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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个土司的妻子被休,引发残酷战争,贵州官兵几乎全部遇害

明朝建立后,西南地区位于偏僻的地方,远离中枢,而且山沟林密,惊险刺激。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中央政府很难在那里实现直接统治,因而实施了一种土司制度,即由部落酋长担任世袭的土官,对其领地实行自治。

朝廷在这些地区也设立官署和卫所,派兵屯田,并推行汉化,以期化夷为夏,使当地土著逐渐融入中华。但是朝廷官员并不具体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所以,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羁縻统治,使得朝廷在那里的影响有限。

为了有效控制各个土司,明朝采用平衡策略,即不让某个土司做大,如果有一个土司的势力过于强大,朝廷就支持其他较弱小的土司去对抗他,这样可以使土司们都有求于朝廷,从而不得不听命于朝廷。

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成功,土司们对汉化政策十分抵触,而朝廷在那里的力量相对薄弱,无法形成有效震慑,所以土司们敢于对抗朝廷。有明一代,西南地区的叛乱时有发生,比如持续多年的“大藤峡盗乱”就让圣人王阳明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频繁的西南叛乱,甚至影响了明朝的皇家血脉和政治走向。朝廷在镇压一次反叛时,将一位土司的女儿纪氏掠进宫中,她后来成了明孝宗朱佑樘的母亲,而明孝宗又是明朝最好的皇帝,开创了弘治中兴。明史称:“《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在弘治十二年,也即1499年,贵州普安州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土司叛乱,这次叛乱几乎使贵州当地的明军被全部消灭,高级官员死伤殆尽,最后从邻近各省征调了八万大军,历时五个月,才将叛乱扑灭。

叛乱的起因是普安州苗族土司隆畅的家庭矛盾。 隆畅有个美貌的妻子叫米鲁,是沾益州土司安民的女儿。隆畅还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叫隆礼,但隆畅和隆礼关系不睦,《明史》没有记载父子不合的原因,但《明实录》中说是“听营长阿保等之谗,由是父子相雠。”意思是隆畅受了手下一个叫阿保的挑唆。而这个阿保不仅挑唆隆畅父子,还暗中与米鲁私通。

后来,米鲁“被出”,也就是被休了,回娘家居住。《明史》没说米鲁被休的原因,但《明实录》说她“以罪见逐”,虽然没提是什么罪,但很可能是她与阿保的私情被隆畅察觉了。

后来,隆畅日渐衰老,隆礼继承了土司职位。米鲁听说后,就让阿保去游说隆礼把自己接回去,隆礼果然接回了米鲁,但是米鲁和隆礼也私通了。后来,米鲁、隆礼、阿保三人之间的苟且被隆畅知道了,他大怒,杀了隆礼,还领兵摧毁阿保的寨子。阿保便带着儿子阿鲊与米鲁一起兴兵进攻隆畅,接连攻破百余座寨子,杀了许多人,还抢了很多牲畜。隆畅不敌,逃到了云南。

朝廷派驻当地的总兵官是东宁伯焦俊,他和巡抚钱钺听说这件事后,就一起给双方调解,米鲁同意和解,并去云南接回隆畅,但是在途中,她毒死了隆畅。

隆畅还有一个妾叫适乌,生有二子,居住在南安。米鲁想把他们也都杀了,于是又带兵攻南安,并开始公开反叛。她在普安修筑了三个寨子,令阿鲊等人防守。她把自己所居的寨子命名为“承天寨”,自号“无敌天王”,出入都打着大黄旗,四处袭杀朝廷官兵,掀起了持续五年的“米鲁之乱”。

然而米鲁和隆畅一开始只是家庭纠纷,是什么原因导致她造反呢?《明史》和《明实录》都语焉不详,只说“既而阿保米鲁等为乱滋甚,数攻寨堡杀伤官军,屡抚不听。”

但是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米鲁是在接受总兵和巡抚的调停后才造反的,在这之前,她只针对隆畅,并不反对朝廷,但是调停过后,她不仅杀了隆畅,连他小妾的儿子也一并要杀,而且直接起兵造反了,所以,这次所谓的调停是“米鲁之乱”的导火索,米鲁一定是在调停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而被激怒了。

从《明史》和《明实录》中透露的信息来推理,这次反叛很可能是这样引起的:隆礼是隆畅的长子,按土司继承制度的规定,他世袭了土司之位。但隆畅喜欢小妾适乌,因而爱屋及乌,也更喜欢适乌的儿子,想让他继位,于是借口隆礼与米鲁私通而将他杀了。米鲁本来是隆畅的妻子,虽然被休,但又被隆礼迎回,所以她无论作为老土司隆畅的妻子还是新土司隆礼的情人,都是这个家族的女主人。隆畅杀隆礼,不仅破坏了土司继承制度,还剥夺了她的一切权益,这就是她要对隆畅刀兵相见的原因。

这种老君王因喜爱年轻姬妾而试图废长立幼,结果导致祸乱的情节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作为熟读经史并富有政治经验的明朝官员,钱钺和焦俊应该对这种事再熟悉不过,知道这种事情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因此他们是应该知道怎么去公正处理的,然而他们却偏袒了隆畅和适乌一方,原因肯定是得了好处。明朝地方大员的贪污受贿是普遍现象,钱钺和焦俊想来也是此道中人,结果他们把调停变成了妄判,使米鲁从憎恨隆畅变成了仇恨朝廷。只有这样来解释米鲁在调停之后会变得如此极端,才符合逻辑。

