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期是全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1448年,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这标志着西欧开始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

1453年,奥斯曼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宣告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帝国正式崛起。而在中国,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战,宣告明朝走向了衰落。土木堡之变,不仅仅是明朝衰落的起点,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开端。此后,西方国家横行于大洋之上,将人类进入了海洋时代。中国则不断走向了封闭自守,和世界潮流脱轨。

一,土木堡的大背景:明朝的衰落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此后,经历了洪武的恢复时期,永乐的扩张时期和仁宣的收缩时期,明朝就衰落了。从明朝建立,到衰落,只用了6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明朝会衰落得如此之快,这主要在于明朝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缺陷。

在经济上,明朝推行了“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对工商业的打击十分严厉。这使得唐宋以来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到了遏制。打击工商业的结果就是导致明朝商税大幅度减少,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对比,北宋的财政收入为6000万两,其中商税占据70%;明朝永乐年间的财政收入为1000万两,其中商税只占5%。

针对财政收入少的局面,明朝推行了“兵农合一”的军屯制度。朱元璋时期,全国拥有180万军队,在永乐时期扩张为270万。这些军队基本都通过卫所制度编制起来,在全国各地进行屯田。而屯田所出产的粮食,一半需要交纳上级。这就是使得明朝初期的军队不需要花多少财政支出,朱元璋曾经得意地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永乐元年,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但是,军屯制度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的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从军屯制推行以来,军籍户口就不断的逃亡。根据《明英宗实录》载,当时全国“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约占当时全国军队总数的一半。军户的逃亡,导致了大量的屯田荒芜,使得国家财政遭遇了严重的困难。财政来源减少,但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的扩大,如明朝的朝贡贸易、永乐时期的南征北战、宗族官员的俸养,都需要大连的资金。为了为此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明朝不得不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导致了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明朝,中国农民起义最频繁的时代之一。张显清先生《明代政治史》的统计,在洪武年间,明朝就发生了190多次农民起义。到了明英宗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就更加频繁。

在政治上,明朝的中央体制具有明显的缺陷。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得皇帝的政务繁多,这为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朱元璋还能处处防范宦官,朱棣就已经开始重用宦官了。朱棣时期的宦官机构司礼监已经掌握了“批朱”的职权,为宦官控制大臣奏章提供了方面。朱棣建立东厂,使得锦衣卫开始被宦官控制。

到了明英宗时期,由于皇帝尚未成年,宦官逐渐掌握了权力。1442年,宦官王振开始专权。他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好大喜功,三征麓川。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败。面对王振的行为,明英宗几乎都是言听计从。1443年,翰林侍讲刘球上书建议十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触犯了王振的利益,于是王振就指使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将他杀害。可见当时明朝的政治已经病入膏肓了。

二,瓦剌的崛起

在明朝不断衰落和腐败的时候,北方的瓦剌却走向了强盛。瓦剌就是漠西蒙古卫拉特部,永乐年间,遭到明朝的多次打击而衰落。仁宣时期,明朝采取了全面的收缩政策,瓦剌也趁机发展起来。1434年,瓦剌首领脱懽统一了蒙古各部。1439年,也先继位,他立志要恢复原来元朝的疆域,灭明朝。也先也是一位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他继位后并没有直接进攻明朝,而是先壮大自己。

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基本退回了蒙古高原,在内地的蒙古残余力量也被基本消灭。而在西北和东北,还有两支较有实力的蒙古力量。西北的关西七部,原是忽必烈安排在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察合台出伯等王系后代。明朝建立了,他们被迫臣服,明初在此册封为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也有兀良哈部、翁牛特部、乌齐叶特部、札剌亦儿部等,明朝在此册封了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瓦剌统一了蒙古高原后,也先就试图将这些地区也统一。1445年,也先发兵裹胁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等围攻哈密,明朝不发一兵救援,至此哈密等为瓦剌控制;正统十一年,也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部。明朝坐视不理,使得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

