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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过程,透视清朝灭亡的必然性

过去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创立于唐,对宋很完美,在明朝成熟,清真达到高潮,弊端也最严重。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西方列强的入侵让清朝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革变法,科举改革即是改革变法的一个重点。

很多人认为,清朝皇帝一道诏书便废除了存在千年的科举制度。实际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康熙年间便有废除八股取士的争议。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清朝统治者对科举制度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却始终无法让科举制度重获新生,只得废除这项一千多年历史的政治制度。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折射出清朝不可避免的衰亡道路。本文简略探索清朝科举制度改革和废除的过程,从中发现科举改革与政治变革的共同轨迹,透视清朝覆亡的必然性。

古代进士牌匾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它虽然全盘吸收了汉文化,但满汉泾渭分明。为了统治占绝对数量优势的汉人,清朝统治者除了军事征服、剃发令、文字狱等高压手段,更注重对汉人特别是读书人的笼络。

清廷标榜“崇儒重道”、“满汉一家”,把科举取士视为笼络汉人最重要的途径,称之为“不劳兵之法”。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刚刚入主北京,就下诏开科取士,颁布《科场条例》,并于顺治二年举行顺天、山东等六省乡试,使得许多不愿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纷纷进入考场博取功名。

清承明制,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弊端也更加严重。

顺治年间初开科举,这种弊病还未突出彰显。从康熙年间开始,科举取士规模趋于宏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科举取士效果产生怀疑,提出批评意见,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科举取士的争议,进一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不断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改革的探索,以至废除。

清朝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探索贯穿清朝衰亡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康熙到乾隆,古井微澜的探索,终究归于寂静

清朝前期,朝廷已有多次围绕“科举取士”的争论。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各有一次关于“科举取士”的较大争议,清廷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了微调,但这种调整只是古井微澜,很快便归于寂静。

康熙、雍正、乾隆画像

1、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决定在次年乡试、会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清廷推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则以批判王安石为先,所以清廷才下诏废弃认为是发源于王安石的八股取士,王安石这黑锅背的真是够冤。

此法一出,遭到众多反对意见,反对者的观点很鲜明,一是八股重格式和标准,不用八股,考官们缺乏评分标准,不好把握;二是考试是指挥棒,不用八股,读书人就不去读四书五经和朱圣人的著作,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就很难得到贯彻执行。

奇怪的是,清廷居然顶住压力,连续两届不用八股,直到康熙七年才在礼部的坚持下恢复八股取士。

2、雍正七年(1729年),改革科举之议再起。

时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李元直密奏皇帝,极力陈述八股文之弊:

“能为端人正士之言,未必无卑鄙苟贱之行;能为慷慨经济之论,未必有治民理事之才……无用之空言,雕虫之小技,劳士子无限之呫哔,费考官无限之精神,靡国家无限之供给,纵弊绝风清,亦无关实效。”

这位李元直也是进士出身,八股取士的受益者,却对八股取士如此深恶痛绝,看来当初十年寒窗苦读,也是八股取士的受害者,但他没敢大张旗鼓地公开主张废除八股取士,而是秘密上书。其中原因,主要是当时全国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天下科目朋党中人”,绝大多数都是维护八股取士的。

张廷玉(电视剧照)

雍正对此高度重视,征求时任军机大臣张廷玉的意见,张廷玉的回答是:

“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

张廷玉的话很直接,也很犀利:如果废罢八股取士,天下读书人就不会再读圣贤的四书五经,没人讲求忠义孝道,三纲五常。潜在意思是说,到时候天下就乱了,对统治者十分不利。

雍正一听,立即把李元直的奏疏打入冷宫,八股取士人仍然继续。

3、乾隆九年(1744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也来凑热闹。分管军事的他看不惯科举取士的弊端,横插一脚,公开上书认为八股取士空无一用,难以选拔真正人才,建议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

