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傲视群雄,许下屯田之功不可磨灭。军粮对于古代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袁术集团的瓦解,与其军粮供给上问题关系密切。袁术集团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军需保障体系,在军粮供给问题上一直采取临时征调的粗放手段。袁术自南阳起兵之初便采取州郡征粮的措施。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慢于城东口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军粮大事不能自给,仰仗州郡之粮给袁术集团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性。袁术集团从荆豫转战徐扬的关键在于封丘战败,但也与之前的军粮危机有关。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
袁术转战徐扬后不思教训
依然采取粗放的州郡征调的手段。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其叛逆,闭口不通,内修战备,将御之。后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应答。陆康、骆俊不予军粮,所幸袁术此时势大兵强,可武力解决二人,故未出差池。袁术集团的失败和瓦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松散性和随意性。军事制度的松散性使得将领得不到有效的管束,军粮得不到持续的供给,这些弊端犹如定时炸弹随时会引爆反叛危机和断粮危机。
而在集团内部,随意倾礼依附势力导致矛盾激化而不自知。柳春新指出:袁氏政宽即是宽治宽,是东汉末期弊政的延续和发展。就此看来,袁氏之败似与何氏之败相类。何进放任下属入洛,不加约束,贸然挑起与宦官的内部争斗终落得身死败亡,二袁董卓趁势因之而起。袁术不思何氏之训,放任孙策南下,贸然僧号激化内部矛盾,终落得个道死江亭,促使孙曹二家坐大。因此袁术集团的松散性和随意性实际上是东汉弊政的诞续,注定了其衰亡的命运。
袁术的历史形象奇差无比
毫无正面形象可言。当世的孔融,删越谓其冢中枯骨勇而无断:后世撰史的陈寿、范哗谓其天性骄肆奢淫放肆,荣不终己猎狂于时,妄自尊立;北宋何去非谓之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王船山谓之狂愚而逞。袁术的负面形象甚至走向了妖魔化。袁术形象的妖魔化与历史书写有着极大的关系。袁术与曹、孙、刘家均有瓜葛,这样的汉末人物并不多见。袁术与曹操是死敌无须赞言,孙氏原为袁术部曲后因僧号反目,而袁术与刘备争盟淮洒致其痛失徐州。
袁术交恶于家,故家所书断无善辞。纵观古今之人对袁术的评价概不出四点;骄…奢狂肆。袁术的骄傲是与生俱来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袁术有着骄傲的资本,时出妄语。袁术与吕布书言:术生年己来,不闻天下有刘备此事流传甚广,北魏元继便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之言激元融。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据此记载,袁术更是鄙视山东之人求利避祸,其骄矜之态显现无疑。至于奢侈,所谓后宫数百皆服绮飯和铺得蜜浆之事皆可验证袁术的奢侈。
袁术出身豪口
自然而然沾染了骄奢习气,但这种骄奢远非史家所书之甚。狂妄不尊,图谋篡逆是人们对袁术的最重要的印象,狂的最大体现即是袁术僧号。袁术僧号被视为图谋己久,然而摆脱所谓倒放电影倾向,对其重新审视,或未可早下结论。汉末社会思潮经历了辅汉到代汉观念的演化,袁术的政治思想亦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在议废献帝立刘虞之时,袁绍寻求袁术支持遭到反对。范哗言:术好放纵,样立长君,托公义不肯同这显然是由袁术僧号倒放反推之言。袁术的尊汉辅汉绝非流于纸面的圣主聪眷,有周成之质,袁术付出了实际行动,即前文所述的讨伐董卓。
袁术诛宦官是何氏集团的内部斗争,并非气侠的体现。彭卫指出:讲信重义、轻财好施、仗义助人,果敢悍勇这四个核也因素錄现出独立倾向的同时,又明显地相互渗透;在斗鸡走狗、放荡不羁的点缀下构成了汉代侠者的精神世界。”在这四项核屯、因素么中,袁术仅占悍劳二字,甚至做出过不授孙策太守的多次失信行为。
结束语:
袁术的侠者属性并不显著,其体现出的气实际上就是骄,至于勇则是狂肆的体现。袁术的侠气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豪族出身,故彭卫将袁术归于豪族型侠者的结论是极有见地的。兼具豪族和侠者双重身份,袁术不可否认地具有骄奢狂肆的性格风貌,这几种性格亦或多或少地见于身份相类的袁绍、曹操、公孙巧等人。此处并非欲为袁术翻案。袁术的性格和人物缺陷是极其明显的,而后世评价偏概全,有失公允,致使袁术历史形象卡片化、妖魔化。愿此论抛砖引玉,还原一个相对公正的袁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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