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明朝时代我想说明朝未解之谜2：洪武年间土地被高估，真实的耕地数据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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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句，笔者整理了明朝的实际人口数据，最高峰人口为1.66亿人。

实际上明朝的耕地同样是笔糊涂账，今天则为大家梳理明朝的实际耕地面积。

不合常理的明朝耕地数据。如果只看《明实录》的数据，明朝耕地面积就跟过山车一样，大起大波，洪武26年（1393年）达到最高的8.5亿亩，然后迅速跌落到4.2亿亩。大约100年后又恢复到8.3亿亩，然后又降到4.3亿亩，令人叹为观止。

8.5亿亩的耕地数据真实吗？NO！

1）数据自身的矛盾太多。洪武24年（1391年）耕地面积才3.9亿亩，过了两年就变成8.5亿亩，7年后又变成4.2亿亩，常理上说不通。成化年间的数据也是一样，成化21年（1485年）为4.9亿亩，2年后变成8.3亿亩，也是突然间多出3.4亿亩土地。弘治17年为8.4亿亩，1年后变成4.7亿亩，突然间少了3.7亿亩。明朝的耕地数据经常在1至2年时间内变化太大，不符合常理。

2）洪武26年并未进行户籍普查。明朝在洪武14年（1381年）曾经做过一次全面的户籍普查，编制了《赋役黄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户籍登记，其中包括家庭的土地信息。由于大量的监察御史参与和监督了此次普查，因此数据真实性很高。洪武24年（1391年）又进行了一次户籍普查，虽然人口数据并不靠谱，但土地数量的仍有参考意义，3.9亿亩，较1381年增加了2000万亩，逻辑上可以理解。可是明朝1393年并未进行户籍普查，可是莫名其妙就多出4.6亿亩土地，数据的真实性就存在问题。

会不会是隐瞒土地的原因，造成耕地面积的波动？

如果耕地面积小幅变化，倒还可能，可是短时间的急剧变化，就不合常理了。假设洪武26年（1393年）因为清查出隐瞒的土地，从而耕地面积从3.9亿亩变成8.5亿亩，那怎么解释耕地面积从1400至1430年，长期在4.2亿亩左右呢？除非古人都是傻子，看不到这种隐瞒土地的情况，土地可是关系着国家税收！

3）耕地面积与税粮数据矛盾。明代沿用宋代的“两税法”，征税是基于百姓的丁口数和土地数量进行征税，理论上土地越多，税粮越多才对。实际1400年前后，明朝的税粮一直都在3000万石左右。说明1393年8.5亿耕地肯定存在错误。

4）分省数据看，河南、湖广和南北直隶存在明显的错误。笔者整理了一份洪武26年的分省耕地面积。河南的耕地面积为1.45亿亩，7年后又变成0.28亿亩，民国年间对土地重新普查的时候，河南才0.99亿亩，即使考虑度量衡的问题（明朝1亩=0.9市亩），明朝河南的耕地数据也是不真实的，河南在明初才257万人，可能耕种1.45亿亩土地吗？湖广（湖南+湖北）也是同样的问题，洪武年间2.2亿亩的耕地，将近民国（1.14亿亩）的2倍，考虑到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满清、民国的耕地面积必定高于明朝。南、北直隶也是一样，明朝1393年的耕地数据肯定存在大量的抄录和统计错误。

弘治年间的8亿多亩土地存在谬误

可以看到，除了洪武26年的耕地突然为8.5亿亩，此后近100年的耕地面积都在4.2亿亩左右。明孝宗（年号弘治）登基后，耕地又变成8亿多亩，正德年间又降到5亿亩以下，直到万历首辅张居正重新“清丈土地”，耕地面积才恢复到7亿亩以上。

弘治15年耕地数据的三个来源：1）官方史料《明实录》是8.36亿亩；2）另一本官方史料《大明会典》则记录为6.22亿亩；3）《后湖志》的记载是4.29亿亩。显然，明朝中期的耕地统计已经趋于混乱，户籍统计浮于形式，没有认真核实真实情况。

同样对比税粮数据，8.36亿亩肯定是不靠谱的，这个数据大概率是户部或地方布政司在某年数据基础上稍加修改算出的结果。

人口在增长，耕地不增长吗？

如果只看《明实录》的记载，那么大家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朝人口一直在6000万左右，耕地面积4至5亿亩，税粮3000万石上下，看上去就是一个停滞的经济体。笔者上一篇文章已经论证了明朝的人口一直在增长，高峰为1.66亿，前面也证明了明朝前期8亿多亩的耕地面积不靠谱。那么明朝岂不成为“人口增长、耕地不增长”的经济体吗？

当然不可能！耕地面积必然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可是因为明朝中期“户籍统计”工作的懈怠，大量的增量土地被隐瞒，从而使得耕地面积一直不增长。

耕地面积如何被隐瞒？

说明1：土地隐瞒一般只涉及增量，存量耕地影响不大。举个例子，百姓A将土地卖给地主B，那么A必须到官府交割并交契税，否则官府仍会按照《赋役黄册》找A征税，A没有卖出凭证就还得交税，这也是防止百姓偷税漏税。因此，如果洪武26年真有8.5亿亩土地，往后的耕地面积就不会偏差太大，税粮也不可能保持不变，一定会翻倍。