瓦剌的强盛引起了明朝一些官员的警觉。侍讲学土刘球曾经提出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及时训练的建议,但是遭到了王振的杀害。兵部尚书邝埜和廷臣上疏:“请增大同兵”,“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但是明英宗和王振置之不理。不仅如此,王振还和也先暗中有联系,王振暗中让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也每年贿赂王振。

明英宗

也先还名义上臣服于明朝,通过朝贡向明朝讹诈财物。也先对明朝的“朝贡”十分频繁,派遣的规模十分庞大。1439年后,瓦剌每年来北京的贡使达二千余人。规模越庞大,明朝的“回赐”数额就更大巨大,同时接纳招待也花去了明朝不少的费用,仅仅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达三十万两。1449年,“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不过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使得也先大怒。之后,也先又借口明朝没有向瓦剌和亲,于是在7月率领四路大军,共5万人向明朝进攻。其中东部进攻的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进攻甘肃;中路分为两支,一支进攻宣府,也先率领另外一支进攻大同。也先的部队到达大同后,“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三,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来,王振鼓惑明英宗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都极力劝谏。但是英宗一意孤行,偏信王振,决意亲征。于是命令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随驾出征。出征的官员虽多,但是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在几天时间内,明英宗和王振就集结了京城的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总数达到了50万。由于仓促出征,士兵携带的粮草不足,加上组织不严,导致军心涣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宋瑛、朱冕、石亨率领的3000先头部队到达阳和后和也先军队交战,因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不能适宜指挥军队,导致全军覆灭。大军来到阳和,看到遍野伏尸,“众益寒心”。

大同

八月初一,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主动北撤,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王振坚持北进,随从大臣纷纷劝阻,直到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情况告诉王振后,王振才下令班师。在退兵过程中,王振要求皇帝到自己的家乡蔚州,以显威风,于是命令大军跋涉而去。但王振又怕践踏了自己的田园庄稼,于是又命令军队从宣府绕道而行。八月初十,也先的部队突然追袭而来,吴克忠、吴克勤帅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朱勇、薛绶率三万骑兵救援,结果陷入瓦剌包围圈,三万骑兵“杀掠殆尽”。明英宗和王振面对也先的进攻异常惊慌,狼狈逃到土木堡。

土木堡距离怀来仅有20里,大多数官员都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坚持不走。邝埜多次上章要英宗进入居庸关,并且建议组织精锐的部队断后拒敌,这些都被王振拒绝。第二天,明英宗向离开土木堡,但是已经被瓦剌包围,无法移动。土木堡地高无水,南十五里处的河流也被瓦剌军占据,明军几十万两天不饮水,饥渴难耐。无可奈何之下,明英宗派遣使者求和。也先接到后,下令军队假装后退。而明朝军队则纷纷移营就水,场面混乱不堪。此时,瓦剌骑兵突然杀出,明军“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最终,明朝50万军队全军覆没,明英宗成为了俘虏,随从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皆战死。王振则在战乱中被护卫将军樊忠捶死,而太监喜宁投降瓦剌,把明朝内部的虚实全盘说出。

土木堡之战,明朝的军队损失了50万精锐大军,使得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此后,也先获得了明朝大军20万匹骡马,二十余万,大量的军事物质和武器装备。一个月后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向北京的报告说:在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又报告:“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通过这个数据,就可以得知明朝损失之惨重。

十三陵明皇蜡像:土木堡之变

在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使得明朝宦官群体暂时遭到严重的打击。这使得驻守背景的朱祁钰、于谦等可以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加强边防,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是也先在北京保卫战失败后,又将明英宗放回去,而后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又上台,推行了反攻倒算,杀于谦等重臣,重新重用宦官,明朝又陷入了深深的腐败之中。木堡之变也引发了明朝的军事改革,由于50万精锐全军覆没,明朝不得不推行了募兵制,明朝的军屯制宣告瓦解。同时,明朝的对外政策从此转为了防守,明朝为了防御蒙古南下,大规模修建长城,构建了九边防御体系。土木堡之变,并不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起点和原因,但是却成为了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明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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