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9年元朝看这里!历史上的雄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这是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地区。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今年，恰逢雄安新区设立3周年之际，梳理历史上的雄安，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雄安，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雄安的建设和发展。

悠久的历史传承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雄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息繁衍，距今最早的文化层约有7000多年的历史。

先秦时期，雄安地区处于中原王朝的北疆，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西周初立，燕国经营北方，燕国遂成为周王朝的北方屏障。在战国燕昭王时期，燕国为了防御西南的中山国、南部的赵国和东部的齐国侵犯，于公元前约334至公元前311年，沿易水北岸修筑了燕南长城。燕南长城西起易县太行山下，向东蜿蜒经徐水、容城、安新、雄县、文安等县，直至大城，总长近260公里。这条长城不仅是燕国的南境线，同时也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

秦统一六国后，置郡县，雄安地区属广阳郡易县。西汉时置幽州刺史部，雄安地区归其管辖。东汉时，该地区又归冀州刺史部管辖。自此一直到北朝，该地处于幽州与冀州之间，或冀州或幽州或由两者分而治之。

白沟河

唐代，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河北道是北方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代宗瓜分河北之地，授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为地方节度使，成立成德、魏博、卢龙三个藩镇，时称“河朔三镇”，雄安地区为卢龙镇所属。五代时期，雄安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势力不断强大，屡次兴兵南下。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乱，为请求契丹援助，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雄安地区属于被割范围。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梁（今开封），建“大辽”，雄安地区遂成为辽国统治区域。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亲征伐辽，连收三关三州，将雄安部分地区收回，并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名即源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以白沟河为界，自此，雄县、容城被一分为二，今雄县南为宋之归信，北为辽之归义；宋、辽两容城南北并立，共一百数十年，至金始合二为一。

元朝建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1227年春，张柔到保州，将保州改名“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从此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雄安地区作为保定下辖州县，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部分。

明清时期，沿用元制。明洪武七年（1374年），由于其军事地位的下降，雄州被降为雄县。同年，将容城并入雄县。十三年（1380），析置容城县，复设安州及新安县，属保定府。清顺治元年（1644年），继续沿用明制。

民国时期，雄安三县一直属保定管辖。期间，虽然随着形势需要，三县区划多有调整，但隶属保定的大体格局没有再改变。

多元的文化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比较鲜明有燕赵文化、边关文化和畿辅文化。

先秦时期，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处中原地带，雄安地区则处在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的北疆，其文化历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既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也有着北方文化的特性。但总体而言，据考古发现，其文化属中原文化的范畴。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雄县西北）。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当时的燕南古长城既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因此，雄安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燕赵文化的特质。

端村行宫

汉唐时期，雄安地区的文化则呈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在容城、雄县、安新等地，发现了很多汉代墓群，这些墓葬的主人多是西汉涿郡或东汉河间国的贵族，根据对其随葬品的考证，发现这里的文化具有幽冀两州边际地区的汉文化特色。唐时，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河北设“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势力强大，有很强的独立离心倾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由此可知，唐中后期，雄安地区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

宋辽金时期是雄安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比较鲜明的时期。宋辽时期，雄安区域处于宋、辽南北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长期的对峙、交锋使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澶渊之盟后，北宋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的榷场更是大大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女真族建立的金灭了辽和北宋后，迁都燕京，实行“南迁北徙”政策，女真人迁徙到燕山和华北一带居住，与当地汉人不断融合。雄安地区再次经历了和女真族文化上的融合。

元明清时期是雄安地区以畿辅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燕赵地域成为畿辅之地。燕赵文化受京都文化辐射，产生了畿辅文化。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康熙、乾隆也曾多次到行宫驻跸。

雄安地区在漫长的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处于南北多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接地带，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

曾经的军事要地

雄安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五代、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统治。到了后唐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为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中原王朝因此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变得无险可守。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策马南下，穿越华北平原，直抵都城开封。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于959年开始北伐，先后收复了三州三关（瀛州、莫州、宁州，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分别屯驻重兵。于是，三关地区就成了双方对峙的前线，军事地位凸显。

