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三国除了江陵还有哪些人】专题微史记 | 宋杰谈关羽及江陵战略地位变迁

最近庆州拆除关羽雕像的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讨论。我们都听过刘备赛跑的故事，关羽在赛跑中有什么事迹？如果为赛跑找代言人，关羽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庆州在三国时代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杰对三国历史地理进行了相当的研究，撰写了《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一书。

一

记者：宋教授，三国时期，荆州在军事上的地位是怎样的？

宋杰：荆州是西汉和东汉十三州之一，内含七个郡（国），这是大荆州的概念。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小荆州，即今天的荆州市，三国时期叫江陵，作过南郡和大荆州的治所。

春秋战国时期，江陵是楚国的首都；秦汉时它是南方的重要都市，但是直到汉末，当地很少发生大战，它的军事地位并不很重要。到了汉末三国，江陵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前后爆发过七次激烈战斗。

记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宋杰：江陵的战略地位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斗争形势是东西对峙，还是南北对抗。

从战国中叶到王莽末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是以华北平原为主体的“关东”和以关中平原为主体的“关西”这两大区域。与之对应的是，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也表现为东西对峙，像秦与山东六国之战、楚汉战争、吴楚七国之乱、新莽与绿林赤眉农民军的战争等等，双方交战的主要地段是关东、关西接壤的豫西丘陵、南阳盆地和晋南豫北地带，江陵并不在上述范围之内。

但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华北平原和关中地区受到军阀混战的严重破坏，经济相当衰败。与此同时，南方的荆、扬二州和巴蜀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成为北方士民避难之所，在经济上能够与中原抗衡，政治斗争的地理表现也就随之演变为南北角逐，而双方军事冲突的地点也跟着转移到了南北经济区域交接的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秦岭山地，江陵正在其中，其军事地位价值因此也陡然攀升。

就江陵来说，它成为三国的战略要地，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江陵地区处在两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春秋以来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二是江陵处在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干线的汇合点，是重要的道路枢纽。在南北陆路交通方面，从江陵渡江南下，可以经长沙越五岭至广州；北上经过襄阳、樊城进入南阳盆地，能够直通 “天下之中”的洛阳，或经武关到达关中、出方城莅临华北平原。尤其是从江陵到襄阳的陆路是著名的“荆襄道”，秦汉帝王屡次走这条道路巡幸南方。而在三国时期，无论是曹魏挥师江南，还是蜀汉、孙吴北上攻魏，都会考虑把荆襄道作为主要进军路线之一。东西交通方面，江陵则是横贯大陆的长江航运之中转站。所以在军事上，从江陵出发可以向几个方向用兵，由此被人称为“四战之地”。清代学者顾祖禹说它：“自三国以来，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顾图（局部） 宋·李迪（传）

二

记者：请问三国时期江陵的战略地位是否有过变化？

宋杰：是的，前后有过几次变化。第一次是在赤壁之战以前，江陵曾成为曹操、刘备争夺的目标。刘表治下的江陵储存有大量的粮饷器械，是重要的兵站。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琮束手投降，而刘备从新野撤退，就是想率先赶到江陵，凭借它的富足来和曹兵对抗。曹操识破了他的企图，率领精锐骑兵从襄阳南下，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刘备则受到随行百姓的拖累，行军缓慢，以致被曹兵在当阳长坂赶上，几乎全军覆灭。曹操抢先占领了江陵，实现了战役目的，胜利结束了荆州作战，并把江陵当作此后征伐江东孙权的出发基地。

第二次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军与曹军对江陵展开了激烈争夺。鲁肃和甘宁都曾向孙权建议，在立足江东后要西取荆州，完全控制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刘备也以辅佐刘琦为名，用兵为其收复荆州。这两股势力各怀自己的心思，在驱逐曹操势力的目的上达成一致，因此合兵围攻江陵，与曹操留守的主将曹仁发生激战。双方交战一年以后，曹仁的兵马粮饷消耗严重，却得不到及时补充，被迫从江陵撤退到襄阳。孙刘两家获胜后进行了土地分割，由于周瑜领导的吴军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划分疆土主要是按照孙吴的意愿来进行，孙权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占据了江北从江陵西至峡口夷陵的领土，按照周瑜的设想，下一步他要兵入巴蜀，然后北进夺取襄阳，窥视中原，江陵是他实现上述作战目标的出发基地。刘备则被安排在偏僻的江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被周瑜占据的南郡隔离，既不能进占四川，也无法赴襄阳。

