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后,朝鲜服从清朝,但心里一直坚持“尊周福明”的信念。
朝鲜臣子们感怀明朝恩德,在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朝鲜孝宗甚至意欲举十万精兵进军辽东北伐清朝,这都和朝鲜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华夷之辨源起于我国春秋时期,并为儒家思想所推崇,从地理上来说即华夏居于中心,四夷位于边缘。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属国,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也继承了这种观念,不过朝鲜的华夷观念却有其自身的特点。
因为按中国的华夷观念来说,位于东方的朝鲜也属于夷的范畴,不过朝鲜自认为一切文物制度皆源于中国,他们已经由“夷”入“华”了。朝鲜认为,只有汉族才是华夏文明的代表,契丹、女真、蒙古、满清都是夷狄,愚昧落后,不可信任。而汉族建立的明朝覆亡后,华夏典章、义理赖朝鲜得以保存,朝鲜代表中华文化的作用越加明显。
而满清崛起前被朝鲜称为“野人”,甚至一度沦为朝鲜的“藩篱”,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在心理上向来对满清是蔑视的。但朝鲜心理、文化上的优越感却无法抵挡满清武力的强大。
1627年、1636年,满清两次大举入侵朝鲜,武备废弛、弊政丛生的朝鲜无力抵挡,只能选择背弃明朝而臣服于“野人之国”,这让朝鲜十分的不服气。而满清在朝鲜大肆劫掠,数万人被充作奴隶运往辽东地区,这让朝鲜对满清的仇恨更加强烈,所以尊周复明,华夷之辨在朝鲜大行其道,孝宗北伐便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体现。
孝宗李淏作为朝鲜王子曾在沈阳做了8年人质,在此期间,他不仅受到清朝的严密监控,还亲眼目睹了明朝和朝鲜子民在辽东的悲惨遭遇。这种国仇家恨的耻辱感,让孝宗对满清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窥知一二,“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指挥蹴踏天骄子,歌舞归来白玉京。”可见孝宗早有对满清动武的意图。
随着满清对明朝的征服,逐渐放松了对朝鲜的控制。1645年昭显世子病故后,李淏被清朝释放回国,不久被册立为王世子,清朝这样做是想通过怀柔的手段来笼络朝鲜,希望李淏继任后双边关系可以得到缓和。
1649年朝鲜仁祖去世,李淏继任朝鲜国王,是为孝宗。但孝宗即位后并没有因为清朝对他成为朝鲜国王的“帮助”感恩戴德,反而立即举起尊周复明的旗帜,着手复仇雪耻事宜。而当时朝鲜已经沦为清朝的属国,国家残破不堪,武力废弛,孝宗北伐的信心又源自何处呢?
这还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孝宗和许多臣子坚信“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孝宗刚即位时曾说,满清此前的强大是因为皇太极时人才济济,崇尚武力。不过现在满清已经有了衰败的迹象,大汗的兄弟死亡略尽,人才凋零,又用中国文物制度,武事渐渐废弛,胡虏的统治很快就会灭亡的。
所以他启用了大批隐居山野的“主战派”宋时烈等士人,罢免了“主和派”代表金自点领议政的官职,控制朝野,为北伐复仇政策的推行铺平道路。不过金自点却向清朝密报了孝宗的动向,清朝颇为重视,当即派大臣前往质询。孝宗对此大为震惊,立即罢免了刚刚启用的主战派等人的官职,并流放了几个替罪羊,花大笔钱财买通了清朝使臣,清朝才不予继续追究此事。
此后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更为严密,再加上朝鲜国内凋敝,一直没有从战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根本没有精力去训练所需的数万兵士,孝宗北伐的意愿大为消沉,他的北伐大计也仅仅停留在嘴上而已,于是随着他的去世无疾而终了。
但朝鲜尊周复明、华夷之辨的观念却一直被后任朝鲜国王所继承,他们坚信“胡无百年之运”,一直在等待机会。肃宗曾写诗“胡运古来无大安,人心犹忆汉衣冠。白水中兴何日见,甲申追说涕浇澜。”
大报坛
不过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经稳固,肃宗为甲申雪耻、等待满清覆亡的意愿很难实现,于是他便将这种诉求转化为对明朝皇帝的祭祀之上。1704年肃宗设立“大报坛”,祭祀出兵援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到英祖时,又将崇祯皇帝和明太祖增为祭祀对象。
无论是孝宗北伐,还是后任国王利用大报坛对明朝三皇的祭祀,这都是朝鲜王朝华夷之辨、尊周复明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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