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年的晋朝看这里!《晋书》：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各语言：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国学就像一缕古老的香水，即使遥远的山水相隔甚远，也依然萦绕心头。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莎士比亚)。

如欲亲近国学，第一莫若读书。然而自古迄今，国学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胜计，仅《国学宝典》中便收录近万种，倘若茫然闯入，难免转向迷路。“典策芳泽”栏目，每期介绍一种国学典籍，以期能略尽佐学知津之效。典者，经典也，读经而后知，非读经无以养性；策者，史策也，读史而后行，非读史无以明志。芳者，馨芳也，明德惟馨，志洁行芳；泽者，润泽也，润诸一心，泽及四海。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发展进程的见证，是中国人追溯来源、面向未来的文化宝库。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悲剧与喜剧轮番上演，光明与黑暗互相碰撞，它实在谈不上幸福安宁，可它又注定凝结出最为瑰丽奇异的色彩，并让后人被其所深深吸引——这，就是两晋。

两晋156年，可以说，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11年的统一后，接着便是16年的八王之乱，各族人民起义紧随于后，五胡贵族与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最终形成南北对峙、政权林立、兴亡无常、战乱不已之局。

要把这段千头万绪的历史捋个清楚，实在并不容易。仅从诸家晋史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十八家晋史，还不包括各类杂传、起居注等等文献。不过这些史书的缺陷问题不少，以至于重修晋史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这正是唐代官修《晋书》的原因之一。

重修《晋书》，是唐初年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此次重修之原因，除上所述外仍有不少解释，如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出于李唐“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的心理，李培栋先生认为这与太宗晚年所受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有关。

《晋书》的编纂始于贞观二十年，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诸大臣奉唐太宗诏命修撰，至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以前成书。作者约有二十一人，属集体创作，今日唯知李淳风写了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其余具体分工，则无从考证。

贞观年间所编纂的诸正史中，以《晋书》的篇帙最长，所用时间最短，参与编修人员最多。而作者群人多手杂，且多出身士族，雅擅文咏，如此条件，使得《晋书》有许多异于其它正史的特点，所受评价也各不相同。

由文学之士编修的史书，自然不乏文学色彩。就形式而言，《晋书》中多收载有晋代骈文佳作，说其为晋代骈文之总集亦不为过。此外史官行文也多出骈文，特别在论赞部分，文藻整饬，音韵铿锵，令人读之口齿生津。

就内容而论，《晋书》的传记叙事可谓简繁得当，爽洁老劲，生动优美。在叙事时重视对历史人物仪态风神、识见器量的描绘，细节描写比比皆是。可谓大事简要，小事详备，从微细处见精神，寥寥几笔，便可令历史人物鲜活如生。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

《晋书》的文学性之强，可以说唐后史书均不能及。但另一方面，在学术鄙视链上，文学与史学向来是互有褒贬，听文人讲故事，情节可以跌宕，文辞可以绮丽，时、地、事是否必然笃实却常要打个问号，倜傥风流的文人性格，未必便肯勤勤恳恳扎进书堆里作枯燥考证。

在中国的史书中，《晋书》不称“良史”，就是为此。由于集体写作，体例本就难以规范，前后内容或有重复及相抵牾处。且编纂者常沿袭前人之说，直接照抄的结果，就是把前人的错谬，乃至很明显的错谬也统统接收下来。

《晋书》喜援小说入史，如《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等均成为了取材之地。尤其采录《世说新语》，数量竟能达到350则之多。这种取材法使得《晋书》中记录的仙狐鬼怪之事远超其他，例如某比丘尼唰唰剖腹砍掉两脚又唰唰接回去的神异更在所多有，由此也招来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当然，对于后世的史料研究者与追求趣味的读者来说，这倒未必是什么坏事了。

五胡十六国·八王之乱

《晋书》修撰另有两处特殊，其一是“载记”这一体例形式。“载记”之称源于班固，在唐修《晋书》中，列有载记三十卷，专门记录匈奴、鲜卑等十六国的历史，成为与本纪、列传并列的一种形式，在纪传体正史体例上属于独特的创造。以东晋为正统的同时，对十六国史的历史地位加以肯定，这一点结合中国古代的正统观来看，确实意义非凡。

另一处特殊，在于此书中的女性观。《晋书·列女传》记33人，其中贞节柔顺及殉夫者19人，其余妇女均以才智胆识见长，还有能骑马弯弓，率勇士与敌征战的巾帼英雄。乃至妻子摇头看不上丈夫、妻子对丈夫开玩笑说若与小叔生子当如何如何的事情，竟均能入于《列女传》而不遭批评。《晋书》对智慧型女性的记录与褒奖，是历代正史中所独有的。

《晋书》修成后，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对其典章制度及史实都有所补阙正误。清代学者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在校勘方面成就突出。民国时期，如吴士鉴、杨守敬等人均于《晋书》用力较勤，今人则以周一良对晋史多有创见。欲读《晋书》者，当可从这些研究中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