第三次是在“借荆州”之后，江陵的战略价值又发生了变化，成为刘备在荆州的统治中心。赤壁之战以后，曹、孙、刘三家对江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处置态度。曹操在经历兵败之后，明白自己尚且没有统一中国的力量，决定收缩战线，努力恢复发展中原后方的经济。他“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全力防守这三座前线要塞。为此曹操命令曹仁从江陵撤退，放弃了这座城池，不再把它看作“兵家必争之地”。而周瑜死后，孙权面临着曹操“四越巢湖”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集中兵力防御，被迫把刚刚占领的江陵以及南郡交给盟友刘备，将当地吴军撤回。而对刘备来说，江陵及南郡则是他实现“隆中对”战略计划不可缺少的要地。因为在曹仁撤离江陵后，当地和峡口的夷陵都被周瑜占据，自己只分到荆州的江南四郡。按照诸葛亮的谋划，刘备下一步应该西取巴蜀，然后兵进宛、洛，两路进攻曹魏，江陵所在的南郡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出发基地，所以志在必得。为此刘备不惜冒着被扣留的危险亲赴江东，向孙权商议“借荆州”，最后终于满足了他的愿望。此后江陵成为蜀汉荆州的首府，也就是统治中心，当地经济和人口又繁盛起来，刘备领兵入川，关羽率众北伐，江陵是他们的后方基地。

第四次是在公元219年孙权占领荆州之后，江陵变成了吴国对魏防御的前哨据点。孙权消灭关羽后，将南郡的江北居民迁徙到江南，把对魏作战的防线后撤，江陵只留下少数部队镇守，南郡和荆州的治所与军队主力也移到了长江南岸，致使江陵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失去了区域统治中心的重要地位。曹操死后，曹丕曾经派遣大军围攻江陵，守将朱然接连打退魏军的进攻，尽管最后只剩下五千残兵，仍能力保城池不失，守住了这座前哨阵地。因为襄阳到江陵数百里间少有百姓居住，曹魏南征大军在沿途得不到足够的补给，所以孙吴的荆州统帅陆抗认为江陵的重要性不如夷陵，敌军即使攻占了江陵，也解决不了粮饷供给问题，最终还会撤走，所以他对当地的防务不像对夷陵那样重视。

第五次是在西晋灭吴战役中，攻占江陵并消灭南郡的吴军是晋朝用兵的一项重要步骤。按照事先的作战方案，西晋攻吴的主力是王濬、唐彬率领驶出三峡的益州水师，他们在占领夷陵、荆门之后，必须在江陵附近得到荆州都督杜预一万七千人兵力和粮草器械的补给，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东进。为了实现江陵方向的作战胜利，晋武帝把贾充率领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军”部署在襄阳，准备随时支援杜预的南下进攻，以确保完成这一计划。结果在晋军优势部队的围攻下，历时9天就攻占了江陵，使王濬的水师成功地获得了补给，因而顺流直抵武昌、建业，迫使吴国皇帝孙皓投降。

三

记者：新闻上说荆州市正在拆除关羽塑像。抛开《三国演义》等小说记载，在真实的历史上，关羽和荆州市的关系很紧密吗？他在当地政绩如何？

宋杰：历史上关羽与江陵城的关系非常密切，公元210年，刘备在“借荆州”后派遣关羽领兵驻守江北的南郡，江陵就是他的根据地。公元214年，刘备占领四川，任命关羽为荆州军政长官，治所仍设在江陵。关羽主持了江陵城重修工程，将旧城的面积向南延伸了一倍，并在新旧城区之间增筑城墙以加强防务，他和数万将士的家属都住在坚固的江陵城内。关羽主持荆州政务以来战功卓著，威震华夏。此前刘备和诸葛亮先后率荆州数万军队进入四川，使当地的兵力明显削弱。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关羽扩军备战，打造了一支强悍的精兵，不仅将对魏作战防线向前推进了数百里，迫近襄阳城下，而且控制了汉水航道，迫使曹操的荆州主将曹仁撤到樊城，还消灭了于禁的精锐“七军”，说明他在训练和指挥作战上卓有成效，可以说荆州百姓和将士成就了关羽一生中最为显赫的军事功业。

