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兰口:学术界对商考的研究很多依赖于新的考古资料,但从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这种“双重证据”来看,商王半径的古考几乎在板镜中都丢失了。
近年的楚简研究发现,《史记》记错了楚国世系,楚人始祖、五帝之一的颛顼有可能生活在商代中期,五帝也许是与商族、周族并行的族群系统。文史宴公众号特邀学界名师悼红狐撰文,介绍近年楚简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上古史的最新推测。
古史研究中,自顾颉刚始,便很能见自学问而至于主义之争,从泥古到疑古进而至释古,李学勤先生又倡信古,都各有宗风,也吵得不可开交。但略加留意,即能发现这些定案又翻案,翻案又再翻案,大都源自于地下遗珍。而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史学发现都依赖于材料的新出。
这些新材料,或得之洞穴,或取于秘府,但荦荦大端皆出于地下。一曰骨,二曰简,三曰帛。此三者的功绩分别是发现殷商、发明诸子、发微方术。它们的意义与内涵,已为诸君所共知,毋待多言。只一点需要点明,王国维所谓“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现”的这些材料,均聚焦于太史公之《史记》。
竹简中的上古史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验证《史记》记载可靠性的经典著作,以一己之力在人世间重现殷商王朝,把三千年一纸孤传的商王世系证为历史事实,同时也幻化出了一个执念,夏王朝也必有这样的一天——全拜王静安(王国维)先生所赐。
从上世纪长沙马王堆发端,出土材料的释读研究渐成学界大宗,古史及先秦子学也端得是显学,以至于无简帛无以论经史。有趣的是,简帛的发现历程也颇合戏曲之道,七十年代高调登场,八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到了新世纪开始高潮迭起。
马王堆汉墓发掘
马王堆简帛革新了黄老之道、老子的内涵;银雀山竹简一举廓清孙子、孙膑一人两人的千年疑案;睡虎地秦简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对秦代认识的视野;郭店简填补了失落两千多年的七十子文献空白。如今,喧嚣尘上的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更是异彩纷呈,而夏代会不会就藏身其间。
殷商没有记载过夏朝
地不爱宝,荆湘尤剧。两湖独特的地质环境,为竹简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这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楚国遗存比其它国家要多得多。
这些竹简里面当然涉及到夏代以更古的不少史实,但这些史料对于证明夏代的存在仍旧是无力的,它们的年代都晚于孔子,因此起码不比《论语》更有说服力。而如果史料只能上溯至东周,那去夏之世也已超过六百年,且无实物旁佐,正是“文献不可征”,确乎难证。
考之于甲骨文,亦尚未发现“夏”字指称前朝。如果只查“杞”(西周封夏朝后裔于杞)则形迹隐约可见,但总非直接证据。
也就是说,大规模祖述禹迹实从周开始,至于殷商王室则没有留下夏代的任何直接记录,这也成为否认夏存在的主要理由。
从考古发掘看,二里头遗址一期属夏还是商早期,仍有争议。二里头往上的大型宫殿遗址直接去到了陶寺,中间那个存在了五六百年的夏代无影无踪。没有遗址,没有文字,甚至没有后来政权的追述。
但与寻找夏代的零落相比,中国上古史考古成果确又非常丰硕。河姆渡、良诸、石峁、大地湾、仙人洞、陶寺等遗址都告诉后人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巨大的上古城郭,处处彰显强悍的“国力”。
比西安城更大的石峁古城
这些分散于华北、华东的巨型城郭遗址出土的礼器、玉器,其型制又颇见相似之处,显示出当时中国上层贵族一致的风尚。这俨然是一个有着中央政府的大王朝模样,而非仅为若干不相关的部族聚合的规制。陶寺遗址更是有复杂的祭祀建筑和完善的历法遗存,足以支撑起文明的定义。
夏代的难觅与诸多高级文明的遗存,有实的无名,有名的无实。其间缺环断链,难免不令人陡生疑窦:商代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确切的说,是殷王盘庚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盘庚之前的记录全部丢失
