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土司制必然与集权制产生冲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改为中央任命的流官制，从而在西南地区实现真正彻底的统治。
说到改土归流，我们知道是在清朝雍正时期大力推行，并且在雍正九年得以实现。
反映改土归流的油画
不过呢，功劳也不全是清朝的，从明朝开始，皇帝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废除土司制度的努力。
在永乐时期，朱棣平定贵州的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后，就没有将其恢复，而是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加以统治，土司世袭制度从此在这里不复存在。
成化十一年，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私自更改安南入贡线路问题引发边境骚乱。此后安南派兵交涉，借此机会，成化二十年，明朝在蒙自筑城。弘治十六年设流官，正德八年废除安南长官司，设千户所，蒙自成功改土归流。
显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明朝也念念不忘改土归流，加强统治。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处贵州、四川、湖南之间，山高地险，从唐末开始，它就一直处于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下，明朝受封播州宣慰司使。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没有在当地再设立土司，而是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借着战争的机会，明朝将播州改土归流，赢得了一片叫好。
“从此四封千里，尽入皇图，尺地一民，尽归王化，三省永无狗吠鸡鸣之警，四海逆折凭山啸泽之奸。”
奢安之乱
二十一年后——天启元年（1621年）。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
与140多天就被平定的播州之乱相比，奢安之乱从天启元年开始，直到崇祯十年才被彻底平定，前后持续了17年，其中大规模交战的时间将近9年，持续时间远超播州之役。
播州杨氏，虽然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悍然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真正交战的时间更短。
作为西南众土司里实力最强的一股势力，杨应龙的速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立无援。
他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到了奢安之乱，明显可以看出奢氏和安氏两土司在战略上的改变。他们使用了能使用的各种手段，不顾一切拉拢其他土司一起叛乱，
“分头行贿邻司，招凶纳叛”，“由乌蒙、芒部去建昌借兵”，“又将孩子剃头作挖去，差人约反诳示诸苗”。
又散布谣言，“朝廷起兵，几苗府一同要征”。
奢氏和安氏长期以来有着姻亲关系，始终有联络沟通。奢崇明在四川发动叛乱后，安邦彦很快就在贵州起兵响应。
在他们领导下，“四十八支及他部目把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贵州、云南、四川乃至播州残余的土司势力纷纷相应，明朝的兵部尚书赵彦叹息：“乌蒙、芒部与安效良、奢崇明为安酋所饵，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独以孤军撑持于危难中”。
所以，奢安之乱，不仅仅是奢氏和安氏两家土司的叛乱，而能够看做是西南众多土司的集体叛乱，它遍及多省，又是主场作战，明朝要讨平他们，极其费事费力。
奢安之乱爆发的原因，通常认为是明朝官员的腐败和土司们的个人野心。不过，还应该看到，明朝平定播州后的改土归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土归流的副作用
那么话说回来，除了奢氏和安氏土司，西南其他大大小小响应奢安的土司力量，难道就这么好骗，给点小利或是散播一些谣言，就能罔顾后果，不顾一切跟随奢安起兵吗？
奢安的拉拢手段只是其一，明朝攻灭播州杨氏后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也是众土司决意一搏的另一要素。
土司这种存在，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可以看作是帝国内部的人，实际上却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势力根深蒂固。明朝与西南土司的关系，从开始就不是那么和谐，彼此存在着合作、防范和猜忌。
如果把土司们看作是一个个军阀，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军阀们有自己控制的地盘，有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但哪个大一统王朝，也不愿意一直容忍军阀的存在，对帝国政府来说，只要有机会、有力量，就要想法子抹去这些军阀，把土地纳入自己直接统治之下，比如明朝平灭杨氏后所做的那样。
明朝对待这些土司的政策，除了沿用唐宋延续下来的羁縻政策之上，也在不断寻找时机进行瓦解和吞并。
比如明英宗时期的麓川思氏土司，势力庞大，明朝在洪武年间出兵将其击败后，由于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没有实行改土归流，采取了“析麓川地”的策略，在原本麓川的属地上划出五土州府和五长官司进行控制。
周边的土司得到了实际的好处，后来麓川思氏再次强大并反叛，明朝派出王骥三征麓川，征调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土司兵参与作战，这些土司有实际好处可拿，当然也乐于出兵，帮明朝打仗，相当于帮自己打仗。