此固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矣。又况科举之弊日积而日深,欲仕者以侥幸苟得为心,而廉耻节义之风微。……盖至于今日,而弊斯极矣。……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士心苟且,日以滋甚。

舒赫德没有完全否定科举取士制度,他反对的是以八股取士,认为八股取士形式和内容太过僵化,考试内容必须出自《四书》《五经》,缺乏实用,而且出题范围太窄,命题官只能跳不出《四书》《五经》的圈子,只好在八股文的格式和标准上做文章,导致八股文的格式和标准越来越死板,内容越来越僵化,甚至“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

乾隆照例将舒赫德的奏折发给负责科举的礼部研究答复,礼部官员一看,你一个兵部侍郎居然越俎代庖,管起我们礼部的闲事来了,洋洋洒洒回了一大篇,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舒赫德的言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性意见——“无事更张定制为也”,还是别轻易更改定好的规矩了。

乾隆十一年(1746年),翰林院编修杨述再次上书,请求改革科举,并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结果被大学士张廷玉等一番论述,怼了回去,答复是“所议不可行”,于是八股取士继续大行其道。

清朝科举考试图

从嘉庆到同治:洋务运动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

“康乾盛世”过后,清朝陷入中期危机,但嘉庆、道光年间,清廷面临的主要是内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也无人再提起改革科举。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醒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很多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科举制度也在他们反思之列。

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认为,传统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士子只懂经史子集、诗赋文章,根本不懂治国理政,更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开始猛烈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除经义,改试策、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上书,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策问的命题范围扩大到经济、韬略等方面,但又被礼部以“事多窒障”为由予以驳回。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宫廷政变,掌控了朝局。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开始反思不足,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不如西方的坚船利炮,缺乏技术人才;外交上的失败则是由于缺乏外交人才。于是慈禧开始重用以奕䜣为代表的洋务派,推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改革科举,提倡西学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内容。

恭亲王奕䜣

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收正途出身的举子,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技术,立刻遭到顽固派人士的激烈反对。

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张盛藻上奏折批评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张盛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学士倭仁也上奏反对同文馆让科甲人员学习洋人学问: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熟虑及者……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也。”

张盛藻、倭仁的意见集中代表了当时清朝高层的观点,他们一生只读圣贤书,都是科举取士的受益者,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才是立国根本,只要学好四书五经,儒家先贤就能保佑我们的江山社稷;至于洋鬼子的思想、技术都属于“术数之学”,不登大雅之堂,没什么用处,学习西方思想是舍本逐末,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改革科举取士的内容,坚持考试就要考“孔孟之道”,天下读书人都要学四书五经。

奕䜣在清廷拥有较大话语权,他多次重申自己的意见,最终皇帝站在了奕䜣这边。

清朝科举考试图

这场争论并未涉及科举制度性的变革,只是增加了学习考试内容,便招致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足见在晚清时期,哪怕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革,都要面临因循守旧的强大力量。

除了奕䜣,洋务派主力李鸿章、沈葆桢也是力主改革科举的急先锋,他们先后于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次向清廷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主要内容是增加西方科学技术类科目,培养实用科技人才,但都未被采纳。

此后二十多年间,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革科举内容,清廷始终没有做出大的改变,仍坚持以儒家经义作为科举取士之根本。在科举考试中增设实用科学的建议,竟比开设工厂、制造武器、修筑铁路、组建舰队更加困难。究其根本,还是清朝统治者担心“西学东渐”会动摇他们统治的思想基础。

从光绪到宣统:步入绝境的科举,终致一朝废除

随着清廷内外不断交困,改革科举、培养新式人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洋务运动越来越深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也在逐渐“开明”,科举改革终于有了些许的实质性进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批准了总理衙门、吏部、礼部联席会议提出的“算学取士”,同意在科举取士时增设“算学”一科,这已经是清廷对科举内容最大的一次改革举措。

洋务运动

1、戊戌变法对科举的改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割地赔款,签下有史以来最耻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已经让清廷走到了灭亡的边缘,有识之士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纷纷“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

