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明朝专题之明末的危机：国库的空虚和农民的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引言

蒙古人的攻击和海盗的攻击引起警惕后，相对稳定的局面随着外来危险的减弱而形成。

以隆庆年号（1567~1573年）的名称掌权的皇帝，是一位开明的君主，颇为关注社会公正和改革。在他执政期间，开始执行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的初期，这些政策包括压缩宫廷开支、保护受大地主剥削的小农、疏浚黄河和淮河的河道。一名刚正不阿和政绩昭著官吏张居正（1525~1582年），在万历幼年期间事实上受命主持国政。但在张居正于1582年逝世之后，太监们重新夺取了他们先前已失去367的权力。国家财政的放任自流和迅速衰落，又重新出现了。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

财政危机皇宫挥霍无度，仅举一例就足可以说明宫廷的奢侈豪华了。这就是1584~1590年间，为万历皇帝营造陵寝一事。该陵墓是被偶然发现的，并在1956~1959年间作了考古发掘。它的营造耗银800万两。砖头都是从山东西北的临清，经大运河运去的，石块来自同一省的一座大山，而用作支架的木料都是四川和西北诸省的雪松。但是在宫廷的奢侈开支之外，很快又增加了由外来危险所引起的开销。

同在1592年间，黄河上游附近宁夏地区的蒙古首领哱拜在制造分裂、贵州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叛乱，而日本人丰臣秀吉将军（1536~1598年）则率兵于朝鲜登陆。明王朝于1595~1598年间对日本军队发起的长期军事行动，最终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而结束，但它却耗尽了明朝国库。20年之后，在与日本人作战时曾帮助过明朝军队的女真王子努尔哈赤，反戈进攻明朝，而中国中原再也无法于东北诸省中，对满族人作出有效的抵抗了。

▲明定陵（明代万历皇帝）墓道

1593~1598年的朝鲜战争共耗去明朝国库白银2600万两。然而，这次战争的结束并未减轻17世纪初军费开支的压力、晚明的军队是一支雇佣军，它具有过分庞大和缺乏战斗力的双重弊病。兵员人数自14世纪末以来增加了一倍，但与这种增长相对应的，却是军队素质的下降。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其写于17世纪初的中国札记中，对这个时代的军队作出过严厉的批评。他写道：“所有那些应征入伍的人，都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既不是出于对其国家的热爱，又不是由于忠于其国王，更不是由于对名誉和荣耀的酷爱才入伍的，而是由于受要求供职者效劳的约束，才从事这种职业的。”

根据利玛窦的说法，王师的马匹是蹩脚的劣种马，只要草原马匹的一声嘶鸣，就足以吓跑它们。军队就如同是社会的一个垃圾收藏坑懒汉、扒手、无恶不作之徒和拦路行劫的强盗等人，都去从军。财政亏损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向皇室成员支付年俸而造成的。洪武皇帝的24个儿子均被剥夺了全部权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篡权的危险。但他们反过来却享有辽阔的采邑封地，并在北方诸布政司拥有牧场，而且占有3000~19000名私人护卫，并为之支付丰厚报酬。这个皇家贵族的人数逐代地增加，以至于到了明末，便大幅度地加重了国家预算。仅仅庆成的一个王子就有94位直系后裔。

▲战死沙场的士兵蜡像

在万历统治时代，共计算到每年领取年俸一万石（相当于600吨左右粮食的银钱）的一品宗王45名、级别较低的贵族2.3万名。在山西和河南的税收（74万石）中，共有半数以上（40.4万石）被用于支付这种年俸。这种局面可能在1573~1628年间，导致了停止允许为宗王举行婚礼和封敕贵族尊号。明朝政府从16世纪末起，所遇到的财政困难迫使它采取了一些大部分都只会加重社会苦难的措施。为了补偿这个时代似乎颇具规模的遗弃土地现象所造成的亏损，明政府又加重了商业税，在长江和大运河上增设了某些收税关卡，从而使农民的负担更不堪承受了。商业税的暴涨导致了手工业企业的一次危机。