北宋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分而对峙，雄安地区又成为宋、辽两国的边界地带。为了防御辽国入侵，宋朝在此地修筑了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即“水上长城”和“地下长城”。“水上长城”即在白洋淀上筑堤围河，修筑工事，一方面可以练兵，一方面可以抵御辽国骑兵南下。“地下长城”则是指宋辽边关古地道，据说是由杨延昭牵头策划修建的。据明嘉靖《霸州志》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古地道连接雄州与霸州，长约35公里。这些地道既可用于驻军防御，也可用来传递联络，而且还可以利用声学原理探知敌情。

宋辽边关古地道

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南征，长驱直入，连续击败宋军，攻陷瓦桥关、定州，直逼北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剑指都城东京（开封）。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在交战中，双方互有优劣，最后决定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两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但是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依然存在。在金末元初蒙古兵南犯河北时，发现“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可见当时雄安的塘泺体系（即白洋淀水上长城）还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北伐中原，元帝弃大都北逃。明军占领了长城沿线，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再必要。洪武七年（1374），降雄州为雄县，标志其战略地位的终结。

昔日的边贸特区

宋辽的榷场贸易源自澶渊结盟。

澶渊之盟前，太平兴国二年至四年（977年-979年），北宋曾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设有榷场，但不到三年时间就因宋太宗北上攻辽而废置。后虽偶有重启，但不久即又废。直到1004年澶渊之盟后，榷场才稳定下来。

澶渊之盟后，宋、辽在边界设立榷场进行物资边贸，分别在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西25里）等地开设四处榷场，称“河北四榷场”，就此开启了宋、辽间国家级别的边贸互市。

榷场贸易

在这四大榷场中，雄州榷场是设置最早、时间最长的榷场。雄州不仅是宋辽之间互通有无的边贸市场，也是宋辽之间正面战争和幕后谍战的重要地点。在宋辽对峙的过程中，雄州榷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雄州榷场设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但从979年北宋伐辽开始，宋辽之间便战事不休，其中高粱河之战、满城之战、瓦桥关之战、岐官沟之战等均围绕雄州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因此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澶渊之盟后，榷场恢复正常，直至1120年，宋辽关系恶化，加之其他因素，雄州榷场贸易才停止。

在宋、辽一百多年的榷场边贸中，宋朝输送到辽国的商品主要以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海外香料为主。辽国输送到宋朝的商品主要以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矿物井盐类为主。尽管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有严格规定，例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交易，但榷场贸易仍是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双边榷场的建立，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增进了汉族与女真族、契丹族等民族的文化往来，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对抗局面。

随着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辽国受宋朝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依赖于宋朝，文化上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甚至在制度设计上也受到宋朝影响。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辽国再没有南下侵扰宋朝。

自古多出英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出现了许多名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容城的“容城三贤”，安新的“陈氏三进士”，雄县的孙连仲等。

“容城三贤”是指元初理学家刘因、明朝忠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

刘因

刘因（1249-1293），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被称为“元初普及儒学之先驱”。刘氏世代习儒，其父刘述深通儒学，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因少有大志, 一直坚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他取室名为“静修”，“静以修身”是为了“出以济世”。他效仿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时准备出山干一番大事业。因其负有盛名，元朝皇帝曾两次征聘他，他都因故辞去。刘因致力于研讨学术，发展儒学，传业授徒。其再传弟子苏天爵、杨俊民等人继承师教，在弘扬儒学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刘因死后，弟子们将其诗文编辑成《静修先生文集》，流传于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

杨继盛（1516-1555），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性刚烈，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因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轰动朝野。在狱中备受拷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有《杨忠愍公集》传世。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杨继盛所提。

孙奇逢

孙奇逢 (1585-1675)，清初著名理学家。因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故又称“夏峰先生”；因其自明至清十一次征召拒不出仕，又号“征君”。孙奇逢一生负经世之志，有豪杰之气，讲学大河南北，弟子数百，著述等身，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被后人称为“北学”，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经疏要旨》《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安新陈氏三兄弟则以科考中第而名噪一时。他们分别是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都考中进士，其中一个还是状元，轰动一时。他们三人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德才兼备，有济世为民的胸襟抱负。三人又同为诗人，分别有诗集、文集和书画作品传于后世。《清史稿》中就有陈德荣、陈德华两兄弟的传。

