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5年是元朝吗】元朝大臣郝经被南宋囚禁16年，用雁书传递消息，事迹堪比苏武

在中国的儒家道统观念中，非常重视李夏的区分，把华夏和豪人的区分称为以下大芳，这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在服饰上，华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区分鲜明而对立；在生活习俗上，胡人 “反首衣皮，餐羶饮冲”，这在汉人看来和几乎野兽一样，所以称之为犬羊； 在中原汉族统治者眼里，胡人只是有着人形的动物。西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 明末吕留良也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可见夷夏对立之根深蒂固。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中原王朝时，汉族士大夫往往选择舍身取义，为国死节，如宋朝倾覆之时的文天祥、陆秀夫，明清鼎革之际的黄道周、史可法。也有的士人虽然没有放弃生命，却宁愿抛弃故土，东渡日本，也不食“胡粟”，如南宋亡国后的祖元禅师，明朝覆灭后的朱舜水。在他们眼里,那个遥远的东瀛小岛比“鞑虏”更有文化上的亲近感。与其留在“万里腥膻”的中原忍辱偷生，还不如到“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日本去终老一生。

朱舜水

然而审视历史就能发现，也有许多汉族士人服务于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并不是中途改换门庭的变节者，而是他们的仕途就始于“虏廷”。清朝汉族士人自然毋庸赘言，即使是科举都不曾正常举行的元朝，也有大批汉族士人入仕为官，在元朝社稷倾颓的最后关头，他们表现出了强烈地忠君报国思想。在他们驻守的城池，宁可以身相殉，也不向攻城的汉族军队投降。据《元史》记载，这样的汉族士人有十六人之多，其中，进士余阙镇守安庆，陈友谅破城时，他自刎而死。进士李齐镇守高邮，被张士诚抓住，张士诚要他下跪，他说：“吾膝如铁，岂能为尔屈！”结果被敲碎膝盖，最后死去。状元李黼守九江时，徐寿辉的义军攻破城池，李黼与侄子李秉昭在巷战中战死。

在这些效忠元朝的汉族士人中，还出现了一位气节堪比苏武的官员，他就是深受忽必烈信任的谋士郝经。郝经，字伯常，1223年，他出生于金末的泽州陵川，也即如今山西晋城的一个儒学世家。1234年金被蒙古所灭，郝经全家徙居顺天，1238年，郝经求学于铁佛寺高僧张仲安，1251年，他又求学于一代文宗元好问。

郝经

1252年，顺天万户张柔礼聘他为西席，教导族中子弟读书。张柔府中藏书万卷，得此机会，郝经徜徉于书海之中，“上沂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汲取了这些丰富的营养后，郝经的眼界大开，学识突飞猛进，他的声名也因此鹊起，各镇诸侯争相延请，忽必烈也于1255年9月、11月，两次遣使聘请郝经。1256年正月，郝经见忽必烈于沙陀，上“立国规模”三十余条，得到忽必烈的重视和采纳，此后郝经就留在了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中，陪侍左右。忽必烈以后的治国方略就是建立在郝经的这些条陈之上的。

1259年，蒙古大军进攻南宋，郝经随忽必烈进攻鄂州，同年8月11日，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身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蒙古帝国汗位悬空，黄金家族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角逐，1260年6月，在哈剌和林的忽里台会议上，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被与会的各系代表宣布为大汗。

面对变局，忽必烈开始显得有些犹豫和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郝经的一席话，使他理清了思路，做出了与南宋停战，回兵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决定。

郝经是这样说的：“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汗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这段话的大意是：蒙古灭金后，本应休养生息，却一直进攻南宋，劳师糜饷，结果三十年未能成功。如今蒙哥汗驾崩的噩耗传来，应该当机立断，迅速决定到底是继续进攻还是退兵。现在军中疫情传播，如果再拖到冬春之交，疫病必然大爆发，到那时，只怕想退兵都来不及了。

针对当时宋蒙双方的军事态势，郝经说：“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指蒙哥汗暴崩之事），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郝经的意思是：蒙哥驾崩后，宋朝长江上游防线的危机已经解除，宋朝统帅吕文德得以把兵力集中到了忽必烈军的当面，宋朝的优势水师也进入长江，截断蒙军退路。如果蒙军不顾一切，继续进攻，直取临安，那么宋朝皇帝可以从水路撤退，而且宋朝还有当年韩世忠那样忠勇的将领，必然会拼命救驾。蒙军攻下临安一座空城，又有什么意义？