找来找去,大家把改革的焦点聚集到千百年来的“科举取士”上,认为“救时必自改革科举始”,改革科举,鼓励实用,成为人们的一致认同,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最为激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发布诏书,下令改革科举取士,公开指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已经弊病丛生,必须改革,提倡“博采西学,洋为中用”,并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作为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和人才的基地,以创办新学堂取代旧的教育体制。

但这次诏书没有提出“是否废除科举、如何改革科举”的具体措施,康有为等人多次向光绪帝进言上书,认为“八股取士”为害太深,是导致中国近代衰败的根本原因,必须坚决废除:

“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取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在维新派的激烈主张和大力推动下,光绪帝终于决心改革科举。在戊戌变法不到一个月内,相继发布八条有关改革科举的谕令,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二是开设经济特科。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

“经济”特科,由“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项组成,考试内容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理工、军事、外交等知识,比起“算学”一科,无疑又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但是,由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反攻,“戊戌变法”仅维持不到百日便归于失败,一切新政几乎全被废除,清廷宣布恢复科举考试旧制,科举改革再度陷入停滞,彻底无可救药。

2、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北京,清廷到了崩溃边缘。

“痛定思痛”的慈禧太后为收拾人心,不得不实施所谓“新政”,其中包括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清廷重拾“戊戌变法”的一些措施,进行“变通式”的改革,但很快遭到新的反对。

清朝统治者的觉悟未免太晚了一些。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对科举的不满已经不仅限于“八股”的考试内容,而是针对这项制度本身,它的形式、内容、程序、制度……等等一切与科举有关的,都成为众矢之的,改革以至废除科举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年间的科举赐第诏书

一开始,废除科举的主张还不那么激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清廷部分要员和封疆大吏先后上书提出“逐步停废科举”,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吏部尚书等都建议将:科学和新式学堂合二为一、逐步减少科举名额、逐渐废除科举制度。

这一次,尽管仍有保守派反对,但废除科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

逐步废除科举的主张有它科学的一面,因为全天下有太多读书人用功苦读多少年,半辈子浸淫在科场,始终怀抱科举中第的梦想。一旦突然中止科举取士,又缺乏有效的承接措施,这些人将彻底失去入仕为官的机会,造成人心摇动,社会不稳,所以“逐步废除、稳步过渡”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形势迫人,人们等不及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上奏,改变之前“逐渐减少科举名额,实行过渡之法”的主张,请求“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不破不立,不废不举。

面对封疆大吏的强烈呼声,朝廷终于不再坚持,也无力坚持。

1905年9月2日,内阁同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

“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条上谕宣布,沿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清廷开办的新式学堂

结语

回顾清朝改革和废除科举的整个过程,朝野上下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弊端早有深层次认识,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过一些改革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绝不是一时兴起,一日之功,而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1、康、雍、乾年间,虽有改革八股之议,但声音不大,很快停息;

2、鸦片战争以后,改革科举的方向是增加考试科目,接纳西学和实学,但收效甚微;

3、甲午战争以后,改革科举的方向是全面改革科目、内容和方式,兼容中西,但步履蹒跚;

4、八国联军侵华后,对科举制度的主流意见,已从“改革”变为“废除”,最终付诸实施。

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定程度打疼了清朝统治者,让他们开始正视科举制度的弊端,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探索改革。伴随科举改革的,是清政府一系列的“改革变法”,从“同治新政”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

科举制度走过了相似的改革轨迹,但终因统治者思想的僵化、政治制度的落后,无法接纳对科举制度的深层次改革,而导致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当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满足国家选拔培养人才需要、挽救危难时局,甚至成为束缚思想、制约进步的障碍,而统治者又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改革时,科举制度只能走向消亡。科举制度改革和废除的轨迹,折射出整个清朝不可避免的衰亡之路,于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不到六年后,清朝迎来了覆亡的命运。

光绪年间的进士登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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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光绪朝东华录》、清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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