但是作为荆州的最高长官，关羽的行政管理能力相当欠缺。史书上说他善待部下将士，却对下级行政官员和当地士绅非常傲慢，和这些人的关系不好。孙权在公元215年首次进攻荆州，关羽属下镇守长沙、桂阳、零陵的官员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迅速地丢掉了三个郡。公元219年孙权再攻荆州，驻守江陵、公安的南郡太守麋芳、将军傅士仁一向怨恨关羽的蔑视，又因为粮草军需未能及时供应前线而引起关羽的愤怒，扬言回去后要加以严惩，致使二人恐惧不安，在吕蒙袭击荆州时放弃抵抗，献出公安、江陵二城，断绝了关羽的归路，数万将士的家属成为俘虏，局面遂不可收拾。

另外，关羽在对吴外交上一味强横，助长了孙权的敌意。孙权曾派人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而关羽不讲策略，当场予以拒绝，并恶言辱骂来使，让孙权十分恼恨。由于前线长期作战，粮饷匮乏，关羽命人在湘关抢夺吴国的粮米，促使吴蜀两国的矛盾发生激化。关羽还看不起驻守边境的年轻吴将陆逊，轻易地被他的来信和装病的吕蒙欺骗，撤走了沿江防范的部队，使吴军偷袭成功。

总的来说，关羽只是一介武夫，不具备担任荆州军政长官的综合能力。刘备派遣他出任是用人不当，结果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经指出，刘备在四川遇到的对手刘璋相当软弱，调遣关羽领兵入川助战就足够了；镇守荆州的重任，应该继续留下诸葛亮来担当，张飞、赵云协助，这样文武相济，就能处理好与东吴的关系，保住荆州不失，所言是很有道理的。

关羽擒将图 明·商喜

四

记者：三国以后，江陵的战略地位如何？

宋杰：在东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中国仍然保持着南北对抗的政治形势，江陵因此还是战略要地。宋代胡安国说这一地区，“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不过，南朝与后来和金国、蒙古对抗的南宋，它们的前沿阵地都设在依山傍水、形势更为险要的襄阳，江陵是襄阳的后方，地势平衍，无险可守，所以在战略价值上不及襄阳重要。

记者：如果为江陵，也就是现在的荆州选一位代言人，关羽是否合适？

宋杰：当地建造规模巨大的关羽塑像，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关羽后来在中国成为神化的偶像，既是“武圣”又是民间的财神，名气太大，用他作荆州的代言人恐怕有蹭热度的嫌疑，而并非看重关羽在荆州的业绩。如果以功业职守而论，关羽虽然屡立战功，但是晚节不保，未能及时从襄阳前线收兵回防，又放松了对吴国和留守官员的警惕，致使江陵等地迅速陷落，属于严重的失职。关羽没有守住江陵，荆州的江北百姓由此遭受了离乡背井、迁徙流落的灾难，当地经济也由此受到沉重的破坏；而蜀汉遭到丢失荆州的重创，等于在三国的激烈搏杀中断落一臂，再也无法实现“隆中对”所制订的两路出击、收复中原之设想。因此对于荆州和蜀汉而言，关羽的功绩远不如他所犯下的重大过失，这既是他自身的缺陷所致，也是刘备指挥调度失措的缘故。

我的看法，如果是按业绩来为荆州选代言人，应该选择那些为荆州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士。比如春秋时楚国的贤相孙叔敖，在他的治理下，郢都（现在的荆州市）和江汉地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楚庄王能够建立兵伐中原、称霸诸侯的伟业，孙叔敖在后方的成功建设和有力支持功不可没，而“大意失荆州”的关羽并不是合适的人选。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来源：紫牛新闻