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商朝人使用的文字是什么看这里!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三）

(c)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字符号晚于南方

新石器末期，早期文字不发达的部分地区到了青铜器开始出现类似文字的符号，其中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刻在道士和以内部的符号。

对于这些符号，学者们也经常试图用甲骨文来加以解读。

然而，截至现今为止，考古工作者们所发现的陶寺符号，只有陶壶上朱书的两个字而已（图一三三：5）。由于这两个符号其中之一，形似甲骨文的“文”字，因此学者们都将之读为“文”，至于第二个字，则有四种看法。其一，推论这两字意指夏禹的“文命”，因此便将第二个符号释为“命”字。其二，是认为两字宜读为“易文”，“因为‘易’的涵义是天气晴霁，阳光照临四方，其上从旦，与‘明’同训。”“扁壶上不仅有朱书‘易文’二字，残器除口沿部分外，沿残边涂朱一周，颇似卜辞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而且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郑康成注：‘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其三，则认为应读为“文尧”，意指有文德的帝尧。其四，读为“文邑”，意指夏邑。这些推论皆创意十足，但同时也存在着疑问。陶寺时期的语言、社会背景、概念皆不可能与商周文明相同，如“文德”概念，则更是符合春秋以后的思想，若吾人强以之解释青铜早期的符号，似乎甚有不妥。

至于“文邑”这个推论，因为符号字形与甲骨文相同，而甲骨文中亦恰好有名为“文邑”的城，因此冯时先生将之释为“文邑”的假设，在某方面来说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然而，“文”不仅见于陶寺文化的早期文字符号中，更见于比陶寺早约千年的湖北杨家湾遗址中（图一三三：4）。

因此我们不免生疑：杨家湾、陶寺、殷商以及吴城（图一三九）文字中的“文”形符号，是否确实为同一字？如果在这三个文化中，该字的意思都相同，那么其来源就只能是三者中时代最早的杨家湾了，而如果字义相异的话，那么这三地的文字就互不相干，但无论如何，这个“文”形符号，绝不可能是专指时代较晚的陶寺古城之名。陶寺朱书只发现两个残缺符号，可供比对的资料太少，无法将其当作可靠的依据，况且，若将这两个符号与间隔千年后的甲骨文字作绝对的联结，其时空跨距过大，因此推论的证据并不充分。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二十余个符号，学者们经常将这些符号与甲骨文作对照，寻找其间的关连。例如曹定云先生将二里头的十三种陶文符号，视为甲骨文字的雏型，并将之解读为“矢”、“井”、“皿”、“盟”、“丰”、“行”、“道”、“来”等字（图一四三）。虽然从字型来看，曹定云先生的假设有值得参考之处，但二里头陶文符号并未构成文句，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辨明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之间的关系。

图一四三、曹定云先生的二里头陶文与甲骨文对照（笔者补充）。

不过，透过观察这些符号，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些符号可能与甲骨文有关外，二里头部分与杨家湾的符号之间，亦有相似之处，如

（前两者是杨家湾、后者是二里头）；

（前者是杨家湾、后者是二里头）；

、

（两地完全相同）等。因此我们不禁疑惑：在这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地点，他们的字形是否都代表同一个字？而在这三地的古代语言使用中，相对应的文字字义又应是如何？这些问题，目前我们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因当时大溪、屈家岭文化对整个江河平原的影响蔚为主流，并在二里头时期到达了文化一统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地理关系也很明确，使得这两地的符号具有相关性一事，可信度相当高。即便后来殷商政权控制了中原，也不能排除殷商族群将本地的字形借用在自己国家的文字系统内之可能性。

（四）东北文明的因素

据上文所述，东北地区也参与殷商文字的形成，但东北地区文化的贡献应该是采用族徽的习俗（图七四：2、3），而族徽传统与文字系统，是意义、概念、用途不同的现象。族徽是宗族符号，并非语言的记录方式。因此殷商文字系统的来源不在东北。

（五）河北台西文字符号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在稍早于殷墟年代并距离殷墟相当近的河北台西，亦发现若干陶文符号，学界经常讨论这些符号，希望从中找到甲骨文的来源。但实际上，台西符号的独特性不高，也不比其它地区更先进。在台西符号中，具有石家河的眼型符号、与江北相同的数字符号，及各种兵器的图案（包括与二里头相同的矢形符号）、各种数字型符号，都是在江北地区早已出现的符号，况且，台西所发现都是单一符号，没有发现复合性的字体或文句。因此，虽然我们或许可以将台西符号视为甲骨文形成的来源之一，但其发展程度却不足以让我们将它当作唯一起源。河北地区从新石器晚期以来，便有与江北平原族群来往的痕迹，台西符号与江北陶文符号的相似性高，年代又比江北陶文晚得多，出现符号的数量和形状也比江北少，因此我们实在难以将河北的先商族群，视为古文字的唯一创造者。更有可能的是，河北族群在殷商之前，便从南方地区吸收了一些刻字的传统（包括数字和一些象形符号，图一四四），直至殷商，此传统才获得更加系统的处理及发展，即是将这些从南方借来的字型和系统规律，用以配合纪录北方的语言。

