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未说历史 为何说初唐时期，对帝陵的营建是在摸索中进行的？

唐朝共冇三次皇帝亲谒帝陵的行为，且都集中于唐前期。这三次皇帝躬身亲谒陵分别是贞观十三年太宗亲谒献陵、永徽六年高宗亲谒昭陵、开元十七年玄宗亲谒五陵。这三次躬身亲谒陵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呢亲谒陵的目的是什么呢亲谒陵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本章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唐贞观九年６３５年，己经做了九年太上皇的唐朝开国之君李渊在垂危之际下了一道诏书．谈到身死之后的山陵制度，“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媿，以为规矩。”

李渊对于身后事是主张俭约

由于李渊生前并未选定陵址幵始营建陵墓，这必然使得陵墓修建的规模不会太大。李世民当然也意识到了时间紧促这个问题，但李世民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又或许是为了孝顺的好名声，于是下诏，企图依照汉代刘邦的长陵“故事”来营建陵墓，强调陵园建设定要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敝”‘李世民这一意图必然引起大臣们的争议。果不其然．时为秘书监的虞世南上书谈到，薄葬并不是不能崇高光显，高坟厚垄并不能称之为孝。

同时虞世南指出虽然汉代也曾营建髙大的陵墓，虽有奇珍异宝埋于其间，汉末诸陵几乎皆被盗毁，可见营建高大的陵墓非但没有什么用，反而引起后世盗墓者的觊觎。而魏文帝曹丕“因山为体树无封，无立寝殿园邑”却能保全陵菜，得借鉴。虞世南提议可以根据霸陵的规格来修建陵墓，虽然霸陵没有起高坟，依山而建的霸陵依然显得非常高大，依然能体现太宗的孝心。但这并没冇打消李世民依照长陵从厚营建陵墓的心思。虞世南又再次上书，他谈到汉代皇帝从即位之初，便开始营建陵墓，少则十余年，多则几十年，动用大量人力才将规模浩大的陵墓修建完毕。

如今国内人口尚且不如汉时多

想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就想修建如长陵那样的陵墓，民力损耗可想而知。其后群臣也都上书希望唐太宗能够遵循李渊的遗诏，节俭薄葬。太宗对时为中书侍郎的岑文本说道：“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世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虽然李世民提到自己比较纠结的是，他本人想要表达对其父的孝心却又担心后世陵墓废毁，但从“勿置朕于不孝之地”一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的想表达自己对李渊的孝心而按照长陵的规格去营建陵墓，而是想通过对李渊的厚葬取得好名声，不至于因薄葬而引起天下人对他的非议。

这当与李渊在世时唐太宗为其修筑大明宫居住、经常去问候李渊等行为的目的无二，都是为了展现李渊在经历玄武门之变、被尊为太上皇之后，李世民对李渊依然恭敬孝顺，进而树立孝子的形象。这或许如同沈眘文先生所说，太宗皇帝在这件事上是“难以自决”的，所以将这个问题抛给大臣议论。另外从李世民对虞世南第一次上书的“书奏不报”，第二次上书不久之后令群臣讨论，可以看出不管是太宗皇帝出于何种目的，虞世南第二次上书所谈到的营建陵墓耗费极大的民力更能触动他的心，更能说服他自己以及群臣，更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李世民注重吸取历史教训

认为极度耗费民力是一个王朝走向末端的表现，《贞观政要》中曾谈到在贞观十一年魏征曾上书谈及隋朝灭亡的原因是“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太宗本人也曾数次为省民力而放弃修造宫殿，如贞观元年“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己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贞观二年太宗又拒公卿起台榭的建议，贞观十六年“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己备具。

结语：

远想聪事，斯作遂止。”最终经过讨论，房玄龄提议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墓高六丈的规格来营建献陵。太宗皇帝下诏，“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最终采纳了房玄龄的折中式建议，从中也能再次看出太宗皇帝的根本目的是害怕“陷朕于不义”。如此一来，依照原陵规格修建献陵既满足了李世民想通过营建陵墓来树立孝子形象的目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民力的损耗。从对李渊陵墓营建规格的讨论上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对帝陵的营建是毫无经验可谈的，是在摸索中行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