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晋朝财政史】专题从物阜民丰到经济崩溃，浅谈汉代的财政到底经历了什么？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发展黄金时期，西汉时期，我们成功地形成了文庆的统治、少先中兴的太平盛世。

在武帝时期，国家得以凭借丰富的储备征战四方，宣威朔漠，南征蛮夷，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由此诞生。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恢复了西汉的法统，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并顺利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繁荣景象。之后的明帝章帝时期，国家进一步兴旺发达，史称“明章之治”。但是自此之后，国家却逐步陷入了经济困窘的局面，卖官鬻爵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进行。一百余年后，汉朝终于在风雨飘摇和财政破产的局面中黯然落幕。短短百余年，大汉王朝就由鼎盛迅速走向了衰竭，而且之中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整个帝国财政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濒临崩溃，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其具体为何，还有待笔者慢慢道来。

汉代财政代表：五铢钱

浅谈汉代的财政制度

汉代是中国各项制度的草创阶段，由于汉承秦制，很多的政治制度框架实际上来自于秦朝。汉代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调整完善，于摸索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汉帝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国家财政，顾名思义就是由中央收支分配的官方财政数据，主要通过在汉朝中央的土地上收取赋税获得。而帝室财政是皇帝和宗室贵族的财政数据，包括了皇帝自己的园池苑囿收入以及皇族的采邑收入。这两部分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国家财政由大司农负责，据《汉书》记载：

“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

大司农负责国家财政

而帝室财政部分则由少府负责，少府是秦代旧有的官职，秦末大将章邯率军出征前就担任少府一职。根据《汉书》记载：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

西汉时期的少府和清代的内务府很像，下设的属官非常多，而且和宫廷有很深的渊源。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乐府、永巷都是少府治下的各级有司部门。少府是皇家财政的主理者，皇族内部的一切收支都属于少府负责。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会改由大司农负责。这种情况一般会单独记载，比如汉平帝元始元年“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十县，属大司农，常别计其租入，以赡贫民”。这里就是特殊情况，太皇太后王政君为了抚恤贫民从自己的汤沐邑收入中划出十县交给大司农，用来赡养贫民。

王莽既篡位也乱政

正是在这样的二元体系之下，西汉王朝的财政体系才有了基本的架构。汉朝初年由于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国家百废待兴。史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由此之后汉朝就定下了“休养生息，十五税一”的财政税收政策，到了文帝时期，国家财政状况得以缓解，更是降低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就是在这样的低税率之下，文景之治依然呈现出了非常繁荣的景象，种情况也一直延续了下去。武帝时期虽然大肆挥霍府库用于战争，所幸是霍光及时组织召开盐铁会议，国家经济得以再度回到了正轨。随着经济条件不断发展成熟，成帝时，史书记载：“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汉哀帝时期，“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王莽当朝时期，在《汉书》中有这样的描述：“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可见，西汉的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衰落期，王莽篡夺的是一个经济发达，百姓富足的社会。王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才开始实施他的“复古计划”，用来彰显他的才能。不过，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中就将国家经济捣毁，由于它是全方位的经济革命而不是部分的改革完善。所以，因为王莽改制而破产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都投入到了反王莽的队伍中，也就是后来的农民起义军。

光武帝统一中原后，以柔治国，积极恢复因为战乱而被破坏殆尽的社会经济。虽然他的政策有所成效，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西汉时期的盛世景象。不是因为他的政策有问题，而是因为西汉时期的水平非常之高，在社会基础被完全摧毁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原。明章时期，国家逐渐开始恢复元气，国家开始有钱来大量赏赐公卿。建初七年秋，“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不过，在此之后国家便开始走上衰落之路，由于几代皇帝不是年幼夭折就是庸碌之辈，一直到桓帝时期国家经济就已经开始面临极大困难。桓帝延熹四年就开始明码标价出售实际官职和高级爵位：

“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光和五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汉桓帝

国家的经济从这时开始真正面临了崩溃的危险，政权也逐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两年后，黄巾军之乱爆发，国家彻底陷入动荡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中央无力组织强大的军队进行抵抗，权力被迫落入到了地方手中。因而开启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东汉王朝也走入了历史的灰烬之中。

