更低，杨成武东征西战，日常生活也是蹭住农民的房子，着实寒酸得紧。

看到房东一家不想走，训练科长李青川就去商量，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缺粮米衣被，八路军可以帮忙解决。

李青川是一片好意，可是那位房东的回答，却让人目瞪口呆。他告诉李科长说：“我们全家早合计好了，到哪儿，都不如跟着杨司令安全，我们就跟着杨司令一起转移。杨司令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这么多领导都在这里，发现了鬼子，也有八路军给咱顶着，跟着杨司令和这些领导，再安全不过。”

听到李青川的汇报，参谋长黄寿发鼻子都要气歪了。这么多干部都没资格跟司令部疏散，一个老百姓，竟然把自己跟领导放在一起，叫什么事呢？！

光有一户人家跟着，也不算大事。问题是，房东老农不管什么保密，直接把想法跟其他人都说了，结果北娄山村的老百姓觉得有道理，不少人都不走了，纷纷聚在一起，等着跟杨司令一道行动。

事情到这一步，就比较严重了，因为目标太大会暴露行踪，还可能混进敌特，黄寿发只好向杨成武汇报。

时年27岁的杨成武沉思了一会，说了一段极有水平的话：“这也难怪，战争年代，求生是每个人的基本意愿，谁不想活下去呢？老百姓也不例外。老百姓既然认定跟着你八路军最安全，你哪儿还能把老百姓从身边赶走呢？”

黄寿发沉默了。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战争的残酷，绝不会那么简单。

8月10日前后，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杨成武一方面收缩兵力严阵以待，另一方面将1、3、25团的侦察连集中起来，组成侦察营突击平汉铁路。

按他的经验，袭击铁路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牵制对手。没想到，日军兵力极为充足，铁路沿线前后防范严密，侦察营都是轻火力，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8月23日，在一分区狼牙山的东、北两面，日军21师团驻保定的机动部队，开始了正式的“铁壁合围”作战，从徐水迂回易县、紫荆关。第二天，南面的110师团所属部队也出动了，从保定、望都、完县、刘家台完成合围。徐水的敌人占领了金坡、苑岗、上下铺，此时狼牙山已经被三面包围，只有西面通向涞源方向还有个口子。

鬼子重兵入境，迅速占领了交通要地南管头村。军分区司令部则在前一天，从北娄山村秘密转移到旁边的周庄，北面不远的岭东村，已有数百日军进驻，两边不过几小时路程。

两天时间里，周庄白天没有一点人烟动静，仿佛无人的死村，500多八路军跟100多老百姓全部藏在屋内，靠干粮冷水充饥，天黑后才悄然生火做饭，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步就是刺刀见红的决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成武收到了聂荣臻的电报，要求把镇守狼牙山的一团调出去，救援军区总部。

杨成武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是有相当准备的。此刻的问题，是他手上兵力也不足。一分区总共有1、3、6、20、25、34团，看上去兵强马壮，其实状态堪忧。3团去年损失太大，现在还都是整训的新兵；6团实力不强，20团和34团都是小团，25团又不适合打伤亡大的硬仗。

考虑到军分区有好几万老百姓需要掩护转移，这几个新兵成群、弹药不继的团是远远不够用的。一分区看上去家底大，可是地盘也大，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防区，也都要保证防区内的军民安全。

狼牙山地区是一分区防御体系的核心，所以才派一团镇守，把它调走了，就等于狼牙山腹地十几里全部洞开，日伪军将畅通无阻，无人能挡住他们进犯的铁蹄。

狼牙山很重要，但是军区总部的安危也很重要。每次聂荣臻有难的时候，杨成武都会派一团去解围，所以这一次，杨成武也没有犹豫，咬着牙准备再次派出老兵最密集的一团。

一分区的团级编制里，除侦察连外，一个大团应该有12个连，老一团比较特殊，杨司令在里面搞了13个连。

8月23日晚，杨成武在离日军不远的周庄，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正式开始艰苦的反扫荡之旅。此时日军正在四处袭扰，试探八路军主力位置，县大队和民兵早已全部出动，掩护乡民撤离，周围枪声大作，到处是火光人声。

杨成武在周庄，镇定地做了几个决定：一、一团留下第三连和第七连，其他人在团政委陈海涵率领下驰援三分区，务必救出聂荣臻，不惜代价保证军区总部两万人的安全；二、三团的第三营继续留在满城，掩护狼牙山根据地至关重要的南面，其余两个新兵营本来在一团防区训练，此时留在原地，暂不调回满城；三、一分区司令部位置早已暴露，因此杨成武将率领司令部移动作战，由军分区警卫连、侦察连和一团三连负责保卫，20团暂时随司令部行动。四、一团七连由团长邱蔚直接指挥，策应其他部队，保卫狼牙山根据地安全。

分析杨成武的布署，可以发现他确实经验丰富。一团有13个连，留下两个还有11个，加上团部机关，足以担起掩护军区总部的责任；把三团的两个新兵营留在原地，虽然不能完全防御敌人，至少可以制造假象，让敌人以为一团还在狼牙山，不敢轻举妄动。34团和25团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野战部队，他们只要保证驻地的平安，就算完成了任务。

杨成武此刻真正能够依靠的，是3、6、20团，还有手边的3个连。其中警卫连和侦察连擅长近战，三连野战经验丰富，他们在一起，对付日军小股部队不成问题，一定能保证分区司令部的安全。