图一四四、台西遗址陶文符号。

（六）长江中游文字传承的疑问

当我们观察殷商早期的先文字时，已有许多迹象显示，长江中游极可能就是文字的发祥地，但此观察及推论，却又缺乏确切的证据。毕竟我们目前只能看到大溪、屈家岭的文字，并没有发现石家河及盘龙城的文字。在湖北大溪、屈家岭文化地层之上，迄今都尚未能发现先楚的成熟文字。虽然屈家岭晚期、石家河的部分大型陶器上面带有符号（图一四五：2－4），但这似乎还不能被称之为文字，而更近似于独立的神秘符号。大汶口、龙山文化也曾发现类似带有神秘符号的大型陶器，如皖北蒙城县尉迟寺等遗址的相关发现（图一四五：1）

图一四五：1、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带符号陶缸；2、邓家湾带符号陶缸；3、邓家湾石家河符号；4、肖家屋脊偶像陶罐。

从青铜铭文的线索来看，在殷商以前的青铜器中，只有少数几件刻有符号，其中一些可能源自于盘龙城文化，但其年代与出处尚存有许多问题。石蝶先生搜集了19件带字的早期青铜器，但其中大部分的断代还是在殷墟一期，也就是殷商国家奠定之后的时代。另有前文已讨论的几件属于东北文化的青铜器，其铭文符号具有作族徽的作用。

是故，在此一议题的讨论中，笔者只采用殷商之前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铜壶，器内有近似“乂”字的符号，此壶的形状较类似于盘龙城的造型，可是冀北刘家河等东北地区夏家店下层遗址中，也出现过同类的器形，此器物的来源和符号意义，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其二是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铜鬲，内壁有“

”字。这种形状的铜鬲来源不明，所以也无法讨论其属性。类似的符号还可见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铜斝上，其形状也近似盘龙城五至七期的铜斝。石蝶先生将之视为殷商之前，而《新汇编》视为殷商时期，又不知出土来源，所以这些青铜器史料所蕴含的文明属性、刻字的意义，至今依然尚未明朗化。

殷商之前，只有几件带有符号的青铜器，才可以较确定地被视为是南方文化的遗物。其中如陕西岐山县和河南中牟县出土的铜戈上，各带有“

”眼形符号；湖北随州湘河出土的铜戈上，则有着双条神纹符号，也近似于杨家湾的字体（图一四六）；湖南出土的铜戈有鸟形符号。这些在兵器上的符号应有护身符作用，源自长江流域的精神文化。但这些单独的符号，依然不足以作为文字存在的依据。

图一四六：1、湖北随州湘河出土殷商之前铜戈上的符号；2、陕西岐山县出土殷商之前铜戈上的符号；3、殷商之前铜鼎上眉形符号（出处不明）。

直至目前，学界亦未发现属于石家河和盘龙城的文字。这种情况令人费解：在更早期，大溪文化便已有了文字，而从大溪以降，长江中游族群的国家化、社会化一直不断蓬勃发展，但他们的文字却好似凭空消失一般，没有一点蛛丝马迹留存下来，吾人该如何理解此种矛盾呢？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当一地的文化、国家在一贯的发展中，并无中断的情事，而本已在国家萌芽时代就出现的文字，怎么可能会在到达了国家成熟的巅峰时期，却突然消失掉了？这真的是有可能存在的情形吗？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前文已讨论“且”（祖）字和祖字形的礼器线索。在此，笔者尚考虑一个线索：殷商甲骨文从一期发掘以来，就有“

”这个字存在，此字的字形是形容将竹简或木简编为一册的象形字，这使我们进而思考一件事：在武丁时期及更早之前，殷人主要活动于并非竹子主要生长区域的河北地区，竹子对他们而言并非大量且容易取得的材料，这么一来，岂有可能在殷墟建都时，殷人就“发明”了以竹编典册的传统？显然各地都有木材，却还是很难相信春秋战国时期简牍文化并不发达的河北地区在殷商时期是简册的发明区。但若不是已有以简编册的行为，这个“