汉代财政破产的实际原因究竟为何？

首先，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比例失衡。西汉成帝之后，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是统治阶层中的奢侈之风却不断兴盛起来。前文提及过成帝生性奢侈，喜爱挥霍，朝廷中的其他贵族也是如此。当时最得势的当属太后王氏一族，王氏兄弟五人共称五侯，显赫一时。《汉书》记载：“王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由此可见外戚群体的挥霍无度正是当时贵族社会的剪影。而且，再加上太后王政君飨国时间很长，历经三朝之久。她的封邑收入在帝室财政中占有的比例很重，加上成哀两朝皇帝奢侈，帝室财政预算扩张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哀帝时期太后的数量增多，当时太皇太后王氏，帝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皇太后赵氏共同当朝，享有的自然是最大份额的供奉。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平衡应该就是在这时候被彻底打破的。而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东汉，外戚干政的现象非常严重。仅跋扈将军梁冀出身的梁氏一门就出了三位皇后。同时，东汉临朝称制的太后非常多，明帝皇后马氏、章帝皇后窦氏、和帝皇后邓氏、顺帝皇后梁氏、桓帝皇后窦氏、灵帝皇后何氏都曾经临朝称制。而灵帝之母董氏也曾经在灵帝前后时期插手政权，干预朝廷。所以，东汉一共出现了八位掌握住帝国命运的女性贵族。权力和待遇是直接划等号的，临朝称制代表着政权暂归女主，所享有的封邑数量和利益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帝室财政不断膨胀最终入不敷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东汉最后一个称制的太后——何氏

其次，国家财政由于战火和各类天灾而大受影响。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无疑是对西汉王朝积累的一次最大的冲击。但是东汉王朝同时也是农业灾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时期，在《汉书》中农业上的疾病或者灾害都不会在帝纪当中完整呈现，基本上只会在相关的“志”当中记载。可是，《后汉书》的帝纪里记载了很多农业灾害，其中尤其以牛疫最多。汉明帝永平元年

“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是时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

这是东汉关于牛疫最早的一则记录。汉章帝建初四年冬，冬，牛大疫。建初八年，天子下诏：“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天子诏书代表国家最高决策，在诏书中如此形容牛疫，可见当时的灾害严重情况。牛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它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计。而大量的牛病死就会使得农业减产，国家财政中最重要的一块田赋将无从收取。而且，这种情况并非短期发生，而是在整个东汉的统治之中长期存在。西汉时期，君王经常会赏赐天下百姓牛酒用于聚会，基本上每三年就会有一次。可是东汉百余年中只有章帝元和二年，“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可见东汉时期已经无力全国性质地赏赐牛酒给所有百姓。再加上发生牛疫的时间点正好和笔者上文所介绍的东汉财政开始走向崩溃的时间相吻合。这证明东汉财政的破产确实与牛疫有关。

汉章帝

汉代财政状况对于后世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财政破产不仅直接使得东汉王朝走上了灭亡之路，同时对于后代也有重要的启示。自曹操掌权以来，他就非常注意外戚对于政权的影响。无论是在魏国建立前后，都很少看到外戚干政的情况出现。这样就很好地结束了外戚势力对于政权的影响。同时，曹魏时期的太后无人称制，基本上属于象征意义。晋朝统一三国后，在制度方面也吸取了汉代的教训。少府这一职务不再负责帝室财政，而是变成了“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从此之后，国家的财政集中到了尚书台及诸曹尚书特别是度支尚书处，这样就减轻了皇族对于国家财政的压力，避免重蹈汉代的覆辙。晋朝虽然飨国时间较短，中间还经历了五胡乱华，士族南渡。不过它的制度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很多制度都被隋唐时期所参考。这样的财政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力量分散，同时还可以防范权力对于国家财政的干预。这对于我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发展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晋政区图

综上所述，汉代财政发展经历了西汉时期的辉煌时代也走过了东汉时期的崩溃路程。这样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由于西汉特有的二元财政制导致力量的分配比例不能长期有效保持平衡，很容易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同时，东汉时期的牛疫灾害对于东汉章帝之后的国家农业发展也具有毁灭性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以至于无力维护政权的稳定。从而酿成了黄巾军之乱和诸侯军阀割据，使得东汉走上了灭亡之路。有鉴于此，后世君王积极变革财政制度，取消了少府管理帝室财政的职权，并且从制度上促进财政管控的权力集中。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前进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