米鲁起兵后,得到许多土司或头人的支持和响应,见于史料的就有福佑、阿旧、阿满、六坠、扯鲊、享杂、阿黑、阿鸡、涉索、阿刚、绑密、陡崖、鬼者、束于、黑松、三宝、阿黑、紫塘、大章、逻廷等众多山寨,其中还有一位叫米孕的女头领也领兵加入了米鲁的叛军。米鲁能一呼百应,证明当地土著不仅在这场土司继承争端中都同情米鲁,还非常敌视朝廷。

米鲁的势力迅速扩大,镇守官员见叛乱爆发,便调动十个卫所的官军以及当地土兵一万三千人分路进攻米鲁,同时责成米鲁的父亲安民协助朝廷出兵平叛。安民为了自保,果真派兵进攻阿保,并在查剌寨将阿保父子斩杀,算是给了朝廷一个交代。但是焦俊等官员没有见好就收,还逼着安民交出米鲁。但安民怎么可能伤害女儿,他不仅没有照办,还暗中出兵五百,帮助米鲁袭杀了隆畅的小妾适乌和她的两个儿子。至此隆畅家族除米鲁外,已无土司继承人,于是她公开要求朝廷让她继土司之位,作为她归顺的条件。

米鲁在杀了隆畅和适乌后,已经据有了隆畅的财富,凭着这些财力,她对当地镇巡官员大肆行贿,这些人都受了贿赂,于是开始替她说话。他们以招抚米鲁,平息战乱为借口,请求朝廷对米鲁的反叛罪行给予宽宥,并答应她所提的要求,米鲁从一个贿赂的受害者变成了受益者。然而明孝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没有被这些官员蒙蔽,而是严旨切责,要求必须对米鲁加以讨伐,将她抓获,予以惩处,以正国法。

明朝官员的贪婪和徇私很快招来了恶果,米鲁在花了大量钱财后,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反而要被征讨,心中对明朝更加怨恨。弘治十四年,也即1502年七月,米鲁率军攻打平夷卫,贵州都司发兵增援。但是按察使刘福却借机向米鲁索贿,米鲁将计就计,给他好处,于是刘福故意延缓出兵,使米鲁赢得了部署伏兵的时间。结果官军在进到阿马坡时,落入米鲁的伏击圈,一战下来,官军死伤惨重,数十名将领阵亡,都指挥使吴远被俘。

眼看米鲁势大,贵州镇守太监杨友请求朝廷增援,南京户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王轼临危受命,前往贵州督办军务。

但是王轼还没到贵州时,杨友又试图招降米鲁,米鲁诈称愿降,引诱杨友上钩,将其活捉。1502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米鲁叛军袭击了官兵的盘江大营,明军再次遭歼灭性打击,大批军政要员在袭击中丧生。史料记载,死于此战的将领包括贵州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人。这些都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至于同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旗总、小旗等中下级军官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经过这两战,包括“三司”在内的贵州文武官员全部被杀,数万官军几乎全军覆没,仅剩少量官军死守普安州,勉强保得普安州不失。至此,贵州既无主事官员,也无可战之兵,而米鲁的声势则达到了顶点。

王轼到任后,见贵州已无兵可用,便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四川官军和土兵共八万人,于1503年一月分八路进军。官军中有一员老将王通,他本是一名退休的都督,这次自告奋勇,领兵出征,可见王轼率领的大军士气很盛。

在官军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米鲁仍拼死抵抗,王轼指挥大军经过五个多月的征剿,终于击败米鲁的叛军,俘获一千三百一十五名,斩首五千一十三级,救回被活捉的太监杨友以及被米鲁掳去的五百八十名男女,夺回被叛军抢走的三万三千余头牲畜。1503年三月二十七日,米鲁在尾笼寨的战斗中被土官知府凤英临阵格杀,并枭首示众。到五月,米鲁余党全部被消灭,历时五年的叛乱终于平息。出人意料的是米鲁的父亲安民经过申辩居然得到赦免,没受任何处罚,史载:“安民自辨,得赦”。朝廷又让隆畅的另一个小妾适擦世袭了土司之职。从这些处理来看,朝廷对土司势力仍十分忌惮,不敢过于杀伐,虽然明知安民参与叛乱,也不敢过于追究。

王轼于五月十一日率军班师回朝。后来,王轼根据这次平叛战役写了一部《平蛮录》,详细记录了这次战争的过程。

王轼

“米鲁之乱”虽被扑灭,但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毒流千里,屯堡为之丘墟;祸及两藩,生灵为之涂炭。”云贵两省的民生凋敝,屯兵卫所遭到重创。由于明朝卫所官兵都是世袭的军户,父亲战死后由儿子接替。贵州官军的覆没,使大量卫所官兵父子两代相继死于战场,许多家族男丁死绝,姓氏无以延续。而贵州卫所军户大多是明朝初年随傅友德“南征入黔”内地官兵后裔,中国人最重血脉传递,内地宗祠在修族谱时,必然会知道入黔分支的悲惨结局,在社会上引起的恐慌可想而知。

贵州官军在这场战乱中的表现,使明朝政府意识到了卫所军官世袭制的弊病,开始重视以武举考试选拔将领。

明朝一开始并没有设置武科,后来虽然设立了,却不受重视,并不定期举行考试。“国初武科本无定制,间尝举行,后以六年为率,士之登进者,众不过三十二人,寡不过二十人,盖取之不广,故习者少也。”由于没有前途,所以民间习武和钻研兵学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初猛将如云,而通过武举选拔的武将,被认为没有实战经验,难堪大用。“米鲁之乱”使卫所世袭将领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朝廷才开始注重通过武科从民间选拔能征善战的将领,到嘉靖朝形成了定制,从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俞大猷、沈有容、孙祖寿等国之干城,这也算是这次战乱为明朝人才选拔制度带来的些许改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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