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夏朝历史，干货看这篇!寻找夏朝：考古学家眼中的二里头，可看作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

双重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1500年，与文献中记载的夏朝(2070BC~1600BC)部分重叠。

“我们不把二里头和夏朝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二里头的文化归属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也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夏作为一个族群或朝代，在古代可能存在过，果真如此，其物质遗存将来最终会在考古资料中辨识出来。”

二里头文化，得名于1959年在河南西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大型青铜时代遗址。二里头遗址由徐旭生发现，他当时希望发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位于伊洛河流域的夏的国都。到目前为止，在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300多个遗址呈现出和二里头文化相同的物质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和文献记载的夏朝（2070 BC～1600 BC）部分重叠（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2000）。因为这个考古学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夏朝晚期相符，因此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坚信二里头文化和夏朝晚期存在直接联系（杜金鹏，许宏 2006），夏朝早期文化在先于二里头的文化中应当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导致学术界对于介于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一个阶段——新砦期的研究。在寻找夏朝的考古学遗存中，新砦和二里头成为关键的研究对象。

| 二里头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自然资源（金属和盐）

文化：Ⅰ . 二里头 Ⅱ . 斗鸡台 Ⅲ . 马桥 Ⅳ . 点将台下层 Ⅴ . 三星堆 Ⅵ . 齐家 Ⅶ . 朱开沟 Ⅷ . 光社Ⅸ . 下七垣 Ⅹ . 大坨头 Ⅺ . 夏家店下层 Ⅻ . 高台山 ⅩⅢ. 庙后山 ⅩⅣ. 岳石 遗址：1. 二里头 2. 大师姑 3. 望京楼 4. 南洼 5. 南关 6. 东下冯 7. 东龙山 8. 孟庄 9. 城子崖 10. 史家 11. 尹家城 12. 盘龙城 13. 三星堆（文化分布区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3）

新砦期最早命名于20世纪80年代，是河南西部一组特征鲜明的、早于二里头晚于龙山的陶器组合。到目前为止，新砦期陶器组合已经在超过15处遗址中发现，但这些遗址往往不只发现新砦陶器组合。可能还有更多的遗址含有新砦陶器组合，有待于将来被证实。已经发现的新砦遗址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围，这一地区有两个中型的中心，即新密新砦（位于嵩山东部的冲积平原，双洎河北岸 编者注）和巩义花地嘴（位于伊洛河东部的黄土台地之上 编者注）（庞小霞，高江涛 2008）。

新砦遗址的惊人发现引发了新一轮认定城址历史属性的讨论。新砦遗址被认为是夏代第二个王——夏启的国都（许顺湛 2004；赵春青 2004），或者是来自东方取代夏的后羿和寒浞的国都（顾问 2002）。这些说法均假设夏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王朝，曾经占有新砦文化分布的地区，并且新砦是夏初一系列王先后定都之地。

然而，我们对新砦期的区域聚落模式知之甚少，因为并没有发现多少新砦期遗址，而且它们的面积也不清楚。新砦和花地嘴的关系也不清楚，这两个遗址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50公里，但实际通行距离却要远得多，因为他们被嵩山分隔开来。考虑到这两个遗址相距较远，因此它们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两个地区中心，每个中心各统治着嵩山一侧的一些小型聚落。新砦所在地区龙山晚期的聚落系统以多中心为特征，这些地区中心（王城岗、瓦店、古城寨和新砦）都有城墙或壕沟环绕。新砦时期新砦城址在规模和遗存情况上与其他龙山时期的城址相比没有大的区别。这说明新砦期与本地区龙山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非常相似，以多个中型政治中心为特征，这些中心之间为争夺权力和统治地位而竞争。这种认识和传统上认为的夏是一个统一的集权政体的观点相左。

| 新砦期遗址

Ａ.新砦期主要遗址（据庞小霞，高江涛 2008：图1修改） B. 新砦遗址布局（据赵春青 2009：图1修改）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远大于新砦。二里头文化遗址大多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包括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南部。这些遗址可归为两类：河南二里头类型和山西东下冯类型。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分布向南可到长江中游，西南至丹江流域分布，这些都是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的证据。伊洛盆地和嵩山周围的邻近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在这里，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是主要中心聚落，在它周围的冲积平原和黄土台地上分布着200多个较小的聚落，二里头与它们形成了一个具有三级政治结构的聚落系统。洛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二里头现在位于洛河南岸，但在古代它却位于洛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二里头所处的位置不仅拥有伊洛河水系提供的便利的交通系统，盆地周围的山脉也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 665-775；Liu, L. et al. 2002-2004；Qiao, Y. 2007；许宏等 2005）。

| 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显示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关系

