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说历史 承秦而治的文吏体系，为何成为重要人事支撑？

武帝亲政后黄老无为思想骤然退场，汉儒理论体系尚未整合完毕，不足以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再加上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法家思想又活跃起来。但重典治世的推行仅凭思想的支撑难以实现，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人事与之配合，即以文吏为主体的官僚体系。文吏也称法吏、刀笔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的瓦解，作为法家思想的产物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不断制度化、体系化，逐渐演变为承担国家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职业官员。到秦代已经建立起完善、规范的文吏制度，成为法家化帝国体制运行的基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文吏是法家思想的执行者

也是秦帝国存续的基础性的组织人事力量，“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其他激烈的改革行不通，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这种官吏构成了有名无实的“新法家”。高祖刘邦攻下咸阳之后为争取民心，很快就向秦人宣布“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秦法严苛悉数废除，但各级官员却照常工作，文吏制度已成为秦帝国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强秦虽然覆灭，但文吏制度却得以连同帝国体制一起保留下来。现实政治中文吏明法、断狱的能力深受政府重视，故有较多的升迁机会，所以终汉之世官方和民间习律之风一直盛行，这也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再次证明文吏始终是一支掌握政府运转的政治力量。秦汉的文吏不仅仅只是底层小吏，汉相萧何、曹参均出身于秦的文吏，明悉国家律令；武帝时位列三公九卿的公孙弘、张汤、赵禹、王温舒、杜周等人均起自文墨小吏。

文吏中的“能吏”层层擢升

并成为朝臣正符合法家的制度设计，“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此为法家眼中标准的文吏形象。“文无害”是秦汉时期选拔文吏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对文吏忠于职守的评价，要求文吏熟知国家律令，对各种政事、文牍、故事、条品皆通晓无凝滞，所谓“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

处理公务则需奉公执法，无所偏袒枉害，执事能力强，同时又要执法平和。曹参继任汉相之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忠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选吏标准的变化与黄老不扰民、不害民、与之休养的理念一致，汉初吏治形态与前秦大不相同。理想的社会景象也变为“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结语：

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因此文吏不得不降低执事效率以适应休养生息的政治风气。黄老思想盛行七十年之后，无为而治已经不合时宜，国家在武帝时期又重进入“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的时代。文吏也在渡过黄老时期的休眠之后又开始崭露头角，其实“自汉初文吏就一直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当时机已到，他们便从如同蛰伏般的状态中活跃起来”[11]，成为武帝重典治世的组织人事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