发布完命令，一分区几支部队开始交错行军。一团七连在狼牙山隐蔽待命，三连跟随杨成武机动，其余11个连全速开往阜平，同鬼子抢时间，救援聂荣臻。

在大张声势宣称一团和三团都还在狼牙山之后，所有人迅速离开了周庄。大家相信，鬼子的情报十分灵敏，肯定会顺着踪迹追过来。

此时的阜平，情况已经相当危急。1938年晋察冀军区总部被围、杨成武驰援的时候，军区总部有1万人需要掩护；而到了1941年，竟然已经扩到了两万人。

这么多机关、后勤单位聚在一起，打又不能打，走又走不快，鬼子天天用飞机侦察轰炸，还有地面部队有条不紊地推进，准备把人赶进包围圈里，然后一举歼灭。

关键时刻，一团赶到了。

赶到阜平的一团，马上投入了战斗。

他们把团部的100来人也编成一个临时连，全团凑成12个连分成4块，分别由四个团领导（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参谋长晨光、政治处主任史进前）带领，顶在机关大队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掩护大家从速转移。

他们接连穿过几道封锁线，终于转移到外线，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

对一团的表现，聂荣臻很是满意。

之后，大家开会的开会，休整的休整，都在山沟里等着鬼子扫荡完毕，好护送聂司令回阜平。

然而他们终究没能去成阜平。因为在9月份，他们接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分区全境陷落！狼牙山军民被围！！司令部和后方机关告急！！！一团火速回援！！！！

早在8月24日，一团主力离开狼牙山后，一分区指挥机关平常聚集的几个村子都已经走空。趁着深夜，杨成武率一分区精简后的机关大队（10来个领导干部、30多个司令部干部和机要人员，总计50多人），以及3个连的掩护部队，在暗夜的掩护下悄悄离开了北娄山村，向西转移到漕河边上的小村周庄。

在悄然转移的指挥机关身后，是北娄山村的100多个老百姓。

杨成武对此有指示：不要强行改变老百姓的意愿，也不必管他们的去向，他们铁了心要跟着八路军的队伍走，就随他们，即使跟在队伍后面，也不得驱赶。

这是一道暴露目标并险些送命的决定，从一开始，杨成武就知道它的危险，但他从来也没后悔过。这也是杨成武人性中，最为可贵的闪光之处：绝不忘记自己的根本。

一分区司令部悄悄撤走后，一团团长邱蔚立即带领团部从团山村进驻北娄山村，造成司令部仍在的假象。同理，南娄山村的一分区政治部前脚刚走，三团团长肖应棠也带领三团团部从松山村进驻南娄山村，造成一分区政治部仍在的假象。

两个团接敌之后，没有久留，立刻分道扬镳，一团除了邱蔚和两个连外，其他人奔赴阜平保卫军区总部；三团则绕过敌军穿向满城，隐蔽待命。

这一天夜里，周庄东北面枪声不断，易县、满城、定兴、徐水4个县的大队全部出动，总共有1000来人，正在掩护老百姓向狼牙山撤退。此时留守的只有一团七连，呆在狼牙山南边一个叫东西水的村子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隐蔽待机，不得暴露。

根据七连一个战士回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紧张逃难，自己手里有枪，却不能去帮忙，心里充满了愧疚之意。这个留下回忆的战士，名字叫葛振林。1个月后，他和其他4名战友作为一个响亮的名称，记入了历史书中：狼牙山五壮士。

8月24日夜，杨成武在周庄再一次清点人员，清理掉不必要的文件和背包后，开始了突围行军。

虽然队伍已经大幅精简，可是沿路都有老百姓加入，此时已经有两三百人跟在大队后面，拖家带口加上背负着大小包裹，行动缓慢，目标十分突出。

杨成武此时的方向，是直线正北，那里是易涞公路。只要越过这条公路，就能到达平西。

平西之所以比较安全，是因为那里是日军驻蒙军的防区。华北方面军、驻蒙军、关东军不是一个单位，相互间也谈不上合作，尤其是扫荡之类行动，经常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联合协同比较差。

八路军发现了这个奥秘后，经常在两边来回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所以看到鬼子来势汹汹，杨成武的选择，仿佛还是北上平西，甩开华北方面军。

但是有经验的人感觉到，这趟的目标应该不是平西，因为杨成武除了带上3个连外，还专门捎上了涞源支队。

涞源支队的装备和火力都不如主力团，杨成武带上他们，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杨成武虽然北上，真正目标却是西面的涞源县，所以需要熟悉环境和群众基础的涞源支队。

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其实很不顺利。大伙在行军时，碰到了一件十分纳闷的事情：他们甩不掉鬼子的跟踪。

为了保持联系，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架起电台，同其他部队通讯。杨成武感到奇怪的是，每次电台开机不久，天上就会出现飞机，四处盘旋找目标。

虽然没学过无线电测向，大家都凭战争直觉想到了一件事：鬼子八成有某种技术，能探到电台的方位。

既然电台不安全，那就不要用了，大家在无线电静默中继续突围。

很快，他们赶到了易涞公路附近，越过这条公路，就是平西的地盘了。

眼看就能跳出鬼子的合围圈，杨成武却停了下来。他没有多做解释，只是简单地下了一个命令：调头。

明明快到安全地方了，却要往回走，没有人问杨成武为什么，因为大家相信他的判断。无数次枪林弹雨里，杨司令都是用这种迷踪拳般的招式杀出路来，这次也应该不会例外。

多年后，华北方面军的扫荡作战计划不再是秘密时，人们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甲兵团于X+2日前进入良乡、高碑店以后，西向进攻敌区，击溃敌之集体战斗力；特别应迅速占据易县—涞源道路，以切断敌之南北交通。

北面公路果然有鬼子的陷阱。

杨成武的判断，救了所有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