伊洛盆地之外，二里头文化的范围之内，已发现两个城址。一个是距二里头东北约70公里的荥阳大师姑遗址（51万平方米），该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和玉器（如琮）表明这里曾有地位较高的居民。另外一个城址是位于二里头东南约100公里的新郑望京楼遗址。这两个遗址都被认为或是军事要塞用以防御夏的敌人，或是夏的附属国（张松林，吴倩 201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无论何种解释，在二里头最高中心聚落并没有发现防御工事，而外围的次级中心聚落却有城墙环绕，这一事实揭示了一个不同于之前龙山时代的政治版图。龙山以有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为特征，每个政治实体都占有一个相对小的领地。相比而言，二里头则是一个大范围内单一中心的政治系统。

二里头城市中心

二里头遗址年代最早的发现是三个小型的仰韶文化晚期（约3500 BC～ 3000BC）聚落，还有一个小型的龙山文化早期（约3000 BC～2600 BC）聚落。在龙山聚落废弃和二里头文化移民进入之间有个约五六百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二里头迅速发展成本地区最大的城市中心。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一般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子和有少许随葬品的墓葬，另一方面是权贵阶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和随葬丰富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子安贝、象牙和白陶的墓葬，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另外，二里头的陶器上发现40多个符号，其中某些在形式上与后来的甲骨文相似。

| 前二里头时代的文字发现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仍在讨论。2000年以前检测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十个样品的 14C数据显示为公元前1900～前 1500 年，但最近从新砦和二里头获得的有机样品的 14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却显示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张雪莲等 2007）。另外，从二里头遗址南15公里的灰嘴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中获取的一系列 14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支持前一个年代范围（Lee et al. 2007）。因此从新砦和二里头得出的加速器质谱的测年数据可能并没有涵盖整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需要对更多遗址出土的样品进行测年。所以，本书仍使用公元前1900～前1500 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

根据陶器类型学研究，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个时期，但每个时期的确切年代很难确定，我们对于二里头城市中心发展过程的理解是建立在40多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基础之上的（杜金鹏，许宏 2005, 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9b, 2003b）。

二里头一期︱此期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伊洛地区最大的中心。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用周边地区人口向二里头迁移来解释。这一时期出土了许多权贵阶层使用的器物，例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器以及青铜工具；聚落布局并不清楚，因为这一时期的堆积被后来的堆积严重破坏了（Liu, L. and Xu 2007）。

几种手工业产品在该遗址生产，如小型青铜器、陶器和骨器。从发现的炉渣可以看出青铜铸造可能仅局限于小型器物，因为只发现了刀。工具包括各种不同的农业和渔猎工具（Liu, Li 2006）。二里头首先作为一个具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大型聚落发展起来，这些手工业作坊既生产权贵用品也生产人们的日常用品，而二里头的人口可能既从事手工业生产，也从事农业劳动。这一特点见于二里头遗址存在的大部分时期。

二里头二期︱此期是二里头的鼎盛时期，初级城市中心已经形成。

遗址的面积在这一时期最大，达到 300万平方米。在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一组夯土建筑群，这个建筑群被四条相互交叉的宽约20米的道路分隔开来。这些建筑和后来商时期的宫殿相似，面积很大，布局复杂。在宫殿建筑群外的东北和西南部发现了中型的夯土基址和墓葬。在这个建筑群中，有两个紧挨着的夯土基址、一个木结构的排水系统，宫殿南部还有一大片夯土。两组有着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在宫殿的院落发现。一座（No. 3）出土一具 30～35岁成年男性的骨架，随葬器物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贝。一个由大约2000块绿松石和玉料制成的龙形器置于骨架的上部，表明墓主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Liu, Li 2006；Liu, L. and Xu 2007）。

| 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

陶器和骨器继续在此生产。青铜器作坊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宫殿群南边道路以南约300米处，由夯土墙圈包围。其他手工业作坊，如绿松石作坊，也位于夯土墙圈内。在靠近青铜器作坊的地方发现了房址，以及小孩和成人的墓葬，表明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集中居住在这个地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是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区分布在宫殿区附近，因此这些生产活动很可能是由国家控制的附属手工业者进行。凯西·科斯汀（Cathy L. Costin）把附属手工业者定义为，从事高等级物品的生产，这些高等级物品主要供给其赞助者，尤其是国家这种复杂社会中的权贵或统治机构使用（Costin 2001）。这样的话，附属手工业可能在二里头二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手工业者主要从事青铜器和珍贵石制品的生产（Liu, Li 2006；Liu, L. and Xu 2007）。