他接着分析天下形势：“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郝经认为：宋朝是惧怕蒙古的，自救都来不及，不会来主动进攻，但是蒙古国内空虚，塔察儿国王和山东的世侯李璮占据东北部，对后背产生威胁，旭烈兀被西域各部牵制，暂时难以东归，其他势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观望，都在觊觎汗位。如果他们抢先发难，忽必烈将腹背受敌，那就大势已去了。而且阿里不哥已经占据燕都，在发号施令了，忽必烈虽然手握重兵，但阿里不哥如果声称得到了蒙哥的遗诏，名正言顺地登上汗位，并昭告天下，那么忽必烈就像当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一样，回都回不去了。

最后，郝经建议：“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他主张先控制江面，以每年进贡岁币为条件，与宋朝议和，划定边界。然后放弃辎重，率轻骑直取燕都，那些企图谋取汗位的宗室们，野心就瓦解了。同时再派一支人马，护送蒙哥的灵柩，收了皇帝玺，诏谕旭烈兀、阿里不哥等诸王，到和林参加丧礼。再派真金太子镇守燕京，这样一来，天下就定了。

此时，恰好宋朝宰相贾似道派使者前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币。于是忽必烈便顺势而为，依郝经之计策，与宋言和，班师北上，争夺汗位。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授郝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并派他率团出使南宋议和。

然而忽必烈为争位而退兵一事，被贾似道谎称大捷上奏朝廷，隐瞒了他前线求降的可耻行径，1260年9月，郝经一行到达真州，贾似道怕他投降的真相暴露，就把郝经等人秘密囚禁在忠勇军营。

从那时开始，郝经被关押了十六年之久，期间，贾似道试图劝降他，然而郝经不为所动，始终忠于忽必烈。他说：“吾家业儒凡七世矣，顾肯亏忠义大节，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他虽然效忠蒙古人，却仍以中原士大夫的气节自豪。

1274年，在北宋故都开封，有人在原皇家苑林金明池中射到一只大雁，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题诗：“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落款是：“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这封雁书告诉人们，郝经还活着，只是被囚禁了，诗中引用了苏武出使匈奴的典故，以此表明他致死忠于元朝的心迹。

郝经发出这封雁书时，以为时间已经到了“中统十五年”，其实元朝已经改元，那时是“圣元五年”，但他与外界隔绝，不知元朝改元的事。

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于贝加尔湖，无论匈奴怎样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折节。汉朝向匈奴索要苏武，匈奴人谎称苏武已死，当汉朝得知苏武仍在世时，就诈称汉昭帝在上林苑射落一只大雁，足上系着苏武亲笔所写的帛书，诉说了他被困匈奴之事，结果匈奴信以为真，把苏武送还了汉朝。

“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本是汉朝虚构的故事，可是在郝经身上却真实地发生了，确实令人唏嘘。郝经虽然效忠的是蒙元，可是把他比作苏武是恰如其分的。

1274年10月，忽必烈命丞相伯颜南下伐宋，又命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郝庸前往南宋索要郝经，次年2月，已经须发皓然的郝经终于得以北归，忽必烈派枢密院官及内臣近侍远道迎接，对他全节不屈的忠诚大加褒奖，并赐宴慰劳。北返不久，郝经便一病不起，7月，郝经离世，谥号“文忠”。

郝经“家世业儒”，熟读经史，是个典型的儒生，然而他却摒弃了"华夷之辨"，死心塌地效忠于蒙元，他这么做，其实不是对儒家道德的悖离，而是对其精神的回归。儒家的底层核心精要是现实主义，实践中讲求的是变通。1257年，郝经写过一篇《北风亭记》说：“故余生于是风，长于是风，将从此风以徜徉此生也。从其所吹遇止而止焉，从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自身于是风，龙蛇也，蓬累也，野马也，尘埃也，而各无所忤焉”。他把金、元比作北风，而他出生和成长在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面对势不可挡的强劲北风，他只能委身其中，别无选择。他希望在为蒙元服务的过程中，用儒家思想影响蒙古人，促使其汉化并善待治下的汉人，从而保全汉家的思想和文化。

在出使南宋的途中，他还给忽必烈上了“奏便宜十六事”，建议“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郝经的这些条陈，使忽必烈注意到了历代异族入主中原时的经验和教训，对他后来用“汉法”治天下，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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