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兰
蒙古族统一之前,银器的制作和使用很少,唯一的银器在部落中被掠夺。
塔塔儿部落是蒙古高原一支较强大的部落,“那到处都是白银,一切器皿都是银制的”。铁木真在和塔塔儿的一次战争中“抢光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战利品中还包含一具银质摇篮。元代时,朝廷对金器如同玉器一样控制极为严格,只准五品以上官员使用,而银器不如金器贵重,城乡富有者家中普遍都会出现。由于北方一直遭受战乱骚扰,高水平的金银工艺以南方居多,工匠多集中于此。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提到“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有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余、谢君和,松江唐俊卿”等。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朱碧山为自己制作的银质酒具——银槎。
朱碧山银槎为白银制,周身作桧柏纹理,形如老树杈枒,屈曲之致,一道人斜坐槎上,道冠云履,长须宽袍,双目凝视手中书卷。正面槎尾上刻“龙槎”二字,杯口下刻行楷“贮玉液而自畅,泛银汉以凌虚。杜本题”十五字,槎下腹部刻楷书“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刘伶,知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廿字,槎尾后部刻楷书“至正乙酉,渭塘朱碧山造于东吴长春堂中子孙保之”廿一字,并篆书图章“华玉”二字。这件银槎杯是铸成后再加以雕刻,头、手、云履等部分,虽然是铸成后接焊的,接焊处却浑然无迹。这件兼有传统绘画与雕塑特点的工艺品,标志着元代时期铸银工艺的技术高度与艺术水平。
元代金银器中,除了日用品和饰品外,出现大量的装饰性摆件,如瓶、盒、樽、奁等。银奁和银镜架都是化妆用具,器形在宋代很少见,从文献上看,奁应是继承了辽代时期的器形,在元代被广泛使用。架是元代才发现的器形,1996年苏州吴门桥张士诚父母合葬墓出土过一幅镜架,专为盛放镜而设计,结构新奇、造型秀雅。架上有镂雕凤凰戏牡丹纹,框沿为如意式,顶端立雕流云葵花。历代铜镜铸造完成后都经过了打磨抛光处理,使其光可照人,为避免光洁的镜面被磨损,古人通常都用布帛作镜衣把铜镜包裹后放置在专用容器内,如竹笥、漆奁、木匣、金属奁、瓷盒和镜箱等,而大型铜镜不便经常移动,通常就斜支在台架上,平时给铜镜穿上镜套或盖上镜袱(软帘),这种置镜方式最早见于元代,至清代依然沿用,如《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写:“黛玉会意,便走至里间,将镜袱揭起照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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