在所有工具中，农具占了很大比例（42%）。这说明可能存在大量的农业活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Liu, Li 2006）。

二里头三期︱二里头作为城市中心继续发展，厚厚的文化堆积和剧增的灰坑、房址、墓葬和陶窑的数量表明，人口密度和手工业生产均迅猛发展（Liu, Li 2006）。

就城市中心而言，有几项显著的新进展。第一，宫殿群（10.8万平方米）周围建有大约厚 2米的夯土墙，形成宫城。第二，二期宫殿被废弃，六个新建筑被修建，建筑模式更加规范化。第三，与增长的宫殿建筑数量相比，宫城内的生活设施如水井和窖藏坑，数量锐减。这些变化说明宫殿区成为特殊区域，专供一小部分上层人物居住并从事某些特殊活动。第四，在围墙环绕的手工业作坊区内，北部有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散布着很多绿松石废料，明显是用来生产绿松石器的。这与该时期权贵阶层墓葬中镶嵌绿松石的若干青铜牌饰相呼应。另外，青铜器作坊开始生产礼仪用器，主要是作为酒器的爵和斝，这些青铜礼器主要发现于二里头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Liu, L. and Xu 2007）。

| 青铜礼器 左起：斝、盉、爵、鼎

和前两个时期的发现相比，本期农具的比例相对于手工业产品有所下降。这一变化表明，随着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二里头人口的食物来源也越来越依赖于贡赋和交换。二里头三期时，箭镞的数量（377枚）也明显增加，大约是二期（35枚）的10倍（Liu, Li 2006）。这可能是二里头为获取重要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盐，在地域上不断向外扩张时对武器需求增加的缘故（Liu, L. and Chen 2003: 57-84）。

城市中心宫殿区周围青铜器作坊的集中分布，表明在生产高等级物品方面国家垄断的增强。相比而言，骨器和陶器作坊在遗址的分布更加分散，表明独立手工业也在同时发展（Liu, Li 2006）。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不仅集中在中心区域，遗址外围也有分布。聚落面积仍和前一时期相同（300万平方米）。修建于二里头三期的宫殿建筑和四条相互交叉的道路仍在使用。另外，此期至少修建了三个新建筑。所有的手工业作坊也在这一时期继续使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和之前相比，数量增多，类型增加，质量提高（Liu, L. and Xu 2007）。除了那些用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工具（如针和锥）外，工具的数量都在增加。箭镞数量的增加尤其明显，可能表明区域军事冲突的发生（Liu, Li 2006）。显然，二里头依然保持了当时伊洛地区最大城市中心的地位。

在四期晚段，二里头东北6公里的偃师出现了另一个大型聚落，考古学家们称之为“偃师商城”。偃师商城开始只有一个小面积的宫殿建筑群，之后才发展成一个大型有防御工事的城（200万平方米）。发现的遗物具有二里岗类型（早商）的特征。偃师商城的兴起和二里头最后一个时期在年代上明显有重叠，这个情况引发了学者们对这两个遗址关系的激烈争论。近年来学术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偃师在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出现反映了商征服夏的历史（杜金鹏，王学荣 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3b）。

| 二里头多进院落宫室群

在二里头，很少有二里岗下层早期遗存发现。因为二里头四期（约1560 BC～1520 BC）和二里岗下层（约1600 BC～1415 BC）（张雪莲等 2007）在年代上有部分重叠，二里头居民可能继续生产和使用二里头四期类型的陶器，然而在附近的偃师商城却生产二里岗类型的陶器。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陶器生产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就有很大关系。我们需要对陶器的来源做更多分析，才能理解这两个遗址陶器的生产和分布。

二里岗上层︱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的生产，在二里头四期之后完全停止。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岗上层（约1450 BC～1300 BC）有关的文化遗存有小型房址、灰坑和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面积约 30万平方米的宫城范围内。此时，二里头似乎已从城市中心变成了一个普通村落。

