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说历史 三国时期二重君臣关系格局，是怎样的？

三国时期的君臣关系呈现出二重化架构的格局，其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尽管汉末的社会大动乱导致汉室衰微，但一直到魏文帝曹丕称帝之前。汉朝廷仍然是名义上的合法政权，汉献帝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其合法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威灵仍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汉室衰微，权力结构崩溃，地方州牧、豪强割据一方，他们实质上已不受汉帝节制，在其势力范围内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性君主。

这些地方君主为中心

又构成了一重君臣关系。尽管在三国纷争之初，地方性的权力中心较多，但各军阀问经过相互杀伐，最后形成个地方性权力中心，即曹魏、蜀汉和孙吴。本文对这一重君臣关系中道德生活状况的分析，就是以这三国为范围的。上述君臣关系二重架构的状况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遂形成了三国时期二重的君主观念。从政治方面看，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大动乱使汉王室趋于衰微，天子权威旁落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的选举制的破坏。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乡举里选，社会大动乱使乡举里选制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征辟成为唯一的方式，地方州牧向汉帝举荐官员，而献帝大权旁落，因而这种举荐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这样，这些被举荐的官员实际上和举荐他们的州牧之间构成了主臣关系，举荐他们的州牧成了被举荐者的效忠对象。从经济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动乱，各路军阀豪强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而进行无休止的混战，军阀混战又导致人口剧减，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遂致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地方下级官吏和普通民众所希望的是他们的州牧能够带领他们保一方平安，因此，若地方州牧有相应的保境安民的能力，那么，他们也会成为下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效忠对象。从文化方面而言．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学说被定位一尊，经学成为整个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然而，一方面，经学发展到后期，其流于传注、训诂的学风使经学越来越僵化；另一方面，汉代以“明经致仕”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方式，把对儒学的研究与进入仕途从而提高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结合起来。

儒学在政治化的背景中凸显了其功利色彩，并因此而使人们感到反感，汉末的社会大动乱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作为儒家学说特定表现形式的两汉经学丧失其了规范社会、人生的功能，宣告了两汉经学的破产。在这一背景下，道家学说、法家学说以及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大行其道，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儒家君臣价值观自然也不例外。文化上的这种价值取向多元化格局。

为人们选择不同的效忠对象

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上述状况表明，在三国时期，对于士大夫和地方官吏来说，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效忠对象的可能，即是忠于汉献帝还是忠于地方州牧的选择。在三国纷争的初期，由于各地方势力都是打着维护、振兴汉室的名义而起兵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暴露出来。赤壁之战后，三国局面已然形成。

汉献帝虽然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恢复、振兴汉室又确乎是不可能了，这样，—些人有可能在思想情感上发生是继续忠于汉献帝还是效忠当下正在服务的政治集团及其最高主宰者的冲突。当然，不管是何种选择，都会构成实际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就构成了这一关系中道德生活的具体内容。传统社会中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儒家的君臣道德价值观，同时，儒家的君臣道德价值观也是判断传统社会中君臣关系之好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