陈德荣（1688-1747），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累至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贵州任内修建坝堰，引山泉，治水田，教当地苗民养蚕缫丝纺织，深受苗民拥戴；发展当地教育，赈济孤寡，深孚众望。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命直隶总督查明其为官事迹，纂入《循吏传》。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入祀乡贤祠。道光九年（1829年），贵州地方官吏应百姓之请，奏准入祀贵州名宦祠。著有《知稼轩文稿》《葵园诗集》《蚕桑要录》等。

陈德华（1696-1779），雍正二年（1724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充任副总裁官，纂修《一统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为上书房师傅，教习诸皇子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升任户部尚书，在其提议下，允许近山海关300里内居民可以出关种地，由地方官发给印票。后又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其著作有《月溪文稿》《葵锦堂诗集》等。

陈德正（1701-1774），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等职。职内秉公执法，平反了一些冤狱，后因一起案件未及时上报被革职。陈德正回乡后，在问津书院教授生徒，从学者众。著有《醇叔文稿》《葛城诗稿》《念堂诗话》等。

红色文化闪耀

在抗日战争时期，雄安人民不畏生死，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留下了许多英勇事迹。其中广为人们熟知的有雁翎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平津。11月，河北全境为日军占领。1938年底，特别是1941年、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达到控制、奴化当地人民的目的。

1939年秋，日军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引起淀上猎户不满。中共组织利用此机会，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很快有20多人报名参军，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班。这些战士都是打猎出身，熟悉猎枪性能，为防止枪膛中火药受潮，经常在信口插上雁翎，在围雁打猎时，行驶的小船多呈“人”字形，如雁群飞舞，1940年夏，这支队伍从三小队独立出来后，时任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其命名为“雁翎队”。

雁翎队

此后，白洋淀上便有了两支水上游击队——三小队和雁翎队。三小队主要在郭里口、赵北口一带开展抗日斗争，雁翎队则活动在大田庄一带。两队总人数约40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当地人民统称他们为“雁翎队”。1941年10月，我军实行“精兵简政”，雁翎队和三小队被合编成一支只有15人的小部队，其余则过渡到县大队和主力部队。至此，雁翎队建制取消，改名“三小队”。但整编后的三小队成员大部分还是原来的雁翎队员，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雁翎队”。

1942年底，雁翎队发展到一百多人。雁翎队成立后，以小船为阵地，以大抬杆为武器，以白洋淀为战场，凭借沟壕河汊芦苇荡，驰骋水域，和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还独立作战，端炮楼、除汉奸、拿据点……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被冀中军区评为“抗日先进集体”。

地道战和地雷战是雄安人民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敌斗争的形式。

华北平原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敌人来了，无处躲藏，于是人民发明了地道战，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到1945年，地道战不断完善，不仅能攻能守，而且能够防毒、防水和防火。

地雷战是民兵在战斗实践中发明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开始时制作较为简单，只是用瓶子、罐子装上黑色炸药，威力不大。后来质量和技术不断提高，威力也越来越大。起初，地雷只埋在公路上，敌人吃亏之后，就派工兵排雷，于是民兵逐渐改善了埋雷的方法，摆下迷魂阵，埋好地雷后，上面撒些干土，或轻轻弄上鞋印，仿佛是人走过，或故意挖掘一些新土，插上“小心地雷”的旗子，造成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在行动上遇到很大麻烦。不仅如此，民兵还将地雷埋在据点周围，封锁敌人。地雷战在破坏敌人铁路、攻克敌人据点上发挥了无穷的威力。在战斗实践中，人民群众将地雷战和地道战巧妙结合，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发挥了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冀中平原斗争特点的战术。

雄安人民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单打一、奔袭、伏击、掏窝等灵活机动的战斗形式，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来源|《团结报》 作者|刘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