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年后其后代灭了晋朝】这才是国风｜祭孔十五谭第三谭：孔子是怎样登上神坛的？

作者：黄瑞伟

《祭孔十五谭》徐英

全篇在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卢爱公讲话时称孔子为“尼布”。

实际上鲁哀公还有一个举措，就是将孔子的故宅立为庙。于是公元前478年，世界上便有了第一座孔庙。

这座孔庙是鲁哀公立的？没有确切的记载。这个事是1000多年后，孔子的第四十七代孙孔传重讲的，言之凿凿，大家也没有证据反对，只好跟着后面认了。

但也有人怀疑。当年鲁哀公致辞时痛心疾首，“呜呼哀哉，尼父”的样子，孔子的弟子们很不以为然，在下面小声嘀咕，生前不用，死后哀悼，这是哪些门子尊敬之礼？！因此，孔子弟子会不会接受鲁哀公的立庙，还是个问号。

中国曲阜，孔庙（来源：东方IC）

有人说，这座庙是孔子弟子们立的。

孔子虽一生不得志，但在当时也算是社会名流。民间认为他是博学有名的大学者。弟子们则更是对他推尊有加，赞美备至。以子贡为代表，将孔子奉如天人，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宣扬上天旨意、权威学说的圣人、智者），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是天生的圣人。

孔子死后，孔子的弟子们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不少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参加了葬礼。孔子墓旁，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墓地也得名孔里。不少弟子守墓3年，子贡守了6年。弟子们将孔子的故宅立为庙，供人祭拜，这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无论如何，以孔子旧宅为庙，收藏了孔子衣冠琴车书，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的孔庙，比较简陋。“庙屋不过三间”，孤悬在县治十几里外的阙里。茅屋、秋风、落叶、枯草，格外地沉寂。纵有孔子后人及弟子的祭拜，或偶有一些达官贵人拜谒，本质上仍然是家庙一座。

此时的孔子仍是一介布衣，充其量是一家之主，一校之师，是人而不是神。只有当对孔子的祭祀作为国家祀典，孔子从一族之祖上升为全民文化之祖的时候，才可以说孔子登上了神坛！

然而，这一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沉寂简朴的孔庙，迎来了它问世后的第一次转机。这一年，刘邦路过曲阜，以“太牢”到孔庙祭祀。

古时候，祭祀等级很有讲究。牛、羊、豕[shǐ]（本义为猪）“三牲”齐备叫“太牢”，没有牛的“两牲”叫“少牢”。开国皇帝用高规格祭祀孔子，使孔庙蓬荜生辉。不仅如此，刘邦还下诏以后诸侯、公、卿、将、相至郡，必先拜谒孔庙，而后才能处理政事。

明代彩绘绢本《圣迹之图》中的汉高祖幸鲁祭孔图

这不仅开创了天子祭孔之先河，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孔子登上神坛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我们知道，从秦到汉，孔子的儒家学术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禁区，作为“异端邪说”欲灭之而后快。最著名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时社会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重礼义，轻刑法，主张复古，实行“分封制”；法家重刑法，轻礼义，主张创新，实行“郡县制”。秦始皇为了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在朝廷激烈的斗争中，一怒之下，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外，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结果不到30天时间，全国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全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并为此“坑儒”四百六十余人。

秦至汉，儒家学术遭到毁灭性打击。直到汉代，儒家思想言论的禁区才开始松动。从这时起，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儒家经典都是靠这些老儒的记忆和解释记录下来的，被称之为“今经文”。那些后来通过拆除老房子，或从地下挖掘整理出来的古文经典被称之为“古经文”。

实际上，秦朝的“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也就是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汉高祖刘邦的这次拜谒实际上是儒家思想步入正统的开始，这对于日后孔子走向“神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汉高祖刘邦是孔子最终登上“神坛”的政治奠基人。

尽管汉高祖的这一次祭祀，被后代所效仿，但并没有将祭孔列入到国家祀典。汉初的统治者只是意识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这座孔庙只能在历史的烟尘中沉浮。时而大红，时而大紫；时而暄闹，时而沉寂。还差一点被拆。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儿子刘余被封为鲁王。上任后大兴土木，扩建王宫，大造林苑，以养狗马。为扩充用地竟要拆除孔子旧宅。不料，破拆时忽闻天上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结果从墙里面发现了古文经传十几篇，吓得他不敢再拆。此事曾作为奇闻在鲁地广为流传。

也许是上苍的眷顾，孔庙才得以保留。

公元29年（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刘庄帝令京城的大学祭祀周公、孔子。那时的大学不叫大学，叫“国学”。这成了“国学祀孔”的第一次。别小看这第一次，它带有开天辟地的意味，说明祀孔开始与大学教育融合，国家祀孔的礼制和“路线图”初露端倪。更重要的是，它一改过去祭孔都在阙里（孔子故里）的惯例，开创了异地祭孔之先河，为孔子“冲出家门，走向全国”创造了可能。

明帝的这份功劳，差点被后人所推翻。

有人翻出明帝之前的一份“文翁石室礼殿图”说，你看，这张图说明“国学祀孔”早在汉景帝时期就有了！的确，这份图上不仅画有周公、三皇、五帝，还画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文翁是我的老乡，庐江舒人。自少好学，精通《春秋》。他在蜀郡太守任上，也就是公元前143年左右创建了文翁石室。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也是目前世界仅存的最古老的公办学校。