二里头的衰落不仅和偃师商城的兴起在时间上重合，而且也与在其东约 85公里的郑州出现的另一个更大的城址相呼应。青铜工具、武器和礼仪用具的生产是郑州商城的主要特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郑州商城的金属制造技术和青铜器类型显示出它和二里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反映出这两个中心密切相关。考虑到包括手工业者在内的二里头城市人口可能向郑州商城迁移，因此二里头的没落也许是一个人口迁徙的战略决策。

二里头的城市规划和人口

二里头在城市规划方面表现出某些规律性模式，清晰地反映出等级结构的存在。宫殿群基本位于遗址中心，下层贵族的居址和墓葬集中在靠近宫殿区的东部和东南部。这个由不同等级贵族居住的区域范围最大，延续的时间最长，也是城市扩张的核心地区。位于宫殿群北部的祭祀区，分布着形式特殊的建筑及其附属墓葬。封闭式的青铜器和绿松石作坊紧挨着宫殿区的南部，说明贵族对这些高等级用品生产的严格控制。一般平民的居住区和墓葬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带。

|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及二里头三期遗迹的位置

二里头的人口数量很难判断。有一项研究估计二里头高峰时期（三期）的最大人口数量是18000～30000人，平均数约 24000人。二里头的人口不仅包括贵族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农民，这一点可以从发现的大量农具体现出来（Liu,Li 2006）。但是遗址上墓葬和房址经常相互叠压，没有专门的墓葬区。如果规划有序、边界清楚的墓葬区域反映了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结构的存在（Goldstein 1981: 61），那么二里头基本上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这与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Liu, L. 1996a, 2000a）以及安阳晚商殷墟遗址（Tang, J. 200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遗址均揭示出构成聚落重要组成部分的排列有序的亲族墓地。

二里头遗址的同一区域交替作为居住地和墓地也可能暗示着人口的频繁移动。这一人口迁徙的现象在整个二里头文化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二里头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地域上快速扩张并伴随着人口的移动，将二里头的物质文化传播到周围地区，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区（Liu, L. and Chen 2003: 69-84）。

如果二里头最早可能是因为周边人口迁入而形成的话，这些早期迁入者应来自不同的小型血缘群体，而不是来自一个具有血缘纽带联系的共同体。这样解释二里头人口的最初形成过程比较合适，即二里头城市中心的最初形成是不同群体的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城市规划所制约而形成人口集团，而这些人并不是来自早已存在的单一族群，如夏或商。显然，今后有关二里头国家的出现和城市化的研究有待于和传统概念上的早期王朝区别开来，因为传统概念上的早期王朝经常暗示着一个有单一血缘关系的族群。

二里头的青铜冶炼和礼仪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 100多件金属器物，质地有红铜、铅和锡铜合金、铅铜合金、锡铅铜合金和砷铜合金。尽管青铜器并没有显示出标准化的合金比例（金正耀 2000；梁宏刚，孙淑云 2006），但铅和锡是被有意加在一起制成合金的。砷青铜很少（只有一件），但是它显示出二里头和西北地区某些偏远文化间的联系，例如甘肃四坝文化（梅建军 2006）。尽管合金的构成缺乏标准的配比，而且器物形制都很简单，但是二里头的青铜冶炼技术明显已经超出原始阶段，二里头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地。

二里头青铜冶炼的主要革新成就是使用块范法制作作为贵族用品的礼器。酒器和炊器最早在二里头三期出现，是祖先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媒介，用以增强统治阶层的合法性。中国整个青铜时代的统治者都保留着这个传统（Chang 1983）。

青铜器作坊中发现了用来铸造礼器、武器和小型木作工具的陶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9b），但是没有发现用来制作农具的范。金属产品和国家政治紧密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非农业。

| 带有动物纹样的铸铜陶范

在同时代的遗址中，二里头是唯一发现用块范法生产青铜礼器证据的遗址。因此，这个技术可能已经被一个特殊的依附于二里头高层统治者的手工业团体所垄断。虽然在二里头周围的几个遗址，如铜矿资源丰富的中条山附近的东下冯和南关遗址也发现了青铜器的生产，但是这些遗址仅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使用的是没有块范法复杂的双面石范法（Liu, L. and Chen 2003: 69-73）。

块范技术应是在专门铸造青铜礼器的过程中被发明或得到显著提高的，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力量的象征（Chang 1983）。块范技术也使二里头与同时期周围地区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冶金技术区别开来，后者的青铜制品常常是非礼器的装饰品或日用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主要出自二里头遗址，说明二里头的统治者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垄断了青铜礼器的分配。这些礼器是最珍贵的器物，被社会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所占有。