果然，思氏被击败后，麓川的土地被瓜分，木邦、孟密等土司都得到不少好处。
这是对大土司的分化瓦解。
播州杨应龙叛乱被剿灭后，明朝改变了政策，不再在原地设立土司，而是直接把播州拆解，并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省份。
播州土司被事实上消灭了。
对于明朝的这一招，土司们相当不满意。
站在土司们的立场上来考虑，这其实也不难理解。都是世代统治的世袭制，看到播州杨氏的结局，难免会兔死狐悲，谁也说不准继杨氏之后，下一刀要砍到谁的头上。
在奢崇明看来，下一刀很可能就落到自己头上。
奢崇明是永宁宣抚使司，他这个职位，得来不易，几经周折，为此闹得奢氏家族内部大打出手，并击败前来干涉的官兵。
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奢崇明才被“送之永宁，（奢）世续遗之毡马，许出印给之。”
此后，与奢崇明争夺职位，躲避到永宁宣慰司的奢氏其他族人由于交出印信的问题，又和明朝的官员发生冲突，发兵交战。
这档子事，已经从万历九年奢效忠去世开始，闹腾到了万历三十五年。
奢崇明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四川官府要他发兵攻打永宁，贵州官府却不许他这么做，更有吃了亏的官员时时号称要“改土归流”，像播州杨氏那样，一劳永逸解决永宁这个麻烦。
改土归流并不是说说，之前播州杨氏的灭亡已经让土司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不是有这个原因，奢崇明也未必有胆子，敢于在天启元年借援辽之事和四川巡抚徐可求发生冲突的机会，举兵叛乱。
明朝的态度，其他土司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在势力最大的奢氏、安氏起兵之后，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司群也蜂拥而起，加入了对抗中央的行列。
而且，这时候还有个背景，万历末期以来，辽东战局日益吃紧，明朝的军力重心始终在辽东。要在辽东和西南两线同时开战，对明朝的兵力和财力都是个绝大的考验，土司们起兵的时机，也把握得恰到好处。
这样的军事行动，目的并不是要灭亡明朝，而是通过战争给明朝带来的打击，谋求自己独立的地位，或是通过战果逼迫明朝坐到谈判桌上，增加自己的筹码，以免重蹈播州杨氏的覆辙。
于是，经过长达17年的混乱，奢安之乱才被最终镇压下去。这场战役，明朝耗费了极大的兵力和财力。
《明熹宗实录》有过统计：
“除去战争间隙，平均计，镇压着安事件，十年间应耗兵560万人次.运夫45O万人次，日用银12000两，日用米7200万石；集中大将、偏稗将、抚按司道印官上千员。”
明朝的选择
花费这么多精力，好不容易平定奢安。看上去，应该和播州一样，借战争机会，把奢氏和安氏土司辖地也改土归流。
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明朝也有苦衷。
上文已经说过，在播州归流后，开始是赞誉一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这个政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收不到实际的利益，反而耗费兵力和钱粮。
如朱燮元就上疏称：
“蜀自遵义郡县以来，不以得土为利，翻以养兵为累。故谈及改流，辄多蹙额。”
福建御史余文火曹也说：
“尝见遵义郡县其地，近者三十年，则壤所赋几何？有无补于公家？而城郭宫室官僚守卫之费，先已不资，安在广地之不荒，而远略之足勤也？”
地方官的意见很实在，播州改土归流以后，收益没见到多少，还要派兵镇守，靡费粮饷而所获不多，成本倒挂。
考虑到实际情况，在奢安被击败后，如果再坚持改土归流，以崇祯时期的国力，恐怕是难以为继。
并且，在改土归流的刺激下，难保其他土司不再叛乱。在朱燮元等人建议下，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决定延续土官政策，把水西和永宁的土地分给当地土官和有功将领治理，“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
在保持土官政策的前提下，朱燮元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举了番州土官的例子：
“（番州）止弹丸小州耳，为长官司者一十有七，乃二三百年未闻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顺也，盖地大者跋扈之资，而势弱者保世之策也。”
总结起来，就是分而治之的意思，大土司势力强大，一旦叛乱容易裹挟众多小土司，现在把大土司的土地拆解成若干小块，分给不同的小土司，他们就没有力量掀起大的叛乱。
朝廷予以采纳，贵州和四川最强大的土司也消失了。
小院之观
奢安之乱之所以爆发，除了明朝末期吏治的腐败、奢安土司的野心之外，播州之役后实施的改土归流，是促发其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长远来看，改土归流是国家统一的必然趋势。不过，在明朝晚期的国力下，强行推行改土归流是个得不偿失的政策。
它产生的副作用，使得奢氏和安氏可以联合众多心怀狐疑的小土司，从贵州到四川左冲右突，当地地形复杂，又缺少得力土司兵援助，明朝跨省调兵困难，这使得奢安之乱能延续十七年之久。
这场长期的战争，严重耗空了明朝的国力，对辽东战局的恶化，起到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平灭奢安后，朝廷也意识到此时的明朝无力再推行改土归流，只能暂时延续土司制度，换回西南边境的片刻安定。
可见，改土归流虽然是大势所趋，如果不顾国力推行，反而会动摇统治力。到了清初统一后，统治还不是十分稳固，康熙也始终没敢大规模改土归流，而把这个担子留给了儿子雍正。这时候，西南最大的几个土司：思氏、杨氏、奢氏、安氏等，经过明朝的打击，已经灭亡或没落，雍正的工作就好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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