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才的“分散”

1261年是南宋的敬亭两年。南宋总理齐亚奥多登上权力顶峰的第二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似乎还不满足于地位的显赫,如果有其他官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功劳,他就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嫉妒心理,并且采取各种行动让他们远离皇帝和中央政府。只有那些对他俯首帖耳,百般讨好的文武官员,他才会放下警惕的态度。

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就有四个典型案例,预示着南宋的人才高地坍塌的开始。

第一个案例的主人公是刘整,字武仲,邓州穰城人。刘整是南宋的水军王牌将领,令蒙古军队胆寒,但最后他确成为了元朝水军的创建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整画像

事情的源起在于贾似道对其他前线将领(如高达、曹世雄)对自己轻视的不满,暗中下令自己的亲信将领吕文德(襄阳前线的指挥官)迫害他们。结果逼死了曹世雄,格除了高达的职务,这一切让刘整万分恐惧。紧接着贾似道以统计边防军费消耗为由,派出中央特使要调查刘整。

刘整不得已派手下去中央澄清此事,可派去的人根本就没机会见到皇帝。 无奈之下,刘整暗中联系蒙古方面,表示了投诚的愿望。蒙古方面很多人都非常怀疑这是不是诈降,但洞悉背后缘由的刘元振(成都经略使刘嶷的儿子)强力主张刘整是可信的,亲自出迎前来投诚的刘整。

诸将皆曰:“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南重地,事势与李全(金末武装集团首领,反复无常)何异!整此举无可异者。”元振至泸,整即出降,元振弃众先下马,示以不疑。明日,请入城,元振释戎服,与整并辔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

忽必烈一直对蒙古缺少一只强大的水军而头疼,意外得到刘整让他喜出望外,马上任命刘整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从此很多南宋的“国事虚实”就不再是秘密了,而贾似道对刘整的叛逃却不以为然。

第二个案例的主人公向士璧也是南宋末年著名将领。字君玉。1259年,蒙古军大举东下,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告急,他奉命往援。蒙军夹江为营,长数十里,宋军不能接近浮桥;他用计焚毁浮桥,大捷。升任湖南制置副使。

就是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在贾似道主导的边防军费调查案中, 被查出了最多的问题而处死。听闻这桩冤案的当地老百姓都为之哭泣,处理此案的官员方元善事后也愧疚不已,临死前还常愧疚地念叨着向士璧的名字。

后面两个案例的主人公(王坚和江万里),虽然没有被无辜处死,但都被降职排斥,郁郁而终。

王坚也是南宋抗蒙名将,他最大的功劳是1259年的钓鱼城之战。当时,蒙哥汗亲率大军围攻合州,王坚与副将张珏坚守钓鱼城,多次击退蒙军。蒙哥派使者入钓鱼城招降,为王坚所杀。蒙军攻打九月不下,蒙哥为旋风火炮受创而死,蒙军被迫撤退。王坚被降职为和州知州之后,郁郁而卒。

江万里是南宋末年仕林和文坛领袖,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后来培养出文天祥等诸多状元。1259年,他投入贾似道幕下任参谋官。1261年,进迁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院事兼太子宾客。这一年,江万里已年逾六十,是贾似道府中之任职最久者。贾似道讨厌他说话直来直去,不够慎重,就罢了他的官。

与此时乌烟瘴气,人心离散的南宋官场相比, 蒙古则迎来了人才集聚的高峰时期。

蒙古的人才之“聚”

蒙古在进攻淮北和四川时俘虏了不少南宋军民,按惯例,都将他们收为奴隶。 翰林学士高智耀劝诫忽必烈将俘虏的儒士释放为平民。当守旧的蒙古贵族表示反对时,忽必烈却反驳道:“儒士的才智,就像普通人看重的黄金的价值一样重要”。

1261年是蒙古的中统二年,这一年有好几位儒士的才智为忽必烈发现和看重。

窦默,字子声,广平肥乡县(今河北省肥乡县,位邯郸市东)城西村人,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当忽必烈讯问他到哪里去找像唐朝魏征一样的人才时,他立刻推荐了许衡和史天泽两个人。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怀庆路河内县人。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自幼勤读好学,之后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从姚枢(当时理学在中国北方的传播者)那里得到二程(程颐和程颢兄弟)及朱熹著作,与姚枢及窦默一起讨论与学习。

史天泽,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元太祖八年(1213年),随父史秉直归降木华黎。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甚至被人比作唐朝名将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和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他一生谨慎,多谋善断,料敌用兵,主张攻心为上,力戒杀掠。

史天泽塑像

除了重用汉族中的顶尖人才, 忽必烈在这一年还决定设翰林国史院,并任命王鹗(著名文人)修辽、金二史。对于前朝的历史教训,忽必烈也十分重视。即使在征战途中,他也要让司郎中贾居贞为他讲述《资治通鉴》,不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贾居贞,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字仲明。中统元年(1260),授中书郎中。贾居贞为人清廉,拒绝贿赂,太宗窝阔台因此嘉奖他。他为人谦逊,任郎中时推辞参知政事的任命。虽然他很容易接近皇帝, 他从不以此为机会为谋求升官发财的捷径。他和忽必烈之间关于自己待遇和升职有过这样一次有趣的对话。面对常人求之不得的升职加薪,他都已正当的理由,严词拒绝了。

一日,蒙古主问郎俸几何,居贞以数对。蒙古主谓其太薄,敕增之。居贞辞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僧子聪奏居贞为参知政事,又辞,曰:“它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执政者,将何以处之?”不拜。

从以上的诸多例子可以看出,1261年真可谓是南宋和蒙古人才散聚的关键之年。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之战对南宋与蒙古未来20年的命运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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