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的精彩 宋代节会为什么难以开展？对节首的要求过高，一般人难以胜任

会首是整个节会的总负责人，这个人可能有妻子家室，并且居于庙中。他要总揽全局，负责把控整个节会活动的运行。节会能够举办并吸引人参与其中，既需要会首汇集地方能人，并领导他们服务于节会，又需要一定的钱财支撑。

我们无法得知会首是如何领导地方权贵、精英为节会服务保证其顺利进行的。但是我们可对节会活动的资金筹备，以及节会中会首要处理的事项，有个大概的了解。

民间节会的资金来源，一般是会首率领随众入人家抄其钱物，并且不分贵贱贫富所有的人户，都需缴纳一定的钱财。而这也是被陈淳所诟病之处，认为钱财会被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

整个节会过程中，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会首来处理把控，我们可以从《祠山事要指掌集》对广德张王诞会的描述中，了解到会首在整个节会活动中，所需处理的事项。

然而会首要处理的事件，要比我们现在知道的多很多，其要负的责任也很大，并不都像陈淳笔下描绘的那样搜尽民脂民膏。黄震在任职广德军通判时就看到，因为负担太重以至于无人愿意担任会首一职，无奈形成差役，百姓一旦担任会首一职就有面临破产的危险。

会首居于整个节会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了使节会顺利完成，他不仅需要出人有时还需要支付一定的活动经费。也正是如此，会首一般是一区域内，较有威望和财力的地方精英。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国家的法律法规，尚且需要适应基层社会的既有办事规则，何况那些没有进入祀典得到政府保护的神祠节会？如果不能争取得到地方强势力量的支持与拥护，举办节会将会困难重重，他们绝对是节会活动能够顺利举办、进行的保证力量。

劝首是居住在节会举办地的宗室成员，也就是那些象征中央力量的皇亲国戚，王见川、皮庆生称他们是赛会组织者中的‘羽翼’，认为劝首很可能是名誉上的称号。

在宋朝，宗室拥有很多特权，他们是皇室的延伸，寄居地方的宗室在地方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对地方而言，他们是皇权在地方的代表；对中央来说，他们是地方的代表也是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力量。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皇室成员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可直接上书中央报告地方的情况，出于血缘的考虑，皇帝也较容易信任他们，二：宗室可与官员一样入参皇室，这一特殊待遇使其在地方拥有很高的影响力。

地方节会拉拢宗室成员加入，应该是一方面考虑到其在地方的影响力，能给节会的顺利举办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宗室的特殊身份，获得国家对该节会的认可，节会中所崇拜的神，能够进入国家祀典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地方社会的支持，而这些宗室成员的介入，也可能暗示着此神得到了中央朝廷的认可。

会干一般是节会举办地的豪胥滑吏，代表了地方政府，对节会所采取的支持态度。这些胥吏一般都是当地人士，熟悉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在地方官府中承担着一些较小的职务，他们是政治底层百姓、地方势力与地方官员的联系纽带，也是介于官民之间的缓冲力量。

他们与地方信仰的联系密切，往往是他们采取行动取缔、拆毁神祠，也同样是他们维护节会中的秩序，保证节会顺利进行。在陈淳给漳州地方长官赵寺丞、傅寺丞的信中可以看出，陈淳对跟随会首收取钱财的人，存有排斥心理，称他们为游手无赖好生事之徒、不逞十数辈。黄震曾发布一片榜文以斥责、约束恶少。

有关好生事之徒的普通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夷坚志》中寻到蛛丝马迹。吴六竞渡条就介绍了庆元三年四月，在鄱阳参加竞渡的五十尽溺、亡赖恶子之一。

吴六本是一个普通村民，进城后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但基本稳定并以此发家还娶了媳妇，因此吴六应该是有着还算稳定的工作，从其娶妻来看，吴六应该也是有着固定住所的人。可见参与节会活动的恶少年这类人，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还是有较为固定的居所与住所的，只是身体强壮、为人凶狠霸道，为一方社会所不齿。

虽然这些人总是被冠以游手无赖好生事之徒、不逞之辈、恶少等极具社会道德批判性的称号，但是节会活动离不开他们的参与，节会活动中那些违背既有社会法律、道德规则的行为一般都由他们来完成。

每年五月长沙举行祭祀瘟神的社会活动，其中恶少年负责的居然是，整个节会活动中最热闹的项目——穿着奇装异服进行游街。《夷坚志》另一记载鄱阳昌田有一荒废小庙，虽然被凭物的巫，借助曹秀才之力使庙重建，但最终是间有恶少不逞，扰众规利之徒，则无绳自缚，高系于庙阶之下才使其扩大名声，成为地方社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