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奇历史 为何说东魏北齐治贪是失败的？

吏治是治国的关键，政治清明与否关系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存亡。统治集团内部一旦贪污纳贿效尤成风，侵透官场，上侵国努，下掠民膏，就会出现“蠢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后果，必定会动摇和瓦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

一、治贪之目的

北魏治荒亡国的教训时时提醒着高欢：鲜卑豪贵们拼命地掠民自肥，聚敛无厌，如不加以限制，这些爪牙之臣将反成祸国之源。再者，贪污之风盛行说明贪污者形成了一个集团势力，都凭借政治权力进行贪污。贪污越甚，证明勋贵权力越旺，而高氏相权相对收缩。如果不对勋贵权力加以限制，高氏大权就会旁落，为了伸张自己的相权，高欢父子必须压抑勋贵，而惩治贪污是其最好的手段。

但同时高欢也深知：在其统治政权还未有完全稳固之前非常需要勋贵的支持，不能对勋贵的贪污行为过度制裁。官无常俸的复起，给了勋贵贪污受贿的理由，此时治贪会给统治集团内部带来离心倾向。但为了自身的最根本利益，高欢又不得不作出一些整伤内政、惩治贪污的姿态。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高氏统治者也必须治理贪污。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要求统治者采用多种手段、途径加紧对百姓的剥削。政府通过扩增度量衡、新增多种赋税、放高利贷等多种方式来进行盘剥，这样无非会造成贫富的极端差距。当统治者奢靡浪费而百姓无法自存时，阶级矛盾便激发了。综上所述，高氏为了削弱勋贵权势，缓和社会矛盾来稳定其统治就必须治理贪污。

二、治贪之措施

1.加强监察系建设，提高监察官地位

建立监察体系，是整治吏治和惩治贪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魏北齐时，监察体系较北魏时完善、健全。高欢父子以尚书左丞配合御史台，分掌监察大权。尚书左丞隶属于尚书令，掌北省之监察权。南台北省共同行使监察权力，对于肃整贪弊、澄清吏治，扭转积年监察不力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监察体系健全后，高欢恢复了御史巡察州郡的活动，对御史中尉的人选也比较慎取。在东魏短短16年的历史中，历任御史中尉的有窦泰、蔡俊、刘贵、高琛、高慎以及明解律令的汉族士人崔暹、宋游道等，这些人均受高欢父子所亲重。高氏加强监察权威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深知贪污势力的强大，唯有提高中尉地位、维护中尉权威，方能刹住这股贪污之风。先高欢以其弟高琛为御史中尉，“正色纠弹，无所回避，远近肃然”。

至东魏后期武定初，高澄又以“在任群官，廉沽者寡”之故，力荐崔暹出任御史中尉，并极力张大监察声势，提高其地位。崔暹不畏权豪，先后弹勃、奏免号为“四贵”的太保孙腾、尚书令司马子如、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大都督高岳，诸人“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高欢也曾写信给邺下诸贵云“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欢赏赐崔暹以良马，并让他骑在马上和自己说话，崔暹下拜惊走马，高欢亲自为之授辔。高澄也由衷地赞叹崔暹道“我尚畏羡，何况余人！”

这样，崔暹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高氏父子提升崔暹地位、威望后，崔暹又选用一批名望高、阀阅显的汉族士人为御史，“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

除御史中尉崔暹不畏权贵，秉公监察弹劾外，尚有尚书左丞宋游道。宋游道入北省之后，高澄曾嘱咐崔暹、宋游道二人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二人终不辱使命，表弹者甚众，使“法令严明，四海知治”。

至武成帝高湛时，御史中丞地位、威望达到极盛。高湛之子高俨领御史中丞后，政府恢复了北魏时御史中尉的“清道”之制。御史中尉政治地位的提高，让监察官也成为权势显赫、令人畏惮的职位。只有这样，监察官才能承担起纠弹不法，整治吏治的重任。所以在高氏父子的支持下，吏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力的打击了贪赃枉法的官吏。

2.俸禄制度改革

针对东魏时期官无俸禄而盛行的贪污之风，高洋在代魏建齐之初，始复给百官俸禄。史载天保元年五月“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北齐俸禄制度因袭北魏之制，但对它进行了改革，其职俸标准分为中央官和地方官两大系统，中央官的职俸除了有中央的一份固定俸禄外，还拥有皇帝赏赐的隶户、佃客上交的钱财绢帛，这份收入是不需上交国库的。在北齐一朝享受这种“食干”待遇的官吏就有三十五人之多。食干制为北齐政府所独有，给食干者带来政治上的荣誉和经济上的利益。所以从以上分析可知，京官待遇已是相当不错。

地方官的待遇也比较丰厚。高洋恢复百官俸禄，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东魏时百官无傣而导致的贪污之风，这本身就是治理贪污的一种手段。而且着意提高地方官吏的俸禄，就是想达到高俸养廉的目的。

另外，为避免豪家大族、公主勋贵以建立州郡来谋取刺史、郡守官职来剥削百姓的状况，高洋于天保七年下诏，并去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和三镇二十六戍来整顿吏治。这一措施对惩治贪污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高欢时，为满足鲜卑勋贵的贪欲，一般让其担任州郡长官去搜刮财物，致使世风败坏。而州、郡、县数量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贪官的减少。