”的象形字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甲骨文上？除非，这个以简编册的传统，不是殷商王族本身所创造，而是属于其它族群的文化？

“

”这个字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它就宛如一把钥匙，让吾人得以打开历史的奥秘之门，了解在殷商之前的南方文明中，用以写字的基础材料究竟为何。自西周末期以来，先秦竹简就仅发现于楚地，其它地区虽有发掘出被保存下来的木竹器，但在汉代之前，却几乎从未见过竹简的出土。同时，我们所发现的早期简册，均有祭礼与丧礼的纪录，这与甲骨文“册”字字义指涉祭册的意思一致。这一发现不禁使我们质疑：难道文化古老深远的楚地，有可能会晚至春秋时期才开始作册？而且还是受北方殷商中央影响，才有制作竹简祭册的传统？这显然是不可能之事。

换言之，笔者推论：杨家湾文字显示了先楚文明文字的诞生，但到了屈家岭以后的文明。却放弃了先在陶器上刻字记录、再摔碎陶器的祭法，因此文字不再出现于陶器底部上，但这并不代表文字因此便无用武之地了，相反地，文字乃是跟随着国家、社会的蓬勃兴起而继续发展，直至成熟。只可惜，先楚人习惯使用较难保存的竹简书写，难以留下蛛丝马迹可供考古研究。此外，学界现今已知，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纺织业早已十分发达，吾人或可考虑先楚族群使用布帛写字的可能性。然而，目前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先楚族群并未采用骨、石、铜这些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因此在保存上十分不利，才造成目前我们研究先楚地区文字发展脉络的困难。当然，以上讨论只是假设而已，然而，若非如此，则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发达、在早期阶段早已拥有文字的古国，会在后期的发展和兴盛中，却放弃了他们自身的文字，不再使用。

先楚文字的使用率应该不会很广，仅由少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掌握文字记录的能力，同时，他们也掌握了信仰、宗教和精神文化的礼仪。不过，循着贸易及国家的发展，长江中游的文字应逐步获得更加现实的作用，即作交易、市场、税务等各方面的纪录。这类记录并不需要有坚固的载体，竹木甚至布料都足以符合其纪录需求。所以，先楚的竹简册书之内容，可能不仅是以祭册为主，应该另有很多与社会生活有关的档案。

我们或许可以在甲骨文上，发现这类近似于几家宗族向庙宇贡献财务，以及缴纳税款的记录。例如某些卜甲的反面，有着与卜辞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的纪录，内容记载着某族参与祭礼而提供贡纳的成分，如“雀入皕五十”或其它数量；“虎入百？”；“豕入十”或其它数量；“

入一”或“

入十”；“贮入一”或其它数量：“鼓入一”或其它数量；“般入十”或“般入四”；“唐入十”或“唐入二”；“壴入十”；“子商入一”或“子商入十”；“并入十”；“毕入十”；“

入十”；“

入十”；“奠入二”或其它数量；“牧入十”；“逆入十”；“竹入十”；“

入百”；“凤入十”或“凤入百”等等。这类的纪录应可见于当时的神庙中的祭礼场合、贵族贡纳给神庙的财务，或是某些具有市井交易功能之处。

如今，我们已见不到早期楚文，因此无法实际研究楚文与殷商文之间的发展脉络与关系，虽然笔者推论其两者间具有关联性，但吾人却不能忘记一个重点：中央都城在安阳的殷商人，他们所发展的自然语言，与先楚人绝对不同。根据赵尺子先生的研究，殷商语言乃是源于阿尔泰语系的元音而来。而吴安其先生依扬雄《方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语，带有一些苗瑶语言的特征痕迹，这显示了楚人与苗瑶民族之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同时，吴安其先生也认为，楚文化乃是源自本土的屈家岭文化，所以楚的语言即是屈家岭、石家河族群后裔的语言。不过，吴安其先生的研究对象是以南楚为主，也就是江湘地区为主。而北楚的语言与南楚可能有所不同，但重要的是：先楚与殷商，是两个语言不同的族群。当殷商发展出甲骨金文字时，虽有可能是借用了长江地区的文字系统，却进一步配合殷商贵族的语言逻辑，因此，殷商文与先楚、吴、蜀文已有所不同，与先商的长江文的相比，殷商文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历史的演变中，殷商凭借着国家社会的强势发展，使得殷商的文字广被使用，胜过了其它早期文明的文字系谱，也许，这也影响到其它文明的早期文字，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完整发展，以形成更加成熟的文字体系。到了西周时期，南方也逐步地接受使用政权核心贵族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但直至汉代，楚、蜀文中依然保有一些此族群专属的独特字体，可能源自这些地区更早的文明阶段。

