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殁，大明衰！张居正的身后，是大明朝举朝的茫然

2017-01-05明朝那些事

几百年的家不过是赤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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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黄仁宇

“其实（张）居正完全可以不必将内阁搞成那个样子。他自己当初不也是从高拱手中夺来首辅的位置吗，但也未曾去改变高拱的政治方向，而且将其发展成为一场改革。可是他自己却将内阁的权威跟自己一起埋葬了。”

“明朝的帝国大厦本来就是要靠内阁支撑的。我们看，从宣宗的时代，便是内阁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老成持重者，还是咄咄逼人者，无论是仁德忠厚者，还是心术不端者，都是无一例外的精英。他们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辈，开创自己当政的时代，而任凭他人评说。然而此刻的内阁之中，我们又何尝还能看到半个精英的身影！”

“我们看继任张居正的首辅，像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

“明代内阁的权威，至此也便荡然无存了。而这些失去昔日权威的阁臣们，还必须设法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党争之势，自不可避免。”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

明代湖广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

【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殁，党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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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

----《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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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的前十年，是张居正的时代。内阁与宦官结合的首辅专权，虽然没有留给朋党多少的空间，但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

我们今天论晚明党事，即以东林诸党为主，东林诸党的形成，其实与士风的变化应有重大的关系。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权威，官员们为伸张自己的势力，相结成党，风气传至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为万历党争之初起。先师刚主先生（谢国桢）曾说：

“我们看继任张居正的首辅，像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庸愚的万历皇帝，他只知道儿女之情，那知道国家的大计，尽着内阁和言官在那里暗斗。所以到了沈一贯的时候，党势已成。”

先生还说：“言官的舆论一天膨胀一天，而言官的本身，慢慢的分出派别来了。在万历的中叶，言官和一般士大夫比较能主持正义的就是东林党，与东林反对的，就是齐、昆、宣三党。万历间的政治，可以说是东林与三党消长的历史。”

刚主师曾将东林比附于西方的政党，但他绝非即以东林为中国近代之政党，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之传统朋党之处，在于他所独具的政治主张而首先提出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因此东林非政党，但东林确然是一政治团体。

政治团体与结党营私的区别在于其必具的政治主张。自嘉靖的末世，严嵩内阁失败，至隆庆间内阁纷争继起，万历十年后，虽有对于张居正专政期间的政治反复，官僚士大夫们为各自的利益，党同伐异的局面业已形成，朝政已陷于混争之中。此种政争的局面，在万历中叶逐渐明朗了起来。

【居正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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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无限恩怨和不尽的是非。

----朱东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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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京师家中，享年五十八岁。

在此前两年多，居正似乎对自己最后时日无多已经有所预感，这一切都是从他患病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二月的一天，他向神宗皇帝正式上呈了一份《疏乞休》。这一年，神宗十八岁，居正五十六岁。

这份奏疏实在是一个政治家思维的集中体现，居正谈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对先皇遗命的兢业，惮精竭尽的辛劳，和已经实现的中外安宁。这份乞休疏很像是一个功成名就者成功后的退闲声明：居正现在可以无愧于先帝，而将一个完好的天下交给年轻的皇帝，归政乞休了。

这份因患病而提出休息的奏疏，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居正乞休的主因是疾病缠身，不胜劳顿。然而此时的居正，其实并无明显的病症，只不过是“血气早衰”，“须发变白”而已。那么居正为什么要在去世前两年提出归政乞休呢？

明朝的内阁，从宪宗时代开始，便须权威的首辅，延至嘉、隆，内阁出现纷争的局面，那些呼风唤雨的首辅们，办事的干练，手段的毒辣，一代更胜一代。对于权力的掌控，是决然不肯轻易放手的。当居正将高拱打倒后，不是还企图以“王大臣案”将其置之死地的吗？若以惧祸心理论之，居正应该更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此，或许居正的乞休疏并非出于惧祸的心理，而是另有原因呢？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

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年号万历

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从万历六年(1578)起，内阁中便只有居正一个人的意志，两个内阁成员申时行和张四维，一切只能对居正惟惟听命，并无自己的主张。此后的数年间，是居正专权的时代。一年后的万历七年(1579)，下令禁毁书院，两年后的万历八年，居正便提出乞休的请求。居正的心里面是清楚的，此时困扰国家已久的南倭北虏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土地清丈与公平税负以及一条鞭法亦均行之已久，通过考成法对于官僚政治工作效率的管理，也已初见成效。居正以前内阁的纷争的教训，让居正明白如何控制内阁的臣僚，此时的内阁，并无一个如同自己一般的后起之秀去取代或者改变自己打造的政局。在这大功告成时乞休而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谁知事出意料，居正二月上疏乞休，三月便有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言时政之弊，而所言时弊之最，则为言路不开。（赵）世卿的奏疏，本来对于居正是一个信号，这可以看作是对居正权威的挑战。虽然事后（赵）世卿受到处分，但这至少说明居正的反对者们还远未肃清。可惜的是居正这位当局者，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形势的危险，亲家刘一儒劝他“政严则荷，法密则扰”，须以宽政收取人心，也未曾引起他的注意，甚至对于神宗皇帝在此事上的态度，也并未成为居正所重视的问题。此时的居正大约认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当然也包括归政乞休这件大事。