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叶倒闭关门。城市中工匠的暴动也日渐增多。1596~1626年间，在直到那时为止始终都是最活跃的地区中，如在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1603年，位于北京以东30公里处的门头沟私矿中的矿工，向首都进军以示抗议。紧缩措施和解雇国家职员以及税收猛涨而加剧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了在1627~1629年间因强行征兵而在云南、四川和贵州等边陲地区，非汉族居民的大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军

政治危机1615~1627年又以一场严重的冲突而引人注目，这场冲突中的对立双方，一方是由清廉刚正的官吏和忠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集团，另一方是太监们的秘密权力、以在宫中的阴暗处策划的阴谋诡计为基础的权力、在宫廷内外勾结起来的共谋，以及一种由于腐化和恐怖，而变得很驯服的政权的消极因素。集中了这些出身很复杂的人员的党派，是以那些“书院”为中心而形成的，而这些书院在明末往往都是文学和政治自由争鸣的中心。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要追溯到12世纪，它是由福建的一位名叫杨时（1053~1135年）的文人官吏创建的。它于1604年被恢复，变成了反对派的主要中心之一。其成员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或被罢黜的旧官吏。他们学习了《孟子》中的反专制思想，并用正统的理学政治和伦理准则来反唇相讥朝廷和中央政府。这类行为在直到满族人的清朝入主中原前的历史上，都是经常不断的。被西方人夸夸其谈的“儒学”，往往更多的是反对派手中的武器，而不是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党的支持者首先就是立足于合法性和习惯中的正统性立场上的。

▲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

万历末年，三桩与皇宫有着密切关系的案件，使得群情激荡并制造成了危机。这就是1615年的一次据认为是刺杀太子的未遂事件（梃击）、1620年的被怀疑系由太监们毒弑的泰昌皇帝那令人质疑的晏驾（红丸）、太监们于同一年对于一名旧嫔妃的离去而做出的对抗（移宫）三案。某些人自信从这些案件中，已经看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太监魏忠贤的插手。史书中记述说，魏忠贤（1568~1627年）曾是一个地痞无赖，他为了偿还赌债而入宫，坚信这样就能在宫中谋到一个职位。他自幼不识字，却由于后来的天启皇帝（1621~1627年）之乳媪客氏的支持而迁升司礼。1621年，在新皇嗣立时，他又治皇祖陵。那些其权威在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内，曾获得承认的东林党成员，于天启初年又恢复了权力，但他们的影响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魏忠贤组织了他的同谋特务网，并很快就借助于秘密警察而控制了整个政权。

▲演员扮演的魏忠贤

从1625年起直到天启皇帝晏驾，爆发了对东林党成员及其同情者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镇压，他们中许多人都死在狱中。发表了一份包括七百多名高、中级官吏的《点将录》，造成了一种全面迫害。曾作为反对派中心的书院被关闭。魏忠贤曾设想在所有地区都为自己及其邪党颂德立祠，谓之“生祠”；其中第一座是为纪念浙江布政司潘汝祯而立于杭州西湖畔的祠，而且每座建筑都耗资巨大。为了扩大其势力，魏忠贤成倍地委任亲信和大批假想的官吏，其腐化行为也就日重一日了。这名可怕的太监在明代末帝（1628~1644年）登基时被诛，而东林党则被平反昭雪。

▲演员扮演的魏忠贤

在苏州，随着又被称为“小东林”的“复社”（它显得是一个政治一文学圈子）的出现，东林党也显示出了一种复兴的趋向。它后来共包括两千多名成员，其中近四分之一是官员。但他们在施加了某种影响之后，又被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了。

结语

1615~1627年间的危机，在这个时期的数代人中，都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伦理和文化的反响，并导致抛弃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王阳明（1472~1528年）的哲学，因为它过于脱离政治的具体问题了。人们由此而对与其文化传统相矛盾的专制制度提出了质疑，并最终酿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哗变。这一切又是由满族人关系引起的更大混乱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