文翁石室（摄影：Mr張）

如果“文翁石室礼殿图”出自于初创时的文翁石室，那么“国学祀孔”无疑被前推了170年左右。

问题在于，文翁石室在创办250多年后，遭火灾烧毁，直到70多年后，也就是大约在公元180年左右，蜀郡太守高朕才着手重修。重修中，在过火石室旁又增加一个石室作为周公礼殿。如果“文翁石室礼殿图”画于此时，那就比汉明帝“国学祀孔”迟了将近150年左右。

而“文翁石室礼殿图”恰恰就是出自高朕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画在重修后的“文翁石室”中，属“跟风”之作。

这一点早在晋代，就有学者任豫在《益州记》中考证：文翁学堂，在大城南，经火灾，蜀郡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并图画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可见，汉明帝刘庄作为“国学祀孔”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尽管如此，从文翁石室起，各级地方公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为日后祭孔从大学向地方公学幅射创造了可能。文翁作为公学始祖，为孔子登上神坛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后，中国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荡中，“国学祀孔”仍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与传承。

公元246年（魏齐王正始七年），魏齐王曹芳派朝廷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在国立大学“释奠”。所谓释奠，是专指在学校设置酒食以祭奠孔子的一种典礼。公元271年（晋武帝太始七年），皇帝司马炎命太子“释奠”于太学，也就是大学；公元335年（晋成帝咸康元年），皇帝司马衍亲自到太学“释奠”。此为太子、天子释奠之始。

这里的三个关键词值得注意！这就是“天子”“太学”“释奠”，这三个关键词表明，祭孔礼典开始进入国家祀典，专门的“祀孔于学”的礼仪规范——“释奠”礼典初步形成。

于是，公元550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朝廷明确规定：每年仲春、仲秋和每月的第一天日出时，由祭酒（官名）领着博士（主管教育的官员）以及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在大学明门（四方带门的明堂）祭祀孔子。博士以上的在明堂内，助教以下的在明堂外台阶下拜孔行礼。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汉代祭祀并不是独祭孔子，还有周公，孔子只是作为周公的配享出现的。

的确如此！

周公，姬姓，名旦，是鲁国的开国之君，鲁国太庙的主神。孔子作为鲁国的臣民，难以居王之上。同时，周公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和学者。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也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以致孔子一生都以振兴周公之道为己任，矢志不渝。因此，孔子作为周公的配享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

周公（来源：东方IC）

周、孔并处一室的状况，自汉代以后悄然发生变化。曹植的一首《孔庙颂》就是这种变化的开始。从上面提到的魏齐王，以及以后的政权都皆主祭孔子，并竞相在京师兴建孔庙。此时的周公不知何故在各类“释奠”中不见了踪影。

不过到了唐初，孔子国学独享祭祀的地位又受到了挑战。公元619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唐高祖李渊下令在大学内分别建周公和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在诏文中奉周公、孔子为“二圣”。这是周公庙第一次出现在国学之中，比孔庙进入国学晚了200多年。虽说是周公、孔子庙分设，但毕竟是对孔子独尊地位的撼动。

公元628年（唐贞观二年），太宗李世民吸纳了房玄龄、朱子奢等人的建议，决定更改其父成法，下诏罢祀周公，独祭孔子；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又诏令全国州、县学校都要建孔子庙；公元646年（唐贞观二十年），诏皇太子“释奠”于国学，皇太子初献，国家主管祭祀的官员祭酒亚献，大学的主官司业终献；又规定以后京城大学“释奠”，祭酒初献，司业亚献，教授官博士终献；州里的学校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献；县里的学校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献。

山西，李世民雕像（来源：东方IC）

至此，孔子“主祀”地位确立。学校祀孔制度日趋完善并走向全国州县，祭孔被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之列。孔子完成了从一家之祖到全民文化之祖的脱变，终于登上了至高无尚的“神坛”。

按说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了。但到了唐永徽年间（公元650- 655年），唐高宗李治再次升周公为先圣，黜孔子为先师。这足以让孔子及其儒家圣贤们惊出一身冷汗！好在时间不长，在太尉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建议下，公元657年唐高宗又恢复了孔子的“先圣”地位。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皇帝再也没敢撬动孔子的“神坛”地位。孔庙祭祀独成一统，孔子稳居正享再无暄宾之忧。相反，从宋代“至圣文宣王”到元代“大成至圣文宣王”，再到清代的“至圣先师”，对孔子的加封追谥越来越多，祀典礼遇越来越隆盛，孔庙数量超常增长，规格越来越高，气势也越来越恢宏！

真可谓：“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所谓“素王”，是指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素王也如同佛教中的“空王”，指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称誉孔子为“素王”，意为孔子是真正的王）

孔庙大成殿孔子“神位”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之所以走上至高无尚的“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如“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等思想恰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要求；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仁”和“礼”可以从道德层面上形成一种社会自觉，对维护等级制度和封建秩序十分有用。自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实法名儒”，即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因此，作为集儒家学说之大成者，孔子倍受历代封建王朝的推崇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