对于居正的乞休，神宗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即使此刻神宗距归政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他的真实想法却足以决定以后的发展，因为这个天下迟早还是他的。神宗皇帝对此会如何想呢？此时他已经十八岁，或许也会考虑可以尝试自己管理国家了。但是对于居正所有乞休的奏疏，神宗皇帝只是采取了一味劝留。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决策人物，他的母亲慈圣太后。

慈圣太后（1540年代－1614年）李氏，名不详

明神宗母亲，明朝最后一位皇天后

当时的一切都看在了慈圣太后这个“小家之女”的眼中。对于居正的治国，她是非常满意的，她不希望这样的局面有所变动，所以她这时候对归政有所期望的神宗泼了一盆冷水：“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慈圣的懿旨是要将居正首辅的时间又延长了十二年。如果真的这样，到十二年后居正也不过六十八岁，虽然年老，也还应该足能够胜任的，到那时候，神宗皇帝也已三十岁的成年，算得上是一位足称成熟的皇帝了。可惜的是事情并不这般理想。

一年以后的万历九年(1581)五月，当居正度过了他五十七岁的生日后，便病倒了。这场疾病让他更加决心乞休。

到了这一年秋天，居正的病情每况愈下。按照医生的说法起初只是积劳成疾，造成内伤气血，外冒盛暑。给他开了不少凉药，结果吃下去后却无见效果，病情日益加重，以至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

但神宗皇帝只是一味地慰留，而居正本人在病中也还兼理着阁务，不曾真正放弃手中的权力。一位内阁首辅晚年请求病休与皇帝的一再慰留，这看起来只是（张）居正的权势、对于国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皇帝（与太后）的重视，然而在这背后，却是当时朝廷政局的必然。

居正的病情，天下都知道了，居正也不必再加掩饰。他在信函中不仅谈到自己的病症，而且一再谈到患病的原因：那是因为“久负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颠蹶耳。”（《答司马王鉴川言抱恙勉留》）这一切既然都是为国家大事操劳的健康透支，那么皇帝也就必有一再慰留，这也就注定了居正永运无法离开这政治的中心。直到他将乞休疏改为《乞骸归里疏》。这一回他真的担心自己不能像别人那样安静地死在故乡家中了。但是这一回神宗皇帝仍然只是准给假调理，等到痊愈后再出辅政。十几日后，居正病情更重，他于是将乞归骸骨的请求再次写成了《再恳生还疏》。他在奏疏中甚至说：“一旦溘先朝露，将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再恳生还疏》）尽管再不恩准居正的退休，便是缺少保全大臣始终的仁德，神宗居然仍未恩准他退休，直到得知居正糜饮不进而派宦官请教身后安排的时刻，居正已是在弥留之际了。

这也怪不得神宗们吧？明朝的帝国大厦本来就是要靠内阁支撑的。我们看，从宣宗的时代，便是内阁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老成持重者，还是咄咄逼人者，无论是仁德忠厚者，还是心术不端者，都是无一例外的精英。他们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辈，开创自己当政的时代，而任凭他人评说。然而此刻的内阁之中，我们又何尝还能看到半个精英的身影！

居正是强势的，在他把持的内阁中，实在容不得任何强者的苗头。不过此刻的居正，也突然之间感到身不由己。他临终前荐举的潘晟曾经是太监冯保的老师，是太监冯保勉其所为；梁梦龙、曾省吾是居正的学生；王纂是儿女的亲家；只有徐学谟，是当年居正归葬父亲时任郧阳巡抚的旧人。

这番安排后两天，居正撒手人寰而去。居正终于做到鞠躬尽瘁了。朱东润先生为居正作传写到这里时说：“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无限恩怨和不尽的是非。”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只是居正死后种种事件发展的表象，其实伴随着居正而去的，还有内阁的权威的丧失，留下的只是举朝的茫然。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是决然算不上一件好事情的。

前引先师谢国桢教授看到居正殁后内阁权威的失落，说道继任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能用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

明代内阁的权威，至此也便荡然无存了。而这些失去昔日权威的阁臣们，还必须设法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党争之势，自不可避免。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更为沉重地说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其实居正完全可以不必将内阁搞成那个样子。他自己当初不也是从高拱手中夺来首辅的位置吗，但也未曾去改变高拱的政治方向，而且将其发展成为一场改革。可是他自己却将内阁的权威跟自己一起埋葬了。明朝人说：“江陵以卓荦恢张之才，其术近于申、韩，故收部院之权而握之手，其失在于揽权，揽权不已，转而怙宠．怙宠不已，转而骋威，卒之身名大败。”而让人未曾想到的是，内阁的威权，也随之而败。

失去内阁权威的大明帝国，还能够继续大明帝国的辉煌吗？先天不足的明朝皇帝们能够真正取代业已成为帝国倚靠的内阁去治理国家吗？居正维护自己权威及其身后影响的所作所为，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居正的最后时日，也成为了大明帝国最后的时日。这恐怕是他直到临终前不曾想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