五、殷商文明的多元性、语言属性、文字系统

总而言之，殷商甲骨金文字之前，中国各地都曾出现过所谓“陶文”，亦即刻写于陶器上的符号。不过只有少数地区才发现有存在早期文字的证据。目前，学界咸认有两种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殷商文字与各地早期符号之间，应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并以甲骨文来解读所有地区的早期符号；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所有地区的早期陶文都并非文字雏型，与甲骨文显然也不相干。然而，有些殷商甲骨金文的字型虽与各地的早期陶文相似，但这并不代表它便是继承自具有相同符号地区而来，尤其是许多学者们特别花费心力在找寻线索，以资证明甲骨文乃是源自黄河流域的先商文化，但这些尝试却都失败了。笔者认为，殷商文字的来源乃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不宜只是单从片面角度来探索。

文字的产生，除了字形结构外，还有更基础的语言属性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殷商甲骨金文以来的文字，究竟记录了哪一种语言。殷商之前各地的早期文字，应该也是奠基于不同的语言，因此吾人研究它们的早期流传脉络时，不宜贸然将之彼此掺杂、混为一谈。

组成殷商文明的族群复杂多元，尤其殷商王族在中原地区乃是新兴的外来族群，殷商甲骨文的语言属性遂成为一大难题。从今日可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下：

赵尺子先生曾指出，甲骨文所表达的语言有阿尔泰语系的特点，故应源自东北草原地带。如此一来，甲骨文若属殷商王族本身的语文，则应是当时北蒙和松、辽河流域及燕北、南族群的语言之一。殷墟甲骨文基本上是王族所用的神秘文字，据此，我们同样可以推论，甲骨文记载的是王族（或许是古代通古斯人）所用的外来语言。

然而，甲骨文的字型却早已出现在江北地区的文字中，且殷商王族是在来到殷墟后的第三代（小乙）才出现文字，因此我们很难认定甲骨文就是殷商殖民者由外地带来的文字。然因出土资料极为贫乏，我们仍不能完全否认殷商王族在殷墟定居之前，已发展自有文字的可能性，但甲骨文的字形创意，基本上表达了殷商国家时期当地的生活条件，甚至有许多词汇，指涉了更为南边的江河地区之生活情况，因此由种种考古资料的证据来看，我们很难将甲骨文视为完全从北方所带来的外来语文。

虽然甲骨文字的读音大部分应该是在表达华北之东殖民者的语言，但很多字型和字汇，却是取自江北古文明的文字，尤其是用以表达南方才有的现象和概念。如此我们可以推论，殷商这个大国在合并原有文字动作背后的用意，应该带有塑造通用语言系统的目的，因此才借用这些先出现的、主流上古文明的字型，以与自己的语言结合。这种文字形成的过程常见于许多古文明，如阿卡德文、赫梯文以苏美尔书写文字为基础，表达自己语言的音、义及语法。殷商国内的文明互动，无疑促成了文字发展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性。

根据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甲骨刻辞直到商王居于殷墟的第三代时才出现。吾人由此可推知，当时的外来族群应该已经吸收了许多被殖民者的文化与概念，但在武丁之前，殷国的范围并不大，基本上以辽冀为限，直至武丁的胜利，殷商王族与被殖民地贵族透过联姻方式结盟，才有更多南方的语文、概念加入，因而使原有的文字丰富化了。同时，殷商王族与被殖民地贵族联姻的举动，也是一种语言交流、同化的过程。

在甲骨文中有许多个别的迹象，让我们可以辨识出哪些是发展自不同地区的字体，其中的数字早就出现于各地，最早或源自杨家湾文字。“米”字也见于江汉地区的早期文字中。有些字形则可以判断为由礼器符号所衍生。如甲骨文的“神”和“明”这两个字，其雏形符号均可见于盘龙城早期文化中，且这些符号已在杨家湾文字中可见。而“土”的字形来源，或许也是源自长江，或可能涉及辽河流域文明所塑造的礼器形象，“亚”、“宁”字也源自辽西文明，但这原本只是族徽字。

甲骨文一期有“

”字，其字型在吴城的字汇里亦可以见到，在甲骨文中，“

”字表达了“侑”这种祭法，以及“有”字的意思，同时并有“

”字，可用以表达“又”和“祐”的意思。但是到了甲骨文二期时，“

”字便涵盖了原来“

”和“

”的意思。从此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殷商帝国对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改变，将读音相同、意思可以相连的字体合并。（后来循着新族群对文字字义的新解及转用，在“

