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文化 两汉时期鼓吹活动的性质变化，展现不同的时代背景含义

全文共1898字，阅读时间约3分钟西汉“鼓吹”乃皇帝专属之物，赏赐鼓吹极为少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鼓吹”原初的专属性质被极大削弱，皇帝开始在各项重要活动频繁使用“黄门鼓吹”。

将臣下用“鼓吹”，皇帝用“黄门鼓吹”区划开来。“黄门鼓吹”的专属性代表皇帝形象与权力，成为彰显皇权独尊、建构君尊臣卑政治秩序的有效媒介。

“鼓吹赏赐”活动，则通过“鼓吹”物件建构君臣关系。这些进入宫廷并广泛用于各类重要政治活动的汉代鼓吹，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众所周知，相较东汉时期，西汉的中央集权统治更加强大。

根据东汉与西汉两代，“鼓吹”活动权限与使用方式的变化，展现汉代政治权利的转变。结合鼓吹赏赐目的与功能的更加复杂化，可以了解鼓吹活动对两个时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西汉时期的鼓吹活动

1、赏赐鼓吹

汉武帝灭朝鲜后，在此设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并以高句骊为县，“赐鼓吹、伎人”。这里可看出，汉武帝的鼓吹赏赐，意在治理边疆异族。汉武帝之前，南越、朝鲜只是汉朝的“藩臣”、“外臣”。

他们与汉朝之间，仅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南越与朝鲜对大汉王朝俯首称“臣。他们作为“臣”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力，远高于同级别的汉朝诸侯王。

2、加赐鼓吹

汉武帝即位后，在武力征伐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对南越、朝鲜等藩属地区的郡县统治，使此处转变为直接接受西汉王朝统治的臣民。南越、朝鲜变为郡县后，汉武帝在此设置郡县官长与刺史。

对于这些新建立的“以州边远，山越不宾”的边远辖区，如何强化皇权在此地的有效统治？武帝一朝实行的是，“加(赐)鼓吹”的管理手段。

3、活动的意义

西汉时期的“鼓吹”，是天子专属之物;作为一种符号，它象征着皇权象征着皇帝本人。将“鼓吹”置于远离中原的偏远辖区，可视为是统治者试图利用此一象征符号实现“加威重”之治理目的的具体措施。

由此可见，西汉鼓吹赏赐并非皇帝对个人的赏赐，而是针对已被“内地化”的异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边远辖区，象征皇权、象征天子的“鼓吹”符号。时刻向他们传递着一种讯息，强化着他们与大汉皇帝之间的臣属关系。

二、东汉时期使用权的变化

至东汉，鼓吹赏赐发生了明显变化。相比西汉，东汉鼓吹赏赐的对象、目的、功能更加复杂。

1、分封的诸侯王

《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因造作谶纬等物以谋反罪名被废黜时，汉明帝以亲亲不忍杀之。将其迁徙至丹阳泾县，即便是被贬迁徙。诸侯王的气势犹存，仍设仪仗鼓吹以从行。

《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载，济南简王刘错，相中其父刘康的鼓吹宋闰，令张尊前去招来却未得逞，一怒之下，“以剑刺杀尊”由此可知。身为诸侯王的刘康，曾受赐鼓吹乐。

2、军事将领

《后汉书·班超传》载，建初年间，乌孙国蠢蠢欲动，班超谏言遣使者前去招慰。于是，汉章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

在此过程中，班超身为军事将领，其受赐鼓吹的原因有二。一是军功奖励，二是作为大汉帝国宣扬国威与皇权的象征符号威慑异域。

3、大臣死后赠鼓吹

自东汉以来，皇帝赠给鼓吹的内容，相比前朝而言还多了一项。“及葬，给鼓吹”，位尊大者给赐鼓吹导从。如光武年间的耿弇，终其一生驰聘沙场并立下赫赫战功。

死后被给赐“朱棺玉衣”并“假鼓吹”，还有五营骑士三百余人的送葬队伍。”再如灵帝时期的杨赐，中平二年(185)去世，灵帝服丧服并三天不临朝。特令侍御史持节送葬，送葬队伍中设“前后部鼓吹”。

4、赏赐对象目的与功能的变化

由此可知，东汉的鼓吹赏赐与西汉明显不同。首先就赏赐对象而言，西汉时期少有的鼓吹赏赐，也只是赐予区域而非个人。东汉赏赐对象都是个人，既有异国归附的君主，也有刘氏诸侯王还有军事将领。

其次就赏赐目的而言，西汉赏赐鼓吹是为了镇抚边地，加强区域统治。至东汉赏赐目的相对复杂，对于南匈奴而言赏赐鼓吹，是大汉王朝削弱、瓦解匈奴的政治举措。

对军事将领而言，赐鼓吹是委以军事重任时通过“鼓吹”营造声势。如“假(班超)鼓吹”;耿赐与杨赐。作为东汉受赐鼓吹的两位大臣，他们既非王公也非重臣，而是驰聘疆场的将军。

此类鼓吹赏赐，藉由表彰生前军功显赫的死者以激励生者。而楚王刘英、梁节王刘畅、济南安王刘康等，刘姓宗室的鼓吹赏赐或罚没，表现的则是皇帝作为刘氏大宗之位所拥有的收族之权。

从西汉到西汉之间的演变过程，可以了解到“鼓吹”的使用权已不再专属皇帝个人。在赏赐的过程中，诸侯王、军事将领、归附的异国藩王，都拥有“鼓吹”的使用权。

即便是生前驰聘疆场的已故大臣，在崇尚“谓死如生”观念的汉代人眼中也能使用鼓吹。“鼓吹”使用权是在不断下移的，皇帝的鼓吹使用方式也不再出现“鼓吹”，而一律采用“黄门鼓吹”。

参考文献：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