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数不胜数,圣哲贤人首尾相续。这些人中间,盘庚必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代英主,盘庚迁都于殷,奠定了子商王朝最后两百年的繁荣,然除此之外,他的其它功绩与后世雄主也无二致,安内攘外、享国日久,并不更特别。可偏偏历史在他这个地方,打了个结。
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现于安阳殷墟,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十三座被盗掘一空的王室大墓。此后的考古确认,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王陵,其上限均止步盘庚之世,盘庚以前的商王朝,宗庙、陵寝、祀坛、文字都付阙如。
安阳殷墟的商王大墓
吾国经典《尚书》,自秦火后,便有古今之判。自朱夫子(朱熹)疑《书》,至阎若璩定谳。中国的学者把《书》从头到尾考订辨伪了个遍,结论大致是,今文《尚书》真,古文《尚书》伪。真的里面,又以《盘庚》三篇为古,《盘庚》之前,皆为晚出。
我们于是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历史自盘庚而断,往上竟渺不可闻,闻不可证。殷商“不常厥居,于今五邦”,造成了严重的文明断层后果,即现存可见的制度文献体系最古只能溯至盘庚。盘庚之前的材料,不但今人未起于地下,甚至古人也未曾再见。
这一判断极耸人听闻,因为这意味着周室接管的前朝档案,很可能只自盘庚而下。两周以降,华夏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体的全部积累遗存、可见的传承底档,竟无一可越于盘庚以前。
参之中华文明构建的基本形态,大都是“总其一而后散”的结构,“神明圣王,皆原于一”进而“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就是说,构建起两周文明、诸子大观的基础,并没有孔夫子所谓的“监于二代”,而只有盘庚以下的区区百余年十四王(帝)。
中国的历史进程至此一顿,由于缺乏完整的档案系统源流,随着时间推移,记忆逐渐淡褪,先王先公事迹终究湮灭。
到了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殷商前期以及殷商之前的文明制度已“不足征”。又五百年后,司马迁作《史记》“古文咸不同”,“荐绅先生难言之”,穷索四极,也只能叙其半爪。可盘庚迁殷带来的剧烈影响,才刚刚开始。
《史记》记错了楚国世系
当黄帝世系都开始众说纷纭,人们便会发现出了大问题。丧乱的不止是王室“玉牒”,整个贵族世家传承体系都面临崩坏。最糟糕的莫过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三代世表》)。
观书亦可证,史迁的纪年只从周召共和始,而世家诸侯不涉先周。殷商之后,仅及微子。夏后陈杞“或失或续”,四个字便从舜禹直下商周。仅剩一个楚世家,也是“弗能纪其世”。
求诸纸上不得,学者们自然把目光盯上了地下出的竹简。
根据《史记》、《世本》记载,楚国自鬻(yù)熊以下族姓一贯、年世可考,争议不多。
鬻熊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比文王稍早。际遇文王时,年纪已经很大,传为文王师(不清楚指老师还是官职),还留有《鬻子》一卷,相当于轴心时代之前的诸子,比希腊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还要早差不多五百年。(书的可靠性且不论)
自鬻熊往上,分两个阶段。李零分别命名为“古帝”阶段和“感生祖先”阶段,而自鬻熊往下算是“立国之君”阶段。
楚族的“古帝”指颛顼,经偁、老童、吴回(祝融)、陆终到季连,季连是陆终第六子。从目前可见的简书,除了偁,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都曾被记载,大致能算坐实。(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
季连以下,《史记》只记了两代即附沮和穴熊,然后就跳到了鬻熊。
这里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是上古世系反而如近古一般清晰,浑沌的却是中古之世,诚为怪事一桩。