说明2：土地隐瞒和土地投献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明朝给读书人和官员一定的土地免税面积，所以土地投献之风很盛。皇庄、宗室赐地、官员的土地都享受免税，会削弱国家纳税基础，但交易过程仍需要登记，否则底下耕种的百姓仍要被征税。所以，土地投献会减少税基，但不会影响耕地面积，本质还是存量交易。

一方面，跟赋税和土地制度有关。赋税制度，明朝继承了宋代的“两税法”，课税的基准是耕地面积，百姓有多少地就征多少税。土地制度，明朝继承了宋朝以来的土地私有制，鼓励百姓垦荒，实行占田制，百姓开垦的土地归自己所有。两种制度叠加，百姓或地主自然有了隐瞒土地的动力，而地主豪强隐瞒土地的动力和能力更强。毕竟百姓如果开垦了土地，不去官府登记的话，一旦被地主霸占，就有苦难言，告到官府说不定先被罚钱，还不一定要得回来土地，所以普通百姓隐瞒土地的现象不严重，到官府登记土地是一种保护。

另一方面，官员考核重征税、轻统计。古代官员考核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赋税，官府参照《赋役黄册》征税，只要征收的粮食与土地数量能对上，谁会深入基层核实耕地的隐瞒情况？再说古代的交通不发达，官员到地方检查是非常费力的事情。因此，土地的存量一直保持，增量就容易被隐瞒。

小结：官员对耕地统计的重视不足，加上地主豪强隐瞒增量耕地，导致明朝《赋役黄册》上的耕地面积一直徘徊在4至5亿亩，远远小于实际耕地面积，只是实际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呢？

张居正变法之清丈土地

万历首辅张居正也意识到“土地隐瞒”的现象，所以他在主持变法期间，重新对土地进行了丈量，从而一举国家财政下滑的势头。万历清丈是自“洪武清丈”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耕地普查。万历清丈后，明朝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较明初的《赋役黄册》更加完备，体现在以下几点。

1、土地清丈非常彻底。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亲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丈国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张居正给了地方官“考成法”强大的政治压力，最终保证了土地清丈的顺利实施，清理出1.55亿亩的瞒报土地。

2、统一了亩制。原先北方存在“大、小亩”现象，张居正借“土地清丈”统一了全国的亩制，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统一亩制”减少了税粮征收的麻烦，杜绝了底层官员利用“大小亩”牟利的漏洞。

3、简化了赋税征收规则。土地清丈后，将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交税的时候，无论官田还是民田，规则一样，上等田1亩实为1亩、中等田以1.5亩折为1亩、下等田以2亩折为1亩。

清丈出了1.55亿亩的增量耕地。清丈工作从万历6年便开始，持续了三四年，最终清理出1.55亿亩的瞒报耕地。从结果看，湖广、山东、四川的土地瞒报最为严重，分别清查出5519万亩、3658万亩、2645万亩的耕地。万历清丈后，两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总面积为7.58亿亩，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亿亩。

全国的耕地面积为7.86亿亩。前面汇总的耕地只包括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耕地面积不包括大同、蓟辽等边镇，这些边镇同样清查了土地，耕地面积为2815万亩。汇总起来，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为7.86亿亩，相较洪武14年（1381年）增加了4.19亿亩，增幅为114%。

耕地与人口基本同步增长。笔者在文章《明朝未解之谜1：真实的人口数据是这样滴》论证明朝万历年间的人口为1.67亿，较明初0.60亿增长了178%。将人口与耕地进行对比，人口与耕地是同步增长的。这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不可能出现“人口不增、耕地增长”或者“人口增长、耕地不增”的现象！

明末人均耕地面积为4.71亩，下降23%。从结果看，明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耕地，因此人均耕地从洪武年间的6.10亩下降到4.71亩，降幅为23%。这也侧面反映了耕作技术的进步，徐光启《农政全书》便成形于万历年间。正是南方两季稻的推广，提高了中国人口容量的天花板，所以明清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交叉验证：明朝人口与耕地估算是可信的。张居正清查土地，证实明朝的耕地200年间出现了大幅增加，那么《明史》关于“人口一直停滞”的数据就必然是错误的，所以论证明朝人口1.67亿经得起考验。

总结：明初耕地数据有误，耕地面积一直增加，万历年间达到7.86亿亩

1、洪武26年的耕地面积统计有误。从分省耕地面积、赋税数量变化，都能看出明初8.5亿亩的耕地数据有误，而洪武14年（1381年）的耕地面积3.67亿亩相对准确。

2、明朝耕地在万历年间达到7.86亿亩。明朝的实际耕地面积一直在增加，只是赋税制度的原因，导致增量土地隐瞒严重，课税耕地一直停留在4至5亿亩之间。笔者根据张居正土地清丈的结果，得出万历年间（16世纪）的耕地面积为7.86亿亩。

3、真实的耕地情况。利用明朝1381年和1382年的土地资料统计，再结合人口变化，重新模拟明朝的耕地情况。明朝平均每年开垦出约208万亩土地，但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从明初的6.1亩/人下降到1582年的4.7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