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明朝史书】专题豆瓣9.0高分历史神书，大明王朝普通又特殊的一年《万历十五年》

前言

《万历十五年》当年在电视上看到《大明王朝1566》，失魂落魄地上网搜索相关信息，可以看到很多人推荐这本书。(威廉莎士比亚，美国作家)。

那时年少，虽起过翻阅细读的念头，终是顽事较多，未曾真的一览。

再见此书，却是在前两年《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之手。高育良于《万历十五年》，祁同伟于《胜天半子》，前者虽不如后者般把《胜天半子》奉为圭臬，但看剧情也知高育良书记因《万历十五年》而结识高小风，从而人生走向另一条道路。于是，我又动了看书的念头，至今年今时方得以行动。

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万历十五年》的附录里略微叙述了一些，由于篇幅有限，故只是大概阐释其涵义。

黄老所言，由于自身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此处之大，不仅仅是大而全之体量大，更着眼于时间长河上的波澜起伏。把一年或几十几百年的时光缩于一瞬，置于中华五千年的时间长河上，看河中或曲折回旋、或暗流涌动、或平波蜿蜒，观历史长河潮汐潮涨，关注其上的关键节点，摸到隐藏在王侯将相剪影下历史的真正脉络，就是我所理解的大历史观了。

如此观察角度，便颇有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感觉，反而能更客观地去看待一些历史问题。我们将发现个人的矛盾与努力在此历史背景中如沧海一粟，一个浪头打过来便随波而去。

恰如本书中提到的六人-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不管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如何有益或者无益，对于当时的明朝社会，终没起到太大的作用。我们更多地要去看时代的背景、集体的行动和智慧。

当然，《万历十五年》关于上述六人的描写都很精彩，尤其是以前较少听闻的首辅申时行，调理阴阳、平衡官场，说起“缝补”工作，可比严嵩做的好，是我心目中古代儒家弟子的文臣经典形象。而张居正，在我的感官中却近于霍光，是权臣而非文臣。

黄公写书，擅长以小见大，写经典历史人物而纵观社会背景，再引申至历史角度，回头看人物和王朝的兴衰。

比如首辅申时行，他身为张居正后后一任继承者，充满了偶然，又似乎是必然。前任张四维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回家守孝，接着一病不起，排名在他前列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资格最浅的他才得以上台。

有个名人曾经说过：“政治，就是比谁活得久”，申时行做到了。

时人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对比一年前起居八座，纵横睥睨的张居正，他似乎显得太过温和谦让而又毫无作为，充当着朝堂的和事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政治风波中进退维谷，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似乎庸碌平凡的首辅（相对于张居正），也有着自己异常的坚持。

那就是他身为儒家弟子所信奉的治世圭臬-仁，即是“道德”。几十年如一日的经筵-明朝皇帝的功课，届时文武百官，翰林学士都要按照严格的礼仪到场，规矩繁琐，且时长枯燥。

他一直在坚持举行这令人厌恶的经筵，因为这符合礼仪规程，是显示皇帝神圣权威的方式。他也许不能像张居正一样大刀破斧地去改革大明这个封建王朝，但他可以靠礼仪和道德去维护王朝不至于崩溃。

要真正了解黄的大历史观，需要去看他的另一本书-《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此书以商周为开端，明清为结尾，融中华上下五千年为一卷，可谓深刻地体现了黄的大历史观。

道德和法律

在本书中，黄公多次提到明朝是由两万名文官和背后的士绅地主所掌握，而维系官僚集团内部以及与两万万农民的规则不是法律而是道德。

这里我开始是有点不认同的。刚好近来我读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里面六个事件明朝法律的运用无处不在。且此六个事件是马伯庸从故纸档案里翻出，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讲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真实政治生活。跟《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王侯将相，一大一小，相映成趣，用来对比着看，别有一番滋味。

对比着《万历十五年》看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后，我觉得黄公书中法律一说并非法条法规等实物，而是一种法律精神。诚然，明朝法律是不完善，但相较于当时的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来说，都算的上一部较齐备的法律，尤其是其中关于民法和经济方面法律的范围延伸。

说起来，中国的法制史一直以来都算的上先进，无论是在1975年底发现的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关于秦律的内容，还是之后的唐律，大明律，除了在商业上的立法一直欠缺，法律制度体系都建立的比较完善。

然而在中国，一直以来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有汉一朝，为了社会道德而枉顾法律被举为孝廉的名人还不少，譬如前些年的高利贷辱母杀人案，就有人以汉朝董黯为例，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法律虽有，然用之于人，天子可随意决断赦免，官员可欺上瞒下糊弄，法律便形同虚设。

所以，封建社会的法律，在于人治，而人治，在于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法律既然不能约束官僚集团，而是因人道德问题和人君的喜好去惩处，它便失去了权威性。

故黄公说在明朝，道德高于法律和技术，因为法律不能适用掌管大明帝国的那群人，反倒是道德可以。而当时儒家所宣传的道德，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反倒禁锢住思想的萌发和社会的发展。

最后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然而我观史书，更喜欢看王侯将相建功立业，谋士重臣计策百出。某位伟人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那看人斗，其乐更无穷。看热闹，大概真是人类的天性。看完《万历十五年》，却并未满足我的天性，只能再去回味《大明》了。以《大明》佐《万历十五年》下饭，胃口大开，当可大快朵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