二是按《史记》系统,颛顼至季连共六代,而对应的帝系是从颛顼到帝喾,只有两代。季连的时代虽未定,但考虑到帝尧在位七十年,其下限也不可能落在尧时代外,从颛顼到季连,满打满算也不过近两百年。但从季连往后只有两代即失载,再载已是一千年后的商末,跨度过巨。
三是季连为芈(mǐ)姓之始,是楚族完全意义上的始祖。
四是从穴熊开始,楚王室命名规则开始固化,往后的楚王室成员要么称“熊某”要么称“某熊”,不出此二例。
楚族世系最重要的特征定型于三代间,又遥隔足有一千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件反常的异事。
更可怪的是,季连作为“皇祖”(楚灵王称昆吾为“皇祖伯父”,可知称季连为“皇祖”),却不在历代楚君可祀之列,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包山楚简记载说,“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相应的传世材料是《左传》提到夔子(熊挚)“不祀祝融与鬻熊”,被楚国责让,可见老童、祝融与鬻熊是楚王室确要祭祀的先王。
后来学者们发现,这类记载有数十条之多,且分散见于葛陵简、望山简和包山简。材料充分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三个人的在祭祀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不祧之祖”,而且有专门的叫法——“三楚先”。
楚巫祭祀
赵平安先生就曾大发疑问,“季连既为楚之先,地位又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在“三楚先”当中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组矛盾愈发突显,一方面是“季连是芈姓楚人的始祖,从来就没有异议。”另一方面是“无论是春秋时的二楚先还是战国时的三楚先,都不包括季连这个人物。”(赵平安《“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连》)
经过对出土材料的排列,学者发现“三楚先”的组成有两个版本,部分竹简记载中没有鬻熊,而有穴熊。照常识判断,这种现象是比较奇特的,如果所祀先王可以随意更换,那“三楚先”的固定用法就没有了意义。此外,这也不符合“不祧”的原理。
更重要的是,假如这个组合真的可以变动,那季连为什么连一次都没能挤进去呢?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因为其中可能存有《尚书》佚篇,故而备受海内瞩目。这批竹简里面有一篇《楚居》,讲的正是楚国世系,开篇就从季连说起。
文意大致说,季连娶了商王盘庚后人妣隹为妻,生子【糹呈】伯、远仲,“先处于京宗”。穴熊“迁徒于京宗”,娶了妣【医戈】,生子侸叔、丽季。妣【医戈】在生产丽季时,丽季从胁出,导致妣【医戈】死亡。巫医“赅其胁以楚,氐今曰楚人。”
这里值得注意有三,一是季连与穴熊的儿子分别叫【糹呈】伯、远仲、侸叔、丽季,序齿与传统伯仲叔季完全一致,导致赵平安推测季连与穴熊其实乃是兄弟;
二是妣【医戈】胁出难产而亡,巫医用荆条(楚)将其遗体捆缠,成为“楚人”一词的始源;
三是丽季就是熊丽,《史记》载他是鬻熊的儿子,而《楚居》载他是穴熊之子。结合“三楚先”的分析,学界普遍倾向于认为史迁的记载有误,穴熊实是鬻熊。
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真是毫不为过。
首先,《史记》所谓的“弗能纪其世”变成一句虚文,穴熊与鬻熊之间根本无世可纪。其次,附沮不见史传,而增妣【医戈】。姓芈、氏熊、号楚,楚族这三大特征由三代奠定变为二代奠定,始祖特征愈发集中;最后,这彻底改写了楚人的历史年代坐标。
李学勤曾这样计算过,“讲穴熊、鬻熊一人,难点在于依《帝系》等所说,季连的时代要早得很多,不能迟于虞夏之际。但在《楚居》,具有神性的季连以妣隹为妇,而妣隹乃商王盘庚的孙女,与祖庚、祖甲同世,他们的儿子鯉伯、远仲与廪辛、康丁同世,那么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辈,可以活到文王、帝乙之时,他事于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说为文王师,从时代来说,是正合适的。”(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
也就是说,《楚居》里的季连,生活年代远在《史记》记载的季连之后。
三皇五帝生活在商朝?