三、治贪之结果

东魏北齐政府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治理贪污，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治贪的不彻底性。

1.治贪与纵欲的双重矛盾

高欢、高澄虽然认识到官吏的贪污受贿会影响到高氏政权的存亡，采取了治贪措施，但这种治贪顶多只是表达了一种反对贪污的姿态，并不是禁止贪污。高欢惩治“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态骄贪”的“邺中四贵”也只是和儿子高澄唱的一出双簧戏，只不过是对他们提出警告而己，高氏根基未稳，还需要他们死心踏地的效命。另外，北齐政权转移频繁，致使治贪的不连续性，不能持之以恒。

新的统治者执掌政权后都需要勋贵和高门士族的支持，要想取得强大势力的勋贵及世家大族的支持，就必须放纵其欲望，满足其贪欲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如高澄被刺身亡之后，高洋接管东魏军政大权就必须要取得高澄时旧臣的支持，对那些权贵极尽拉拢之能事。把高澄时一心治贪的崔暹、崔季舒各鞭二百，充任北边。高殷即位前，九卿以上官吏陪集东宫，高洋指昂及尉瑾、司马子瑞谓太子曰：“此是国家柱石，汝宜记之”。高演、高湛、也是在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光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所以高演、高湛上台之后就必须要给他们政治权力和满足其经济利益。放纵官吏贪污的是高氏各王，惩治官吏贪污的也是高氏各王，这一矛盾一直延续至北齐到灭亡。

2.治贪不力

高氏从维护其统治、防止其大权旁落的目的出发，对勋贵大臣、宗室，首先要求是忠君，而不是清廉。官吏贪财图利，往往被视为没有政治野心。纵观北齐一朝，只要不谋反，仅因为贪污受贿、渎职犯罪而遭受重惩的，寥若晨星，即便是重惩，也只是免官，而免官之后亦会寻机起复。

祖珽，屡贪而无严惩。初事高欢，在一次宴会上藏一金叵罗于发髻上想占为己有，为窦泰所查获。但高欢深爱其才，未加处罚。后迁任秘书承，偷盗官藏《华林遍略》一书，也就只仅仅杖击四十而己。后又冒名代领官粟三千石，鞭二百，以配甲坊，不久便解除刑罚，以平民身份散参相府。文宣作相时，祖珽举荐令史十余人，皆有受纳，据法当处以绞刑。但高洋以祖珽历为高欢所重，特赦免死罪，将其削职为民。次年，又起用为从驾。韩轨任瀛州刺史时，在州贪污聚敛，削除官爵。不多久，又复为安德郡公。

王则本性贪婪，任洛州刺史时因贪污令送晋阳，高澄恕其罪。这种没有肃明纲纪、赏罚不行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的官吏不奉法。加上高氏统治者徇情枉法，回护贪官，无疑影响了治贪的权威性。治贪失败，又导致贪污的兴起。

3.监察力度不强

东魏时，高欢父子有意加强监察，设御史台，提高御史中尉的地位，惩处一些不法官吏。但对权贵贪污的纵容，又严重束缚监察部门的手脚，使他们无法行使监察职能。加上东魏出现的鲜卑化逆流，使那些不识治体、无闻政术的鲜卑武夫们依然我行我素。而且这些权贵对于御史台官员迫使他们遵循约束和秩序以及铲除秽政、不避权豪的行为极端不满，认为损害他们的利益。于是崔暹、宋游道等监察官便成为众矢之的，被诬为“苛察法官”。

曾给崔暹以种种优遇的高欢、高澄父子，在高仲密和侯景叛乱时也两次欲杀崔暹以取悦诸将，这样使得监察作用发挥得非常有限。所以东魏初期“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改变，御史台亦几同虚设，贪残之俗卒难更改。

至北齐时，监察力度较之东魏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北齐时确立“寺署台案”，目的在于限制御史台的权力。“寺署台案”制衡制度的出现，说明御史台的监察权威逐渐削弱，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监察机构的御史台长官地位下降，使北齐没有出现过像东魏时的高深、崔暹、宋游道等在整顿吏治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监察官。且廷尉对御史台的牵制，使得北齐时期寺、台关系极为紧张，两府官吏积怨很深。特别是北齐后期，监察官己成为密谋宫廷政变和争权斗争的工具。

如高俨与高纬的太子之争，祖珽与穆提婆的权力之争。此时的中央监察系统几近瘫痪，不能正常地发挥监察作用。以致到了后主高纬时出现了权臣宰制天下，官由财进，政以贿成的腐败局面。

结论

虽然东魏北齐朝也重视法律建设，通过修《麟趾格》、《北齐律》等封建法典来维护封建统治，但北齐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行贿受贿罪这一篇目，也就谈不上对官僚的约束与惩罚。而且法律和制度是要人去遵守和执行的，如果各级官吏，特别是那些身踞高位的大臣不奉公守法，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北齐一朝在立法上颇有创见，有“隋唐刑律近承北齐”之说，但在执行中是失败的，统治者多鄙视司法官吏，比之畜狗。所以东魏北齐朝政刑不一现象极为严重。

从高洋开始，北齐各帝就带头破坏法制，史载文宣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官吏从上到下一般也不依律令办案，加上依律执法、刚直不阿的司法官员少之甚少，最终给了那些贪污受贿者可乘之机。综上所述，东魏北齐虽有治贪之行为，但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