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6年清代古医书价格我想说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

中医古籍的外传促进了周边国家传统医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外翻刻的特殊形式（或曰版式）的中医古籍。“和刻”（日本刻本）中医古籍即是其中一种。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不但将先进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带进日本，并且通过和刻这种形式在彼邦得到了良好的保存、翻刻和研究。尤其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和刻中医古籍的出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这些和刻中医古籍在清代及其以后又部分地返传中国。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中包括部分中国失传已久的珍贵医籍，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和刻中医古籍指的是中国医家编撰的、传入日本并经过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医类古籍。这类和刻本底本属于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或以原书基本内容为主，保持原书基本结构框架，辅助性地增加假名（日语中的表音文字）训点、眉批、旁注、序跋等内容。

中国医学流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人员和书籍的交流进行的。公元562年，吴人知聪经由朝鲜将164卷中国典籍以及佛像、乐器等带到日本、其中包括最早东传的中医药文献《明堂图》。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医学交流自此开始，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从未间断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遣唐使、入宋僧和往返于两国间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承载着中医药知识的书籍传入日本。而日本的医学界视书籍为老师，经过上千年不断地钻研学习，逐渐理解吸收了中国医学的主要精华，并融合本国的医学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

中医古籍流播日本可粗分为早期（江户时代以前）和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两个阶段。隋唐时期，日本积极移植引进中国文化，随着向中国派遣“西海使”（隋代亦称“遣隋使”，唐代亦称“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也开通了往返于海上的“书籍之路”。考查编成于885～897年间的日本国家藏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在隋唐时期多已传入日本。另外，宋版医书传入日本是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末期开始的，第一本传入的宋版医书是《大观本草》。自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宋版中国医书。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富有魅力的中国丝绸、纺织品、药品及书籍等却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运往日本。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涉及医方、本草、伤寒、金匮、内经、针灸和痘疹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医籍的传入时间来看，江户时代除受到“迁界令”影响的20年中传入医书数量骤减外，其他时期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10年60～110次，江户时代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731～1867年）的各20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这一时期所传入的医书，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医书传入后被大量翻刻，对日本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随着中医古籍大量东传日本，江户时期医籍的翻刻事业也逐渐兴盛起来。

江户初期，西方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促进日本的印刷刊刻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京都、大阪、江户等地，至江户时代后期，医书的刊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和刻中医古籍最初以日本古活字本为主，大约兴盛50年后转向采用整版印刷技术，并且逐渐开始重视版本的质量和校勘工作。据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804种医书中，314种曾经和刻出版过，出版次数达到679次。约半数左右的医书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以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传统医学逐渐走向本土化，日本医家的著作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医书需求量减少。后期受到“古方派”的影响，为了翻刻宋以前及清代关于《伤寒论》的著作，和刻版稍微有所增加，但未形成规模。

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输入和翻刻中医古籍最多的国家，加之日本历代对医书十分重视，妥善加以保存，因此往往藏有中国已经失传的古医籍。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就通过高丽使节迎回了一些当时中国失传或罕见的中医古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灭汉兴洋”之风的影响下，许多汉方医学馆和刊物停办，学术研究一蹶不振，学派气势业已衰落，中医古籍也因此不再受到重视，大部分封藏在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清末以杨守敬、李盛铎为代表的学者们积极赴日购归中医古籍。通过他们的努力，大批濒临失传的古医书回归到中国。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日益关注海外现存的散逸古医籍，从日本回归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保证了中医古籍的传承与研究质量。

目前中国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221种，考虑版本差异共有448版次。其中，有明确和刻年代记录者共为184种、332版次，刊刻年代大部分限于日本江户时期。这些和刻中医古籍涉及医经、基础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医案医话、医史和养生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临床各科”类占总体的32.4%，“方书”类占17.6%，“伤寒金匮”类占12.5%。

考查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刊刻年代，呈现出江户前期刊本数量最多，后期出现小高峰，而中期最少的特点。这一结果与真柳教授所调查的江户时期中国医书翻刻状况相一致。另外，笔者还发现，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虽然数量有限，但种类非常丰富。返传和刻中医书的种类占总体和刻医书种类的60%左右。其中返传比率较高的“内经类”“伤寒金匮类”和“针灸类”达到70%以上，“本草类”和“痘疹类”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回归和刻中医古籍时，收集者基本上做到了全面地进行收罗，避免了同一种书籍的重复，尽量返传更多种类的和刻中医古籍。对比江户时期和刻次数与返传次数前10名的和刻中医古籍，结果有7种相一致，分别是《伤寒论》《难经本义》《金匮要略方论》《医方大成伦》《十四经发挥》《万病回春》《素问玄机原病式》，可见中日两国医家都对这些经典著作较为重视。另外，日本医学家将中国熊宗立的《医方大成》摘去其中的论说，编成《医方大成论》在日本广泛刊行，并返传中国很多版次。可是这些版次很少被中国再次刊行，此书在中国始终流传很少，由此说明中日两国医家的着眼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返传中国大陆的和刻中医古籍主要收藏于全国23个藏书机构，分布在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最多，共计380部；其次是上海地区，共计154部。另外，中国东北地区、江浙一带以及天津所藏也较丰富。藏和刻中医古籍超过10种以上的地区还有四川省。

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不但种类齐全，而且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如随遣唐使东传日本的《（真本）千金方》保存了未经宋代改动的原貌，版本价值极高，目前已经回归中国，保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等5个藏书机构中。另外，考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仅存和刻版本的医书有17种之多，这些医书全部是依靠和刻版本在中国传承下来的。除此之外，中国以返传的和刻医书为底本，出版了如《康治本伤寒论》《黄帝虾蟆经》《儒医精要》等版本质量较高的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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