可这仍然没解决季连不从祀的问题,是楚人族群内另有隐情,还是我们遗漏了什么关键信息。
赵平安根据《楚居》的记载,推测季连与穴熊乃是兄弟。而商代又是非常流行兄终弟及这一继承方式的,因此,季连将王位传给了其弟穴熊,并不奇怪。
穴熊(鬻熊)辅佐文王翦商伐纣,建立了西周,宗法制度随之逆向,由兄终弟及转为父死子继。故穴熊死后,王位传子熊丽。如此一来,季连反成别宗,“与后代楚人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祀典重视的是血亲关系,这应是在季连和鬻熊兄弟俩中鬻熊入选季连出局的根本的原因。”(赵平安《“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连》)
这一操作,最易理解。不信可见两千五百年后的大明嘉靖皇帝是如何费尽心机,将其父“睿宗”放入太庙,而把明仁宗祧出的。此外,穴熊不但确立了熊氏,其夫人还用命换来了“楚”的国号,无论从历史地位还是血缘关系,其入“三楚先”都无可争辩。
挑起“大礼议”的嘉靖帝
平心而论,赵先生的推测是极具阐释力的,尽管并无直接证据,但此一假说完美地解决了记载间的种种矛盾,足堪定谳之评。
但历史的不可捉摸与美妙正在于此,2015年,一批战国竹简入藏安徽大学,它带来了一个最不可能的记载,推翻了这个最合理的假说。——季连不是别人,正是穴熊。此人一人化身三人,为穴熊、为鬻熊、为太子长琴。将《帝系》、《世本》瞒得死死,也骗过了大学者司马迁。
报道说,安大简碳14测得年代在前400年至前350年,属于战国时期楚简,记载楚史超过440简,跨度从颛顼至楚惠王。“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我们期待它能早日面世。
至此,季连何以不从祀,不入“三楚先”的疑惑就此冰释,原来他早就侧身其间,只是我等目力短浅,未识真身。此时折头回去检视,颇能见些端倪。
一是《楚居》文句贯通,“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毓长羊,先处于京宗。穴酓遟徙于京宗,爰得妣【医戈】”(《楚居》),就是次序讲述一人故事,先处于京宗,所以续讲徙于京宗后之事。穴酓(简用“酓”写“熊”)只是换个写法重出名字,如果说有问题,就是少写了个“既”字。
二是老童、祝融和季连(即穴熊、鬻熊)必是对于楚族有着重大贡献之伟大人物,故而被选出祭祀,而这种祭祀规制的传统,与季连之前楚族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殷商王室就有这样的传统,有个旁证可参。殷高宗武丁时,王后妇好去逝。由于武丁与妇好感情甚笃,武丁于是烧龟卜辞,希望自己伟大的祖先能迎娶他新丧的妻子,代替自己照顾好妇好的亡魂。
巾帼名将妇好
这段卜辞记载在《合集》2636正,相似内容又见于《库》1020。
武丁急切地问日者,“贞妇好ㄓ(侑)取上”“贞妇好ㄓ取不”,他也得到了满意的回答“贞为唐取妇好。贞惟大甲。惟且乙。”“贞惟唐取妇好。贞惟大甲取妇。贞惟且乙取妇。” 迎娶妇好的三位先祖分别是开国君主天乙(汤、唐)、一代雄主大甲(太甲,商太宗)和中兴之主祖乙(且乙)。
所以,楚族此一阶段的“制度构造”当取自殷商甚多,其史观又会受多大的改造,实不可逆料。
走笔至此,已繁冗太过。但前述盘庚之谜,也就此浮出。按李零分法,通观三代,夏、商、周三族从禹、契、弃以下,世系本不绝,反而是《史记》系统把所有世家都牵上五帝渊源,显得过于刻意,是史迁公羊家法使然。
季连问题的澄清,让倒算成为可能。由于季连上溯世系传承清晰,如果季连是商末时人,那么上数六代即为颛顼帝。
按时间估算,则颛顼帝生活的年代绝不出于盘庚之世百年间。史载,颛顼绝地天通,商亡后,周代迅速易鬼为礼,想来当有近世资源可用。
那么,五帝即便不如顾颉刚所言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战国时期的产物。也大概只是商中期的历史人物,可能经战国方士之手倒置于三代之前,抑或是与夏商周并行的第四族群系统,亦未可知。
而这一切,又都尽数断没自盘庚迁殷。正是由于商朝国家档案的中绝,夏与五帝究竟何等模样、如今华夏大地上那些先商遗址何以解读、我华夏何以成为中国,都尽成千古疑团,而真相不知何日何月才能再现了。
各位看官,这回书说的是:
迁殷断华夏,掘简存中国
至于后事又将如何,且待分解。
悼红狐作于201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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