最早的青铜容器如爵、斝、盉是酒器，它们与青铜器出现之前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同类白陶器形相仿。这些酒器的类型承袭自与礼仪宴饮相关的陶器传统，宴饮作为祖先崇拜仪式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Fung 2000；Keightley 1985）。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作为礼器的此类器物风格一致，暗示仪式长期延续。一种新的物质材料能够得到统治阶层的重用，是因为其产品在传统仪式中有意义并且能够发挥作用。新的金属材料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潜力，才得以运用到业已存在的贵族用品系统当中。这一转变发生在二里头时期，此时手工业者模仿传统陶礼器器形首次使用新的冶金技术，从此开始生产复杂而昂贵的青铜礼器（Liu, L. 2003）。

| 高岭土制成的白陶爵、鬹

块范法青铜器生产使用多个陶制内范和外范，这需要明确细致的劳动分工、对原料的有效控制和高度复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Bagley 1987；Barnard 1961, 1993；Chase 1983）。只有高度分层的社会组织才能够满足它们，它们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复杂化进程（Franklin 1983, 1992）。

二里头中心和周边地区

二里头周围是洛阳盆地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农业发展的理想之地。然而，这个冲积平原却没有多少城市化发展所需的非农业自然资源，比如建造宫殿的木材，制作石器的石料，制作白陶的特殊陶土，制作贵族用品的绿松石，制作青铜器的铜、锡、铅，冶炼青铜合金和烧造陶器的燃料，以及本地区日常生活所需的盐。二里头发现的许多名贵器物，如原始瓷器和玉器，显然来自其他地方。不过上述物品大多可以从距二里头20～200公里的范围内得到，但也有一些来自二里头东南 500多公里外的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头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关系，说明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系统中，最高中心行使支配权，而地方中心的低级贵族则通过争取权力和社会地位构筑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 二里头的爵与钺：金玉共振

二里头中心地区︱最近在二里头核心地区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些次级地区中心，其中有些是因为生产某种特殊的礼仪或日常产品发展起来的。例如，偃师灰嘴就是一个石器生产中心，主要生产用于外运的石铲（陈星灿等 2010a, b；Owen2007；Webb et al. 2007），登封的南洼则是制作白陶的地点之一（韩国河等 2006, 2007；Li, B. et al. 2008）。石铲主要发现在伊洛地区，而白陶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里头接受来自这些生产地点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好像并没有被二里头所控制。相反，地区中心之间可能会直接交换产品，比如白陶和石器（Liu, L. et al. 2007a）。

这些情况表明，尽管二里头是本地区最大的政治中心，但是依然存在分层的权力系统。中心地区的独立手工业者制作权贵和非权贵使用的产品，在供给城市权贵物质需求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扮演次要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工业技能积极地获取社会地位和财富。在二里头核心地区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有许多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非官署手工业者似乎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Liu, L. et al. 2007a）。

二里头周边地区︱二里头政权依靠在其周边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迅速向西北、西部和南部扩张。这些军事据点包括中条山的东下冯、南关和秦岭山区的东龙山。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在长江中游的盘龙城也有发现，显示出其开拓更遥远地区的野心。这些遗址都靠近重要的自然资源。

盐可以从中条山的河东盐池获得，这是二里头文化范围内唯一的主要产盐区。湖北西北部的郧县有着丰富的绿松石资源，但是二里头绿松石器的来源还不确定。铜矿在中条山、秦岭和长江中游地区储藏丰富。对中条山铜矿的开采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开始 （李建西, 2011）。考古证据还表明冶铜业出现在南关、东下冯和东龙山这些地区中心，由此显示了二里头文化扩张的动力（Liu, L. and X. Chen 2001b, 2003）。然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成分和铅同位素分析显示，二里头二期和三期的合金属于一个来源，但目前难以确定源自何处。三期和四期之间，合金成分发生了变化，二里头四期的大部分青铜器可能使用来自东部山东地区的合金（金正耀 2000）。

|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总之，二里头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也是一个在地区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城市。人口稠密，阶层分化，其居民从事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权贵用品和日常用品。二里头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域国家（Liu, L. and Chen 2003: 79-84），是由一个集权的统治集团通过不同层级的地方行政官员和行政中心控制大面积地域的政治实体（Trigger 2003: 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