”的字形旁又另加上了一块肉，形成了新的指事字“有”。）

至于“来”、“麦”、“厘”、“马”、“车”这些字词，应是殷商王族带进中原地区的新概念。此外，根据客观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时间记录，也就是“干”和“支”，合计共二十二个字，以及后来仍持续被使用的“日辰”系统，也应是殷商王族由外带来的概念。

在殷商文字的形成中，可能还具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因素。比如说吾人已知汉代帝王喜用吴越的巫师，但我们却不知道掌握了众多不同族群的殷国，喜欢用哪一族群的巫师、贞人作为占卜时主持祭仪者。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并不认为殷商时期纪录甲骨卜辞的贞人与殷王同族，因为国土范围辽阔、统一很多地区和族群的殷商统治者，必须以“联合”方式来建设国家制度和礼仪，并依靠许多地方势力的族长和巫师，才能统合各族群的宗教和信仰，如此一来，殷商贵族统治者，才能被这多元的族群共同认可为中央之王。因此，最早开始作甲骨刻辞的巫师贞人，对后来殷商文字系统的影响也最大，而在甲骨文中，出现那么多早期南方已有的字型，以及表达南方环境的字体，这使笔者推想，殷商贵族所用的巫师贞人族群，本身可能就具有南方文化背景，其中可能包括先楚或先吴人，或是居于江河平原北界的郑州巫师，他们所用的记录方式可能是相通的。在殷商之前，先楚文明所影响的地区，以及先吴、先蜀的文字，彼此之间可能只有地方特色不同，但却属于同一文字系统，所以殷商所吸收的文字，有可能就是当时最被广为运用、以杨家湾文字为滥觞的书写系统。

当然，这些初步的观察还不足以作为可靠的证据，在多元文明的语言文字系统形成过程中，一定含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殷商王族对这种整体化文字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或许受到马车路线的文化传播影响，使殷商王族感受到文字记载对大型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当他们建立王朝后，便让王宫祭司采用已有的文字，加以建构成殷商贵族能用的文字。当时的创作相当成功，最终形成了三千五百年来承用的汉文字系统。

六、结语

依笔者浅见，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在距今6000至5000年间，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的语言属性也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并非一元发展，但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连性。

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而是依循着其文明继续发展。但可惜的是，这些南方文明并没有在石头或其它较容易保存的材料上刻字、书写，以兹记录。虽然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并不方便将所有相关的文字都写在陶器上，于是，铜石器并用的时代，这些南方文明就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根据种种考古资料研究显示，长江中游文明的发展程度极高，经济专业化，形成了市场和大型国家，这使笔者大胆推论：长江中游文明应该不仅在祭礼上使用文字，并且早就开始参与和市场交易有关的纪录。

铜时代时，在其他地区中，也开始出现与江北文字相同和相异的符号。其中，二里头、陶寺、台西等北方古国器物上的符号，与早期江汉地区符号的相似率非常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殷商文字并非属于最早的文字系统，其形成的情况相当复杂。笔者认为：殷墟建都之后，有计划地采纳各种元素，来建构成用于国家重要礼仪的文字，而其文字形成的主要基础，则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因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有所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才被改造为可配合殷商贵族的语言使用。

古代长江语言的属性，最有可能近似于某些南方的语言，至于殷商统治者的语言，因其族群源自东北，即先通古斯的发祥地，导致语言研究者发现：甲骨文所表达的语言中，含有阿尔泰语系的特点。只是后经过周王族千余年的统治，可能因其政治中心靠近西北，受到羌、藏族的影响，汉语才深受西北语言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汉藏语系的语言族属。

殷商贵族掌握政权后，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其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便符合能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

在西亚的文明中，阿卡德、巴比伦等文明，在苏美尔文字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巴比伦文，才使得后来的巴比伦文得以拥有足够的使用率和影响力，成为能够跨语言、广泛被使用的纪录工具，最终也造成了两河流域南方地区原始苏美尔语文的消失。同样的，殷商文字系统也是建构于借用别族文明文字的基础上，构成了跨族群和语言属性的文字系统。而长江地区的古文明族群，虽然直到汉代依然还保留着某些本土文字的特殊性，但在经过几百年北方族群的攻击、统治、来往、同化之后，就类似于两河流域南方地区的苏美尔文化，完全接受了原本被北方族群重新演化、改造之后的新文字系统。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从零散的资料、历史渊源的洪涛中，试图对汉字的形成线索进行的钩沉，其中不乏假设，仅为推论。

本文摘自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2013年）第282-324页。参考文献略，如需引用或转载，务请查阅原文并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